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这两句诗一样的哲言，曾悬挂在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的中厅。每年清明节前后，接受站都会迎来一波遗体捐献高峰。斯人已逝，生命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2012年清明节前夕，医学院校师生代表在《生命》纪念碑前肃穆，向刻有遗体捐献者名字的石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与敬意。 孙山/摄
2000年，医学院的大学生向他们面前躺着的这位无私的遗体捐献者深深鞠躬。张宏江/摄
2002年，一位患有肾病的14岁少年，在父母陪同下办理遗体捐赠公证手续。梁凤鸣/摄
2000年，协和医科大学遗体登记接受站内，几位老人在填写登记表。张宏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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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位市人大代表签捐献倡议
1982年3月30日，《北京日报》1版
1991年6月22日，《北京日报》6版
北京医科大学有一具完整的人骨架。每个医科大学的学生，无不对它肃然起敬，因为看到它，仿佛又见到了原医科大学校长胡传揆教授。
1982年召开的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上，胡传揆、叶恭绍、严镜清等48位市人大代表，联名签署了《捐献遗体，供医学之用》的倡议书。
他们向医药卫生战线的工作者发出了捐献遗体的倡议：“既然我们在生前能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医学科学的进步，为什么不能在死后将遗体捐献给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呢？”“我们在此首先公开立下遗言，自愿在死后将本人遗体整个捐献给祖国，供烧伤修补、脏器移植、教学观察以及医学科学研究之用。”（1982年3月30日《北京日报》1版，《捐献遗体 供医学之用》）
1986年3月17日，胡传揆去世。本报1991年6月22日6版《死亡并不意味结束》报道记载，遵照胡传揆生前的嘱托，他的遗体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了病理解剖，为医务人员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病理切片和数据资料。之后，老教授的遗体又被送回北京医科大学，由解剖教研室继续完成他遗嘱的后半部分：尽量利用其它组织及其骨架，以利教学。医科大学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将胡教授的遗骨制成精致的骨架，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当年，为何48位市人大代表会集体倡议捐献遗体？这与当时遗体解剖和遗体捐献极其缺乏有关。
病理解剖本来可以为之后的众多病人提供诊断依据，但当时很少有人同意病理解剖。另外，教学解剖用尸体奇缺。教学解剖为医学提供宝贵经验。按照正常的教学要求，人体解剖实验课应该是4个学生分到一具尸体，可在当时，北京很多医科大学的实验课一直是8到10个学生用一具尸体。在中专类医科学校，更是几十人上百人“看着”解剖一具尸体。一具尸体甚至要用很多年，老师怕学生弄坏了标本舍不得让大家动手。有些中专生学了半天医，连人体里面究竟是什么样都没搞清楚。
协和医科大学人体形态学教授曹承刚当时一语中的：我们每个人在生病后都希望找一位好大夫，但好大夫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对于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来说，人体解剖是学习医学知识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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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与不捐的观念冲突
2000年6月2日，《北京日报》9版
本报刊登了48位市人大代表的倡议后，仅4天就接到十多封读者来信，表示自愿捐献遗体。各个医学院校也陆续接到要求捐献遗体的电话。
首都医科大学接受第一具自愿捐献的遗体是在1992年12月16日。一位姓程的四川打工妹在京治病期间，得到了好心人的无私帮助。小程辗转找到首医大，要求死后捐献遗体作科研教学之用，以回报北京人及全社会对她的关爱。
还有一些人不应被忘记：水利部原总工程师冯寅，生前多次要求捐献遗体。1998年9月冯寅去世之后，子女遵照其遗愿，帮他完成了捐献。
70多岁的北京市经贸委干部何先生，为了在生前落实好捐献遗体的愿望，从1989年开始就写信联系，四处奔走，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不过，这样的例子还是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捐献遗体依然超越了很多人的接受能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既然全须全尾地来，就应该完完整整地走。”传统观念、舆论压力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束缚着人们。
顺义农民王占强下定决心捐献遗体。母亲听了后流着泪说：“将来媳妇和你进不了一个坟，她能同意吗？这事在搞对象的时候可不能跟人家说。”王占强的伯父硬邦邦地甩下一句话：“遗体不在了，可没你的坟头，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一位姓吴的老人想要在死后捐献遗体，可子女们都强烈反对。他们冲着老人嚷开了：您要是真把自己捐了，街坊邻居还不都得骂我们不孝，我们可担不起这罪名。老人只好作罢。（2000年6月2日《北京日报》9版，《这也是生命的延续》）
有些开明的病人家属在医院自愿签订了捐献遗体协议书，可一旦亲人病故，很多人又反悔了。（1994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6版，《尸检：为了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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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设三大接受站
▲1999年5月8日，《北京日报》7版
199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本市成立了志愿捐献遗体办公室，下设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3个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标志着北京市规范化的志愿捐献遗体工作正式启动。
从1982年人大代表联名倡议，到1999年设立登记站，经过17年的宣传，人们的接受度已经明显提高。连登记站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料到，开站几天内就有120多人到三个接受站登记捐献遗体。
北京市铁路工程总公司经济师李明星，在北京医科大学接受站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就来登记。她告诉记者， “我知道现在可供解剖的尸体很少，我以前得过一场大病，是北医附属医院治好了我的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普通人也做不了什么大贡献，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也算是为社会做了点事情。”
当时已75岁的张国金老先生带着馒头和榨菜，大老远从姚家园坐车来北医大登记。出身医学世家的他，希望死后也能为医学事业做点贡献。（1999年5月8日《北京日报》7版，《志愿捐遗体者逾百》）
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市已有1500人进行了登记。
2000年3月2日清晨，协和医科大学的解剖教室里气氛庄重肃穆。这一天，是协和医科大97级临床医学系的62位学生第一次上解剖课。在教室正中间的解剖台上，躺着的正是遗体接受站成立以后全市的第一位遗体捐献者。
这是一位老人，1999年夏天病逝，亲属为了却他的遗愿，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就把遗体捐献给了协和医科大。
初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解剖教室，62位大学生向他们面前躺着的这位无私的遗体捐献者深深三鞠躬。
“每次接受遗体捐献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请你们铭记这些志愿者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整个社会的崇高精神，请不要愧对他们的这份真情。”课前，协和医科大何维教授的一番肺腑之言震撼着同学们的心灵。他们轻轻打开包裹的白布，郑重地开始了他们的解剖第一课——认识大腿骨三角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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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前后是捐献高峰
▲2017年2月20日，《北京日报》2版
有了登记接受站后，北京的遗体捐献有了快速发展。
截至2009年清明节，本市3个接受站的报名人数超过了1万人，其中817人已完成遗体捐献。这些捐献者中既有百岁老人，也有两岁小孩，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大学生、教授。
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每年清明节前后，市民对遗体捐献工作关注度较高。三大接受站每天都接到很多人电话咨询，报名人数也是平时的几倍。（2009年4月11日《北京日报》6版，《清明过后遗体捐献报名者增多》）
对于遗体捐献，有些人看得很淡，来到办公室二话不说就填志愿书，整个过程平淡自然；也有很多人做出决定后，还要陷入长达半年到一年的深思熟虑，不时打电话到接受站咨询。做出遗体捐献决定的人，在完成内心的挣扎和抉择后，往往还需要至少半年的心理建设期。
捐献者去世后，接受站会等待，等待家属主动联系，并不去追问。最终的选择，让家属决定。这不仅仅是规定，更是尊重。（2012年4月5日《北京日报》8版，《以红十字的名义，向“大体老师”致敬》）
2014年2月26日，43岁的范涛在家人的陪伴见证下，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遗体捐献知情同意书及申请表。
范涛是2009年突然查出患有脑胶质瘤的。他曾做过15年的北京日报记者，前文提到的报道《死亡并不意味结束》就出自他手。
开颅手术、放化疗，肿瘤复发，再次化疗……生命走入倒计时，他做了一个决定——申请捐献器官、捐献遗体。
2016年8月26日晚8时30分，人民医院手术室。无影灯下，范涛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四位医生向他深深鞠躬。
一个多小时后，他的遗体被送到北大医学部，成为一名引领医学生走进人体科学之门的“大体老师”。第二天，他的肝脏和双肾已经在三位患者的体内开始工作。不久后，他的两个眼角膜让两位患者重新看到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2017年2月20日《北京日报》2版，《空谷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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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纪念碑前的追思
▲2011年7月12日，《北京日报》7版
遗体都捐了，甚至没块墓碑，对亲人的哀思在何处安放？
2004年，为了纪念遗体捐献者，市红十字会在长青园骨灰林基地建立了生命纪念碑。
2007年起，每年清明节前后，来自各大医学院校的师生、医务工作者、红十字会志愿者、遗体捐献者家属，都会来到生命纪念碑前，举行追思会。（2011年7月12日《北京日报》7版，《“遗体捐献者哀悼日”拟设》）
2012年的追思会上，一身素衣的黄莉将一束黄菊摆在刻有父亲名字的纪念碑前。“看到有这么多学生来祭奠父亲，我很感动。”
追思会后，学生们久久不愿离去，有的在纪念碑前整理花篮和花束，有的轻轻用手帕擦拭着纪念碑上刻着的一个个名字。田蕊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9级学生。她动情地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医学生涯里，都曾有过一位默默无私的大体老师。我们没有权利、更没有理由让他们失望。”（2012年3月25日《北京日报》2版，《叫一声“大体老师” 向您们深鞠一躬！》）
“从土葬到火化是一次进步，从火化到捐献是一次革命。”这是红十字会的一句宣传口号。1982年人大代表们发出遗体捐献倡议已经过去38年了。这38年间，人们对于遗体捐献的思想转变，恐怕比之前几个世纪积累的转变还要大。截至2018年年底，本市已有2.5万余人报名志愿捐献遗体，其中2962人实现了遗体捐献。
逝者已矣，遗体捐献者在选择奉献的同时，也开启了延续希望的旅程，生命以这种方式再度绽放。
文字：侯莎莎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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