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的盛景再次唤醒遥远的梦，使我们的幻想富于生气。——法国哲学家 巴什拉
一
时间之水徐缓而过，如雾如雨，混沌迷濛。三十年雨量丰沛，就足以形成一道河流，足以有浪，拍打如崖的河岸。
在崇山峻岭间，在层层叠叠的冰山和草滩里，大江大河汨汨流出，形成裙裾一般飘逸的蜿蜒水系，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干支交错、叶脉纵横，穿梭、汇集、闭合、交错，永不停歇，勾勒出了华夏文明最初的模样。
大江大河流经的区域，一般都是城市的诞生之地。文明的初始，就以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以及金属工具的使用为标志。纵观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在大江大河的近旁。一个个显赫的王朝，也多建都在江河流域。即使是水势略小的河流，其岸边或汇聚之地，也多为市镇村落聚居之处。尤其在古代社会，越是河网密布，就越容易产生定居群落。一条大河足以成就一方文明——四大文明古国，就是江河的赠礼。
从地理空间看，江河是一种流动的景观。流动净化了水的品质，为生存及文明发展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淡水。江河沿途所携带的各种有机质，可以用来改良土壤，对两岸的居民而言，那是最宝贵的农家肥。
江河是生命之源，有江河滋润的地方，生活一般不会太过艰难。河流的航道可以反复无偿利用，只要江河的水体深度、宽度、落差等符合一定的要求，物流与交通的问题天然得到解决。主流、支流、湖泊、沼泽、水渠、流域、气候等诸多元素，促使国家与政治关系的根据和基础得以形成。温度、土质、物产、地势等，也在无形中推动沿岸居民产生合作与互助的心态，促使共同心理和统一思想的形成。在江河源源不断的启发和薰陶下，文学和艺术也在孕育发生。
在内陆荒漠与黄沙衬托下的缺水地区，更凸显着河流与生命的紧密关联。两河流域远不如中国稳固而辽阔，虽也是两河，却没有中国那样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且处在强敌环伺的中间地带。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塞琉古王国、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贵霜帝国……王朝如风，无数的沉浮生灭、兴衰枯荣之后，似乎谁都无力在这块土地上久居。轴心时代形成的古文明，亦多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有的被罗马化、阿拉伯化，有的被波斯征服，或者雅利安化、穆斯林化。无数的征服、失序、动荡，在深远的岁月里低回。
埃及受地理环境所限，疆域不大，生存迂回空间也较小，只有一长条的河谷绿洲，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且正好处于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东邻西亚，极易受到来自欧洲和中、西亚地区新兴王朝的冲击和震荡。历史的进程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马其顿人、阿拉伯人的侵入，直接导致了当地原生文明的中断。
史事如镜，一览无余。千载之下，唯有中国的农业文明一枝独秀，得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元气充沛，阴阳纵横，加持着东方古国，成就了世界上最典范的大河文明。
梁启超尝问：中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明五祖之一”？他自问自答：“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
“北峻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西有高山、北有大漠、东南有大洋，好一个天然的大保护伞。雄浑的黄河文化、清幽的长江文化，中华文明于此屏障间起伏跌宕，传承不辍。假如把这特殊的地理条件，看作是一种天赐，那么上苍待华夏民族确实不薄。
在冥冥中的天启神示之下，风格迥异的江与河从不相遇，却在与对方的相映互补中显身，由此产生了一种“阴阳生发”式的发展方式，如太极阴阳图般不断生发出新的气象和存在，表现为生生不已、多姿多彩的思想、学术、审美与文明。中国文明从古至今没有中断，这种令人惊讶的连续性，更得益于江河文明自身具有的文化特性。
中国的江河，凝聚着一种千年盼望，具有恒久的稳定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华夏民众的亿兆众生，勤耕苦作，只盼稻谷丰收。他们早上走出定居之处，在固定(稳定)的耕地上种植庄稼，晚上又睡在定居之所。他们不仅春种、夏锄、秋收、冬贮，一年四季都劳作于相对稳固的耕地上，即使年年都有风霜，岁岁有雪雨，他们依旧在大河的流域上安然栖息。江河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精神寄托，历经沧桑变迁，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发过多少次泛涝，同时也在进行着从地理层面到精神层面的深化与升华；其所植根的土壤，不是别的，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中国的江河，其战略地缘的价值无可比拟。长江穷极荒野，势尽东南，“横断天下为二，吴其首也，皖赣项也，荆楚腹也，巴蜀尾也，天下英雄鞭策六合，宰割河山，必收长江以开伟略。而长江遂为用兵必争之地矣”（金季鹤：《长江军事地理谈》，载《联益之友》1927年，第42期）；这样的地缘价值，动态地托举着两千多年来的国家政治基础，稳固其本体性，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海纳百川而本色不易、渐变发展而非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
长江黄河不单纯是地理上的河流，而且是中华民族史上重大的文化命题，汇聚着中华五千年光辉绝美的历史文明，是“两管永生的音乐”（余光中），奏响了“双江河文明”，在民族生存和发展中，有如天赐一般，提供了进退的余地、回旋的弹性与哺育的摇篮，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民族共同体。
“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无根之人，会在他们熟悉的种族联系与文化传说中寻找庇护”（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在华夏民族悠长的文化想象里，江与河最能承载一个伟大文明的价值和情感，涌动着重铸民族魂魄的巨大热能，在急剧演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江河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的母体性象征。这种象征的存在，也使得这片土地在经历了那么多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后，中华文明仍然能够在异域和异族文明的交流、冲突和碰撞中，恢复生机与活力。
二
江河亘古流淌，两岸沃野，水滨泽畔，成为先祖选定的生息之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沿着河流的方向，指示着一种人类哲学思想发端的意味。山泽川流的精魂，穿透数千年茫茫岁月，有如文化遗传密码一般，渗透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好似“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蒸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母体文化，成就了深邃动人的文化哲学境界。
“江河”的意象，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是在动态中包含着创造，包含着意义的附加和激发。江河象征着生命的充盈和富饶，昭示着宇宙自然运行的不停顿性，如同血液在人的皮肤下、肌肉里奔腾，也强化了华夏民族柔韧、沉稳、百折不回的思想境界。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江河与万物通，形成了生发和维持人生存意义源头的终极态势。其刚健自强、生生不息的特点，一如中国文化积极有为的精神，所谓“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势如江河，其喻示的真理，首先不是柔弱，而是以“刚毅”之精神，奋斗不止，绝不懈怠，使一个万物并做的世界得以成立，气象万千。
这个世界需要有大量的河流，去连贯东西、沟通南北，给周围地区带来灌溉、交通、渔业等便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认识者视野的开拓以及彼此间交往的展开，就连江河的治理也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自然的“长江”由千万条支流汇集而成，流经多个省份，跨过多个地区，分上中下游，若要江河安澜，只有放下身段，相互协作。
在精神层面，江河沿岸居民容易产生一种合作与互动的心态，经受共同或类似的风雨考验，形成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亲和，形成血肉情深的“民族间文化哲学”，有共性的心理和思想由是生焉，完整意义上的“长江”“黄河”也得以产生。
在中国的语境里，“桃花源”与大同世界、乌托邦几乎同义，可见中国文化里对江河之“源”，有着直觉一般的崇拜与向往。在潜意识里，江河之“源”是一种不甚清晰的存在，是历经人世苦难之后的回归之地，是与世俗居所意义完全不同的一个圣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一份美丽超拔的想象，包含着对自由的某种浪漫向往，营造出与浑浊现实截然不同的纯粹和清澈，构成了一代代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内心图式和想象材料。江河的漫漶和源头的未知，将人引向理想中隐秘而自由的桃花源，激发回归的冲动。
而在西方的文化原型里，被放逐者“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成了最自由、最放任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福柯语），河水的流动性恰好契合了放逐的漂泊性，于是流放地就被赋予了“等而下之”的社会属性。但是如果河流取得了主体的认同，对于外界社会造成的种种不公，河流又具有了规避外界险恶、保护主体的港湾性质。当然和陆地相比，显然河流上的漂流生活不适合普通人的生存，河流是为获罪者天然的流放地，这显然和中国语境中令人神往的家园想象有所不同。
一条河，就是大地的一条脉络。有它汩汩的脉动，大地才能葆有深沉的生机与活力。因为有了这些河流，才会有鸢飞鱼跃稼穑葳蕤的世界。对于河流的崇敬，东西方没有什么不同。“对于一个简单而健全的心灵，一条河，尤其陌生的河，就是一种神力……滔滔无尽而有规律的流水，使人体会到一种平静雄伟、丰富、超然的生命”（丹纳《艺术哲学》）。尽管如此，从历史上看，还是华夏民族与江河保持了更为长期而又深刻的联系，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或民族能与之相比。江河万古奔流，几乎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奋斗史。江河以其可喜可畏的威仪、亦生亦杀的恩威、能屈能伸的襟怀，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避难所。它不同恒流，自有千秋，无论是作为自然长河还是作为文化大河，都以其自身的影响力，镌刻了中国历史最深刻的发展轨迹。
三
1985年5月底，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员尧茂书，带着“龙的传人”号皮筏艇、一台16mm电影胶片摄影机，一台美能达相机，几十盘电影胶片，转道西宁，格尔木等地，最后搭乘货车、牲口等，于6月11日抵达长江源姜古迪如冰川，开始了他艰辛而壮烈的旅程。在姜古迪如，尧茂书第一次看到了大江源头的冰川，融化的冰水滴滴汇合，最后变成溪流，变成纵横的河网。他被冰川的雄壮之美所震撼，在冰川中连拍数日，迟迟不愿离去。
6月20日下午4点多钟，尧茂书将两边写着“龙的传人号”五个大字的橡皮船推下了水。经过三天两夜的漂流，行程375公里，23日到达了长江源头第一个小村镇沱沱河沿。
7月16日，尧茂书的船漂过直门达。在玉树，他受到一次高规格的接待。当地民众听说他的壮举后，也蜂拥而来，向他致意。7月23日，尧茂书离开直门达，向金沙江进发。
行旅日益艰难，“房子那么大的水”迎面打来，洪流像褐色的被激怒的巨龙。融化的雪水透骨冰凉，为了赶时间，他不得不还加班夜航。此外，漂流中还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奇遇，除了恶劣的天气，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食肉动物等。
7月24日，尧茂书在金沙江上游水急浪高的通珈峡翻船身亡。
藏民发现了江心石头上倒扣着的“龙的传人号”，还有散落的猎枪、相机、笔记、证件……“他漂到了坡度在9英尺的青藏高原边缘，落入落差60-100英尺、白浪滔天的水汽中，尸骨无存。”（美国探险家肯·沃伦语）
这次载入史册的国家地理保卫战，发生在《话说长江》热播后的第三年。这是特定年代心灵史的景观。这种心灵景观，是一种行动中的思想方式，一种强烈的“江河情结”，有如血脉之于人体，江河即像血脉一样，将自我与国家，以自然式的“血缘”关系连接在一起。在这种思考中，漂流者与中国的江河已经处于一种无法分解的胶着状态。由于漂流者的行为，江河有了品质、意志、精神和灵魂，在它原本粗莽、没有感官知觉的世界里，开始搏动一种巨大的、令人感动又令人惧惮的新生命。
一种略显激进的“河流想象”与行为艺术，建构了一代人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凝结了历史与民族的双重心理。河流成为流动的文化载体，串联起宽广无声的中国。“同饮一条江”引领的国族认同，更赋予整个族群以紧密、同质而统一的共同情感，折射出中华民族接纳百川的凝聚力，和有若大江浩荡东去的生命活力。
不仅是长江与黄河的漂流者，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代人，正是通过对“国家的血脉”——长江黄河的漫游，重建起对自我和“民族国家”新的认同。在一往无悔、孤注一掷的冒险与漫游里，民族国家具有了一种自然存在性，“江河”演变为博大、壮阔、汹涌不息的民族符号，而以必死之志决然扑向江河的长漂者，也在喷薄咆哮的河流中，找到了新生的力量。
历史有如一道不息的洪流。也是从那一时期开始，伴随着对民族身份与精神的崇高性探寻，江河开始在文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焕发出无比自信无比雄劲的史诗气象。江河主题多声部的交响，凝结了民族心理和地域文化，江河基因在神话、传说、历史和民俗的诗性重构中现身，彰显了时代话语的冲动与想象。
在很多作品里，遍布中国北方的大河构建了不同的“中国形象”，江河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的原型力量，无定河“曲流宽谷”的沉静阔大，黄河的汹涌不息和缄默的苦难，额尔齐斯河的自由和清新，湟水流域古老的彩陶流成了一条艺术长河，永定河谷的沙砾铭刻着古老岁月的梦境，最后遥远的黑龙江突显了一种原发性的生机和力量，这些河流的冰封与沉默，解冻与欢唱，展示了华夏民族往复生息的文化气质，清晰标识着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流动性与多维向度。
从额尔齐斯河来到黑龙江，“这些河流勾画出半个中国，勾画出一个神秘的辽阔北方”。（《北方的河》）关于河流的漫游，蕴涵的正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诉求。江河唤起了复苏与滋养的力量，呼应着人们对民族振兴的极度热情。人们在梦中亲见了那条冰封半年之久正在开冻的“黑龙”，“一声低沉而喑哑的、撼人心弦的巨响慢慢地轰鸣起来。整个雪原，整个北方大地都呻吟着震颤着。迷濛的冰河开冻了。坚硬的冰甲正咔咔作响地裂开，清黑的河水翻跳起来……这河苏醒啦，黑龙正在舒展筋骨……黑龙江解冻了，黑龙就要开始飞腾啦。”（《北方的河》）
“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一种沉雄苍凉的崇高感和坚韧深厚的力度感将叙述推向高潮，江河日夜不停的喧闹，正是原始生命的呼喊与青春的律动，也礼赞了民族国家新希望的图景。
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是一部壮阔幽微的自传体史诗性著作，也在不经意间，展示着老一辈学人对于江河持久的信念。《巨流河》结尾处写到：“我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入黄河，再流入东海，融入海潮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作者心里有一幅万流归海的“心灵地图”；一个族群之所以成为一个族群，是依靠水脉相连、血脉相通的共同历史记忆形成的。从巨流河到哑口湾，中国大陆北端的辽河之水缓缓流到台湾南端的垭口湾，或从山河小溪、涓涓细流的神秘长江源到漫漶无边、奔流入海的的富庶河口，虽隔千里，但浑然一体无法分割，呈现着中华民族整体表征。形聚神离的“千山万水”，原来还是“同一条江”。当“同一条江”这个地理元素，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的时候，这种象征会深深映在作家的情感深处，并深刻影响其作品内在的气质与秉性，无论岁月流逝、朝代更替，都无法撼动、无法改变。
江河，不但自身拥有自然生命，也是大地的血脉。河流与人体的血管在组成结构、物质交换和动力学原理上，都有令人惊异的相似性。人类干预过度，就会使河流之生命趋于丧失，就像一个经历了过度医疗、奄奄一息的病人一样。
大自然渐变与突变交替，我们生存于漂浮的陆地上，变化的环境中，变动不居也是江河的常数。江河是极丰富而又极脆弱的生命体，所有的表象都有内在的联系，就像江河和地质、地貌的关系一样，它们是一个息息相关的生命系统，唇齿相依，共生共荣。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使命是多重性的，其中更重要的职责，是培育并确保多样性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江河历时性地倾诉着人类共通的情感；将一些地理的要素内化到灵魂最深处，影响到人的思维、观念、个性、气质与行为等；甚至已经嵌入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像是一种源自于母语或血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
很多年后，我开始真正理解江河的真正含义，这个过程至为艰难，因为最本质的东西，都已被漫漫时光所掩盖。我也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讲乡愁，为什么敬祖先。一处乡渡、漫天飞雪、几声篙橹、一盏风灯，乡愁是文艺哲学永恒的冲动，是时间在空间里的流淌，是历史的沧桑在江河上的浪漫之旅。在我心中，江河不再隐喻着隔离与孤独，相反，它是温婉、博大的母性之河，赋予我们终其一生的滋养；回乡的路途上，每个游子都充满了喜悦和感激。
江河蕴含了中国文化多元化的基因，是人类返回生命最深处找寻精神寄托的源泉，是中国传统乡村主义世界观的永恒风景，是对历史、神话和英雄的回溯性想象，是中国文化独特的情感方向与精神逻辑。我希望时代发展至今，江河的基本精神还依旧灵动，还能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大河漫游”的文化想象，也能重绘时代的空间及地缘的民族身份，在民族精神的复兴或重建中，依然能产生最大的张力。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心事浩茫的天涯游子，尚不知乡关何处，但却悟透了几许世事的变化，从来就是河东河西。每一个人其实都像一条潺潺的溪流。而江河标记了一个人故乡的所在。我看着远山远河的起伏，用文字记录人与河流相容与共的画面，感受时代浮沉，经受洗礼。或许这种想象性的书写只是一种幻象或徒劳，但同时似乎又具备着某种魔性的吸引。江风阵阵，吹过头顶，一艘轮船正鸣笛起航，与少年离乡的航道依稀重叠，碾出万倾江潮。
江河，半世纪前浩荡的江声／多深沉的喉音一直到枕／午夜摇我入睡，清晨唤我起身／想早已后浪推着前浪／波光翻滚着时光，滔滔入海了（余光中《嘉陵江水》）
撰文 | 刘东黎
排版 | j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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