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宅在家中，閒翻方誌以度自我隔離之時光，竟從中見識了歷史上兩位稷山縣宰在大疫大災面前的情操與擔當。
兩千多年前，六國滅，四海一；廢分封，行縣制。由秦始皇創造的這種吏治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一邑之治，首決於令。正如《後漢書·百官志》所云，“（令長）皆掌治民，顯善勸益，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此皆地方首長之職責所在。縣官以撫民為職，稱職為賢。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如遇其賢，民沾其福。此應謂一語中的，有史可鑑矣！清同治版《稷山縣誌》“宦績”部分，記載了兩位受人敬重的知縣事蹟：
明萬曆三十七年（1610），許州舉人張思恭擔任稷山知縣。他“才猷明敏，發奸如神”，上任不久，當地遭遇罕見大旱，禾稼歉收，民生艱難。張思恭為此憂心掛懷，坐臥不安。他立即向上司行文報告稷邑民情，請求開官倉撥賑銀解救災民，甚至用自己的俸銀先行墊補救急濟窮。對無地又無業的一些“寒士”，張思恭以助學名義，創置學田五十畝，讓他們就食度荒。
上司原給稷山分派的“加倍站銀”，縣民頗有怨言。前任知縣薛承教曾就此據實向上申請減免，但沒有奏效。張思恭繼續苦口婆心反覆向平陽知府黃道亨上報，稷山地瘠民貧，不堪重負，終於獲准按照山區縣垣曲的同例，豁免了此銀一千兩，而且永不起徵。張思恭還對那些貪汙公款侵佔民物之胥役庫吏，毫不容情，從嚴責罰，從而使縣衙政風敦清，士民感佩不止。萬曆四十一年（1614），張思恭由於勤政愛民，吏部考績卓優，擢升為延安府同知。
萬曆四十四年（1617），大興舉人劉三錫任稷山知縣，此時可謂危難之際、多事之秋。稷境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官民疲於應付，叫苦不迭。先是從陝西流竄來一股土匪，匪首王仲元公然揭竿稱王，燒殺劫掠，百姓驚恐難安。次年蝗蝻蟲災漫延，“食禾殆盡”，幾盡絕收。
當此“曠野原蕭條，深冬倍寂寥”（劉三錫詩句）的非常時期，劉知縣處亂不驚，從容應對，一方面奏報上峰開官倉賑救災民，又勸各地善士富商設廠施粥，“上下其篤以食，饑民全活甚眾”。另一方面，他以驚人膽識和果敢手段，率兵全力迎擊土匪，終於將王仲元一干匪徒剿滅。劉三錫還注意體察民情，排憂解難，扶持地方恢復生產。至今，陶梁村北棗園的那口古井傳說就是劉知縣當年敢於打破貢地禁忌，支持村民破土鑿成的，村人賴此井水，澆禾溉樹，受益頗多。後任知縣薛一印，也感佩劉三錫勤政愛民之嘉風，特命名此井為“甘棠井”。
南宋著名理學家真德秀《會長沙十二縣宰》七律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語道盡官民一體，聲氣相通，方為吏治佳境這一道理。歷史上的稷山，既有張思恭、劉三錫這樣愛民如子、頗有擔當和作為的好縣宰，也有一些庸碌腐朽不作為甚至貪腐成嗜、惹得天怒人怨的昏官汙吏。
嶽麓書社出版的《曾國荃全集》，披露有一件令人髮指的官場醜聞。清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全境遭遇歷史罕見大災荒，普通百姓飢餓難活，甚至“析骸而炊、易子而食”。但時任稷山知縣王懋庚不僅麻木不仁，毫無作為，而且趁火打劫，害民肥己，劣跡斑斑，一是到任數月即行私派捐輸，讓縣民捐款為自己修官府；二是把上司調配各縣的救災麥種銀兩，故意不遵旨散給至貧極苦之戶，反倒散給那些無主荒地，責令村人承種，從中冒名代領，渾水摸魚；三是遇有訴訟案件，不問是非曲直，向原告和被告兩頭收取罰款。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得知消息，於光緒四年（1878）十二月初二日寫了一道“特參知縣疏”，上報朝廷，奏請將稷山知縣王懋庚革職查辦。七天之後，即十二月初九，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就下旨將王懋庚先行革職，撤省查辦。
疾風知勁草，危難看擔當。唐代杜荀鶴有詩曾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像王懋庚這等職官，在大疫大災危難之秋，竟喪心病狂地榨取民脂民膏，用生靈血染自己的硃紅紗帽兒，有辱官體，喪失人倫，受到撤職查辦，實在是咎由自取，沒殺頭都算是輕的！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此刻，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閒話古代官場往事不勝感慨，暢談當今黨政壯舉無比振奮人心。值此國泰民安、政通人和之盛世華年，願各級領導幹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守土有責，各盡所職，上下勠力同心，攻堅克難，為國建功，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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