運用漢文獻應注意的問題
關於先秦史料在漢代時能留下多少，從後世的學術定論看，由於秦“焚書坑儒”，殺害知識分子，毀滅文化學術，將民間藏書毀滅殆盡，官方之藏書又毀於項羽之手，至此，先秦圖書典籍絕跡。然而，翻開漢史細看卻並非如此。東漢時，學人已對先秦原始書籍是否留存的問題開始爭論，如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而王充在《論衡·書解篇》中卻說：“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司馬遷也說：“《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史記·六國年表序》)，“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於太史公”(《史記·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見，至少在司馬遷時期，仍有許多遺文流傳。《史記》中所提及的先秦文獻至少有近80種，如《五帝本紀》中言及《尚書》、《春秋》、《國語》，《殷本紀》中言及《詩》，直至列傳，言及諸子數十篇。司馬遷所言書目是否他本人都見到過，我們不得而知，而所見之書的來歷我們也只能知道大概。
秦漢之際，由於社會動亂，再加上焚書以後的挾書之禁，學術文化事業受到嚴厲封殺，“秦撥去古文，禁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儀禮，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史記·大史公自序》)。“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待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漢書·藝文志》)。由此可見，先秦文獻在漢代時確有存在，然而也已是七零八落。官府之書再加上劉向父子的加工整理，究竟還能保持多少原始面貌呢？
保持上古史本來面目的文獻資料在西漢時已經為數不多了，再加之王莽篡政時，劉玄起兵，赤眉攻入長安，縱火焚燒宮，一把火把三萬藏書毀於一旦。以劉歆為主的一批儒家文人便託古改制，他們糅合了撰寫史書作者自身思想意識觀念及現實社會思想文化學術觀念，這種影響、干擾和制約，使他們整理過的東西均帶有維護封建統治的性質。從而掩蓋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那麼，在研究上古史時，如何看待漢代文獻呢？
第一，漢代文獻裡每每提到上古史時，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神話代史，而且越是時代較遠的人物，神話色彩就越濃厚，從開天闢地之盤古、煉石補天之女媧的不知所出，到伏犠、神農之人神感孕而生，再到唐堯、虞舜的系統家譜，足以證明這一點。這其中的最大原因，就是人們對遠古時期先民們在生產生活中的某些發明創造事實的人格化所造成的。如燧人氏、神農氏、伏犠氏等，從他們的名字上我們不難看出，這是將人工取火、土地耕種、漁獵等遠古先民們經過長期與大自然搏鬥的艱苦實踐才發明的東西而用三個“氏”給人格化了。古代傳說中的英雄們或多或少都存在這種人格化的問題。因此說，人們在傳頌自己的祖先時，往往會把他們的事蹟和作用加以誇大，使後人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人類的歷史是由少數才智非凡、貢獻巨大的英雄們創造的。所以，我們在閱讀和分析漢代文獻時，應始終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思想武器，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為指導原則，對文獻作具體的分析，去偽存真，力求實事求是，客觀公證。結合考古發掘資料，來尋找能夠說明那個時代有價值的東西。通過具體的傳說、神話、人物來考察一個時代的社會情況，才不至於陷入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中去。
第二，在查閱和運用古代文獻時，應特別注意儒家以外的諸子文獻，它們自漢代以後屬非官方倡導之書，對其加工改造的成分相對較少。官方正史的記錄因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和制約，如《史記》最早的歷史從五帝開始，且仍受大一統思想及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而儒家以外的諸子，則往往能夠反映歷史的真實性。如《莊子·盜蹠篇》雲：“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呂氏春秋·恃君覽·恃君》亦云：“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等等，大致反映了上古史的本來面目，一是印證了享利·摩爾根、恩格斯所說的“母系氏族”社會，二是與考古發掘資料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等相統一，因此應該說這類記載的確講述了歷史的真實性。
第三，在查閱和運用古代文獻的同時，應與民族學資料相對應。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致使一些現存的民族中依然保留著許多原始社會的痕跡，這對於我們研究原始社會史，無疑是很好的活化石。許多古代文獻中的記述，都能在民族學資料中找到印證，漢文獻中的許多記述，即亦如此，因文獻資料較多，在此故不作鋪陳。另外，文字學資料亦不可或缺，如許慎著《說文解字》，亦多能反映出許多歷史的真實的東西。
第四，漢代文獻資料有其時代的侷限性，但作為歷史研究的文獻資料，它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因此，除現代考古發掘資料、民族學資料、文字學資料外，漢代文獻便是通向上古的不可逾越的文獻資料。我們不能因為它有篡改歷史的因素而拋棄它，儘管它對上古史是以神話代史，然而，任何神話傳說都不是無緣無故地編造出來的，它是在無文字的時代通過口頭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史詩，雖有不實的成分，但確有真實的內核，無論漢代人怎樣加工和曲解，能夠說明其真實內核的因素依然存在。如黃帝、神農等人的人神感孕而生，大致說明了他們所處的時代，雖已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時期，但母系血緣的紐帶尚未徹底脫離的社會事實。因之，研究古史，漢代文獻仍是最重要的文獻資料。
徐旭生、蘇秉琦先生合著的《試論傳說材料的整理與傳說時代的研究》（《史學集刊》第五期，1947年12月）中，將古代文獻按傳說史料的本質與來源分為兩類：一“原生的”，包括一切見於早期記載的傳聞異說。二“再生的”，包括一切見於後期記載之假的、偽託的、孳生的傳說故事。傳說文獻分為三期，第一期：商周到戰國前期的作品，如甲骨文、金文及《尚書》、《周易》、《詩經》、《論語》、《左傳》、《國語》等。第二期：戰國後期到西漢末的作品，如先秦諸子、《周書》、《山海經》、《大戴禮》、《史記》、《淮南子》等。第三期：東漢以後作品，如譙周、皇甫謐、酈道元諸人書中保存的一部分古代原始的民間傳說。並說明三期之間的可信度依次遞減。
選自《始祖文化濟寧探源》彭慶濤 彭求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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