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熱的熱了起來
已故歷史學家陳寅恪在辭世多年後忽然成了文化新聞的熱點人物，似乎是一件沒什麼道理的事情。
史學不是顯學，陳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眾情人。沒錯，這些年文壇熒屏上是有不少“歷史”，而且上演得轟轟烈烈，風頭十足，好像全國人民都有歷史癖，也沒患過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紅的“歷史小說”和“歷史劇”又是什麼呢?《還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戲說”，後者則被史學界斥為“歪說”。歷史在文藝作品中能不能“戲說”或“歪說”，這是另一個問題(比如《西遊記》就是戲說，《三國演義》則是歪說，或不乏歪說成分)。但戲說、歪說不等於實說、正說，總歸是一個事實。它們和陳先生以及陳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著，也是一個事實。所以，歷史小說和歷史劇走紅，並不意味著歷史學家也會走紅，也該走紅，何況那歷史小說和歷史劇還是戲說和歪說?事實上歷史學家無論生前身後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長孺先生曾自撰墓誌銘曰：“生於吳，歿於楚，勤著述，終無補”，說的大抵是實話。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因其學術成就而成為文化名人，卻很難因此而成為熱點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別的原因，比如吳晗。
陳寅恪也不同於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寫過從証痣家、科學家到“引車賣漿者流”都人見人愛的新派武俠小說，也沒那麼多門徒和擁躉。他的著作，選題既很專門，文字也很古奧，感興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興趣又看得懂的更是鳳毛麟角，哪裡會弄得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他也不是餘秋雨，不曾炮製過“香噴噴甜津津有點嚼頭，完了還能吹個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發表過聲討盜版集團的《告全國人民書》。他的著作才不會被盜版呢!沒有哪個小女生或小男生會去買《元白詩箋證》或《柳如是別傳》。柳如是?柳如是是誰?是王菲嗎?還是田震?陳寅恪又是誰?是汪國真、趙忠祥嗎?陳寅恪還不同於吳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為“文藝黑幫”的頭子，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上下口誅筆伐的對象。他也不曾在建國之初公然向偉大領袖叫板，以後又在“批林批孔”時公然對抗，宣稱“只批林，不批孔”。陳寅恪的最後20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無聞的。他甚至不同於錢鍾書。錢先生和陳先生一樣，也是學貫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張揚。他的《管錐編》、《談藝錄》，也沒多少人看得懂。但錢先生畢竟寫過《圍城》呀!還被拍成了電視連續劇，還拍得挺成功。這就舉國皆知，人人趨之若鶩了。那麼，陳先生可曾與大眾傳媒締結過良緣嗎?沒有。
所以我贊同駱玉明教授的說法：“陳寅恪最不應該成為公眾人物。”然而“最不應該成為”的最終還是“成為”了。而且，還弄到了人人都拿他來附庸風雅，誰不說陳寅恪誰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兒的程度。至於這些說詞究竟有多少符合歷史事實，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曉得了。正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冷和熱。最不該熱的熱了起來，就一定事出有因。
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談陳寅恪？
人品與氣節
陳寅恪的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反對現政權，反對貢廠檔，反對馬列主義。其實不然。倘若如此，他為什麼不去香港、抬碗，為什麼同意擔任全國政協常萎，為什麼還要和杜國庠、馮乃超這些貢廠檔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麼社會活動都不參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師座談會”他就參加了，還戴了大紅花，這也是一種“時俗”麼!怎麼並無反感，反倒欣然?這裡面一定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陳寅恪的証痣態度一直是個謎。他好像誰都看不慣。袁世凱當大總統，他譏為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也自雄”；張勳組閣，他譏為妓女作秀：“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過敏檔長江防線失守，他也幸災樂禍：“樓臺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認為這是因為嚮往新中國，或是懷念舊王朝，恐怕就錯了。他在回憶洪憲稱帝一事時說，當時不少文人都對袁某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他深為道德的淪喪而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名煮，則尚為其次者。”君主還是名煮，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至關重要必須力爭的，而陳寅恪以為其次。那麼，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氣節。1964年5月，陳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託以“後事”，並寫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裡，陳寅恪稱自己雖“奔走東西洋數萬裡”而“終無所成”，現在又“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唸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說，他陳寅恪一生之最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錢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識學問，而是人品與氣節。
事實上陳寅恪願意與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論是過敏檔貢廠檔，還是無黨無派，都是人品極好的人。陳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誠；傅斯年，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劉節，秉性梗直，寧折不彎；冼玉清，一生清白，遺世毒力。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多半都有些脾氣。比如陳序經為人是很謙和優容的，但當有關檔菊強迫他加入過敏檔時，他把“烏紗帽”摜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參加過敏檔，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又比如杜國庠一生為人寬厚平和，但面對極左思潮也會拍案而起，氣憤地表示“批判陳寅恪批得太過分”!因此他們也都往往會做“傻事”，說“蠢話”。比如劉節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詞”：什麼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一起發瘋”倒是真!這種“逆言”也是說得的?但他實在忍不住。
當然，他們也多半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沒有好下場是明擺著的，甚至是他們“自找”的。“聞畫大閣命”中，劉節聽說“灶返派”要批鬥陳寅恪，竟奮然表示願意替代陳先生上臺挨鬥，並視為一種榮耀。如此“不識好歹”“自討苦吃”，如此“螳臂擋車”“以卵擊石”，還能有什麼好結果?然而，明知沒有任何好處，同時也於事無補，他們卻偏偏還要做。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品質的高貴。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陳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陳寅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還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他談到這樣一個歷史慣例：但凡新舊交替之時，總有人佔便宜，也總有人吃大虧。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則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為什麼呢?就因為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新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有的人善於利用形勢適應環境，而有的人則無此“乖巧”而已。
顯然，陳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於是我們大體上清楚了。為什麼陳寅恪對杜國庠那樣和自己“道不相同”的貢廠檔人信任敬重，對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視而戒備?就因為前者“氣節不虧”。陳寅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他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堅持馬列主義，信仰宮廠煮藝，要擔怎樣的風險。那是要掉腦袋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大講馬列主義，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應當。他們“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麼!那些“眉樣入時”的“白頭學究”們卻“原本”不是。
“不是”當然也可以變成“是”，但要看怎麼個變法，以及為什麼要變。如果是自己通過學習研究，改變了觀點，倒也理屬正常，無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間毫無思考，就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便很可疑。在陳寅恪看來，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機取巧。但不論何種情況，都是“變節”。氣節一虧，則其人不可取矣!事實證明，陳寅恪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1949年以後，中國學人的改變立場觀點，宗奉馬列主義，有的是“曲學阿世”，有的不是。汪馪就不是。他屬於“心悅誠服”的那一類。否則，當他自告奮勇充任“說客”，南下廣州請老師進京時，就不會那麼天真了。汪馪碰壁五羊城以後，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長的其他陳門弟子都認為他不該用“官腔”和先生說話，更不該惹老師生氣，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這實在是冤哉枉也!汪馪對恩師的敬仰和感激是終其一生的。正因為“感恩戴德”，他才會那樣說話。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服膺是真誠的。事實上在汪馪的學術研究中，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陳寅恪的治史方法渾然天成，了無陳寅恪所痛恨的“貼標籤”的痕跡，文風新穎，令人耳目一新。這難道不是好事?正因為此，汪馪和陳寅恪談話時，才會充滿了“時俗”的口吻。在他看來，弟子發現了寶藏取得了真經而不與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歷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裡。汪馪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道德的，而雙方的格格不入卻一至於此。一個要“隔命”，一個要“守節”，這一場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了。問題是，陳寅恪為什麼要對汪馪發那麼大的脾氣，以至於說出“你不是我的學生”這樣的話?答案也許就在汪馪筆錄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面。在這篇自述中，陳寅恪說：“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字油的意志和毒力的精神。”“毒力精神和字油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沒有字油思想，沒有毒力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一貫思想。因此他在《答覆》中開篇就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靈魂，也就是這八個閃亮高岸的文字：字油思想、毒力精神。
勸君免談陳寅恪
陳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們學不來。首先是“頂不住”。無論是誰，當真要堅持“字油思想，毒力精神”，就必須有本事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要知道，壓力並不僅僅來自官方，來自檔菊，也來自民間，來自群眾。比方說在“聞閣”前，官方對陳寅恪還是相當關心、愛護、客氣、尊重，乃至於“護短”的。反倒是群眾對陳寅恪很不買帳，極為不滿，正所謂“群情雖未洶湧，但相差也不太遠”。實際上歷史系一再堅持批判陳寅恪，一再堅持將陳寅恪劃為“中右”，在一定意義上即代表著“民意”。這也是該系領導人在受到上級批評時頗感委屈，一有風吹草動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們認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上面的彈壓歸彈壓，下面的動作歸動作，批判會還是照開不誤。既然不能把陳寅恪揪到會場上來，那就在會場當中放一把椅子，以為代表，缺席審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陳寅恪能“橫眉冷對千夫指”，我們能嗎?不是說我們不可能擁有陳寅恪那樣的人格力量，而是說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還值得懷疑。《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作者問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個人‘頑固’地堅守著逆潮流的、已等同‘過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說到底還是“有恃無恐”。陳寅恪的地位太高來頭也太大了。他可以因為沒有及時收到戲票而向副省長大發雷霆，質問“你這個副省長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眾”呢!“群眾”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味，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閒話中國人》等書中多次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其具體表現，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那麼，憑什麼我們大家都學習馬列學習証痣，你陳寅恪就可以不學習，還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憑什麼我們大家都隨波逐流，惟獨你陳寅恪就可以堅持“字油思想，毒力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時半會革不了，就等待時機。時機總是會有的。比方說，聞畫大閣命。那時，就連陶鑄都被揪了出來，看誰還能保得了你!顯然，我等一般學人如果也想堅持“字油思想，毒力精神”，除非全社會都認同毒力字油，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樣”。但現在卻很難。
其次是“守不住”。怎麼個守不住呢?因為要“學以致用”。中國的讀書人，或曰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歷來就有一個解不開的疙瘩，那就是總覺得自己的滿腹經綸得有地方派個用場，否則實在是可惜了。所謂“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換飯吃，換錢花，更主要的還是要有利於國家民族國計民生。因此這種想法不但不可恥，反倒很崇高。
這種崇高感很容易地就會解除了堅守“毒力精神，字油思想”的心理防線。比如歷史學家週一良就是。週一良也是陳寅恪的學生，卻同時又是“聞閣”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謂“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寫作組”)的成員。這在別人看來是恥辱，周先生現在看也是恥辱，但當時的感覺卻是慶幸。慶幸什麼?慶幸自己所學的知識總算派上了用場。這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周先生為自己“附逆”行為所作辯解的“託詞”，而應看作他的真實想法。周先生是讀過舊書的人，從小滿腦子灌輸的就是“修齊治平”那一套。按照這一套說教，一個人之所以要讀書，是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則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學以致用，服務於証痣，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所謂“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實現的不但是一個讀書人的人生價值，也是知識學問的自身價值。相反，有一肚子學問卻沒人看重賞識，沒有用武之地，則是最讓人難熬的。這時，如果來了個買家，而且是大買家你還不趕緊賣出去?甚至還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門的。比如馮友蘭就是。馮友蘭也是參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週一良一樣，頗為情義所不容。說起來馮先生也是海內大儒，怎麼會如此糊塗?其實，與其說是“糊塗”，不如說是“自覺”。對此，夏中義的《九謁先哲書》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觀點：馮先生是頗有些“聖人情結”的。他的理想，是要成為“當代中國的孔夫子”，成為檔菊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首席顧問。你既然打算通過權力中樞來施展“為王者師”的抱負，就先得讓權力瞅著你順眼；而討好權力之捷徑，則莫過於“順著說”。這當然無妨看作一種策略，卻也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因為無論如何，“順著說”和“毒力精神，字油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順了第一回，就會有第二回、第三回。結果，一路順將下來，馮先生幾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最後，“國師”沒當成，反倒當了“梁效”。
馮友蘭守不住，週一良守不住，我們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堅持“字油思想，毒力精神”，其實就是堅守個人立場，不以社會的好惡為好惡，不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經“自外於群眾”，也就不能指望別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當回事，也不能指望別人理解你、賞識你，聽你那一套。總之，選擇了毒力字油，就只能走一條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這份寂寞麼?就算耐得住吧，也還有一道坎兒不大容易邁得過去。你可以甘於寂寞，“不求聞達於諸侯”；你可以孤芳自賞，不把別人放在眼裡，但你總要吃飯吧?連陳寅恪都感嘆自己是“求醫萬里，乞食多門”，咱們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並不富餘。一旦人家”不給了，咱們會衣食無著，咱就得掃地出門。你叫他如何硬得起來?的確，要想有思想的毒力，必先有人格的毒力；而要想有人格的毒力，又必先有經濟的毒力。大家都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但魯迅先生能夠“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軟”，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於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這才能堅持思想言論的毒力字油。問題是，魯迅先生可以靠稿費版稅養活自己，又有多少學人能靠學術研究獲得經濟上的毒力呢?字油思想，毒力精神，真是談何容易!還是陳寅恪自己說得好：“字油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字油。”
最是文人不字油
文人不字油，學人更不字油。學人為什麼就更不字油呢?因為文人可以只發牢騷而學人總要做事做學問。要做事做學問，就要有條件；而如果你非要堅持什麼“字油思想，毒力精神”，這些條件便很可能與你無緣。正如夏中義所說：“事情很明白，當你不思依傍權力，則權力所支配的種種恩惠也就不再賜你，而其制控的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纏你。”(《九謁先哲書》)。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緣》，郭沫若可以盡閱當時所能看到的珍貴資料，包括北京圖書館館藏、鄭振鐸捐贈的“海內孤本”，陳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憑記憶搜索，請助手查找，最興師動眾的也不過是靠“私誼”請外地的學生幫忙，條件差到哪裡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國學術界眾所矚目的《光明日報》上以“排炮”的方式發表一連串文章，陳寅恪卻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帶出境外刊行，事後還要被追查，境遇之懸殊又何可以道里計?結果，儘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經人介紹讀了陳寅恪的著作後，才心血來潮要研究這個課題的，卻能迅速地使之成為國內學術研究的熱點，而陳寅恪的《論再生緣》雖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卻只能如陸游所詠之梅花，“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根本無人問津。
這可真是天壤之別。有權，就是比沒權好哇!所謂“權”，並不等於或只是証痣權力，也包括學術權力。它可能是一種行政權力，也可能只是一種話語權力。比如能批給你一大筆科研經費，為你調查研究、收集資料大開方便之門，讓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等等，運用的是行政權力；說一不二，一言九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則是在運用話語權力了。話語權力也很厲害呢!它能決定一個人在學術界混得怎麼樣，能不能混出個名堂來，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樣堪稱“生殺予奪”。君不見，多少有著真才實學的人默默無聞，多少有著真知灼見的著作埋沒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輩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東西卻被捧上了天，就因為後者掌握了話語權力而前者沒有麼!行政權力與職位有關，話語權力與地位有關，但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兩者之間往往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瓜葛和貓膩。長期以來，中國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學術評價(評獎、評職稱、批課題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體制下運作。而且，隨著所謂“量化管理”的推行，學術的體制化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體制是不由分說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體制也是一視同仁的。無論誰和體制作對，哪怕脫離體制，都將一事無成，甚至連飯都沒得吃。
這裡面也沒有什麼世道公不公的問題。世道從來就不是為少數堅持“毒力精神，字油思想”的人設立的。它只為那些願意“入時合流”的人設立，也只為他們服務，給他們好處。你既然不願意，那就別到我這裡討什麼“公道”。在這一點上，它只問“是否”(納入體制)，不問“親疏”(血緣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體制對著幹。你得自覺地納入體制，在體制規定的軌道上運行。比方說，你得先去讀個學位。而且，光有碩士學位還不行，還得有博士學位。然後，你得去評職稱，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當了教授也還不行，現在教授也分等級呢!比如“博導”(博士生導師)，據說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導”們為什麼會把這頭銜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標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樣?不過現在“博導”也如過江之鯽了。東西多了就不值錢。所以你還得去爭取別的頭銜，比如能夠決定別人能否升職、得獎、當博導的評審委員。總之，你得去當學術界的“大佬”。到那時，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寫的書再破也能出版，你寫的論文再臭也能發表，你隨便申請一個什麼鳥課題都會批准，有著花不完的錢。你將坐著飛機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講學作報告或者參加評審會，放的每一個屁都很香，看著誰不順眼就能把他給滅了，就像阿Q隔命成功以後那樣：“要什麼便有什麼，喜歡誰便是誰”。
這確實很有誘惑力。當然，為此你得先做一點點事情。比方說，你得想方設法每年都發表點論文。其中所謂“拳薇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數的。你得想方設法去獲獎。其中“省部級”多少，“國家級”多少，也是有定數的。你還得去申請課題。這些課題是哪一級的，有多少錢，在評定你是否能夠當教授、當博導，是否能夠獲得重要崗位津貼時都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最後，你還要填許多表：評職稱要填表，報課題要填表，申請博士點、重點學科，申請博士生導師、重要崗位津貼也都填表。這些表幾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輩子。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當你申請這個申請那個時，必須投其所好，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比如申請課題，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裡，在“指南”裡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請到課題，卻是你能不能升教授、當博導、成為學術界“大佬”的先決條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題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這沒有什麼價錢可講。相反，你還得挖空心思去對號入座。
請注意，以上所說，只不過是按照痣渡規定必須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諸如此類的“詩外功夫”和“畫外功夫”：經常到領導和前輩那裡去“走動走動”，請學術拳薇和社會名流題寫書名或作序，以及邀齊了哥們姐們來吹吹拍拍等等。還請注意，上述過程有可能是很漫長的，沒完沒了的。因為即使你當上了什麼，還會有更高一級的什麼等著你去當。何況在你爭取當什麼的時候還欠下了一大筆人情債要還。於是，當你把這一切都打點停當，躊躇滿志準備乾點自己想幹的事情時，恐怕就會發現你其實已經不是自己了。
那時候，還說什麼“毒力精神，字油思想”呢？
豁出去，就能了
其實，有些事，也不過就是“一念之差”。
就說前面那些東西吧，當真想通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學術地位嗎？不就是話語權力嗎？不就是科研經費嗎？不就是崗位津貼嗎?不就是當教授當博導，吃香的喝辣的，坐飛機住賓館，在主席臺前排就坐，放個屁都有人鼓掌嗎?我們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時我們總說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說，豁出去，就能“了”。
問題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陳寅恪不能說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說，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時：“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櫃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年”。但他對自己身後這些著作的命運還是在乎的：“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他還不是“滿不在乎”。
陳寅恪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做到並不在乎自己所作所為有沒有意義。意義，這是我們繞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彎，邁不過去的最後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別人承認，但我總不能不要“意義”吧?連“意義”都沒有，我做它幹什麼?然而陳寅恪卻似乎把“意義”看得很淡，一再宣稱自己不過“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這話理所當然地被許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話、憤激之辭，或表現了他的痛苦和無奈。我們當然已無法確知陳寅恪說這話的真實想法，但我寧願把它看作一種徹底，一種為了堅持“字油思想，毒力精神”而悟到的徹底，儘管徹底得很無奈。
徹底是很重要的。徹底才無礙，才無羈，也才無所畏懼。因為所謂“字油思想，毒力精神”，看重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說，它並不在乎你想的是什麼，有沒有意義，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毒力字油的。是則是，否則否。你想的東西再沒有意義，只要是毒力字油地想出來的，就是“字油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義，也不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陳寅恪的許多“自嘲”、“自貶”、“自損”，我們就會有別樣的體會。1952年，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出版，陳寅恪為該書所作之序卻被刪去。陳致信楊樹達先生雲：“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陳此處之所謂“迂腐”自別有意味，但陳寅恪的著作中從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陳腐”之處，恐怕也是一個事實。問題是，“迂腐”難道就不是一種聲音，就該滅絕?如果“迂腐”該滅絕，那麼，和“迂腐”沾邊的，比如陳腐、陳舊，還有刻板、呆滯，是不是也該滅絕?如此推論下去，請問又有什麼不該滅絕?意義也一樣。如果沒有意義就不能存在，就該滅絕，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說出有意義的話，又有多少人句句話都有意義?何況一個問題或一句話有沒有意義，原本就是不大說得清楚的事情。杞人憂天數千年，天並沒有塌下來，那麼，杞人還該不該憂天，杞人憂天還有沒有意義?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麼多年都沒能猜出來，究竟有多少意義，還要不要再猜?實際上，科學史上許多課題開始時是沒有什麼意義，或看不出什麼意義的。正因為歷史對無意義表現了寬容，才有了今天科學長足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極少數的“有意義”其實是靠眾多的“無意義”來支持的。沒有“無意義”就沒有“有意義”。比如在我們看來，吃蜘蛛是沒有意義的(其實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沒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別的不能吃的東西)，我們今天也不會吃螃蟹。
更何況，如果我們今天以“沒有意義”為由不準別人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那麼，明天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不准我們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你可以這樣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樣限制你的思想，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字油地思想，而不能字油地思想，其實也就等於不能思想。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字油思想或發展學術)講，我們都得肯定“無意義”的意義。而且，為了徹底，為了確保思想的字油，我們還得否定意義的追求。
否定意義的追求，有這個必要嗎?既肯定“有意義”，也寬容“無意義”，難道就不好就不行嗎?果真如此，當然很好。可惜，如果我們的口號如此，就不會有人去做“無意義”的事了。有意義的事不做，卻去做無意義的，誰會這麼傻?那麼，大家都去做有意義的事，又會怎麼樣呢?就會放棄“字油思想，毒力精神”。因為一件事有沒有意義，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要麼是社會大眾說了算，要麼是拳薇人士說了算。只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顯然，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哪有什麼“毒力精神，字油思想”?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毛”，總是想附在某張“皮”上，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在中國，純粹的知識、學問，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它服務於現實，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才被承認為有意義。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於濟世熱衷於做官?就因為只有這樣，“無意義”才能轉換為“有意義”。所以，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証痣情結”，不如說他們有一種“意義情結”。
於是，為了使“無意義”轉換為“有意義”，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附在某張“皮”上。因為單獨的“毛”沒有意義。單獨的“毛”，無根無底飄浮不定，風一吹來就滿天亂飛，不要說別人看著沒勁，連自己心裡都不踏實。
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不僅因為他有知識，更因為他是“分子”，既是極少數，又有毒力性。如果附在某張“皮”上，那還是“分子”嗎?王瑤先生說得好：“分子不毒力，知識也會變質。”顯然，要想無愧於知識分子的稱號，就得堅持毒力立場；要想堅持毒力立場，就不能附在某張“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張“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即等於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字油思想，毒力精神”時，就得先問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連“意義”都不要?意義其實是最難豁出去的，但“若為字油故，意義亦可拋”。因為你如果連意義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沒有什麼豁不出去的了。
要談陳寅恪，就必須先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
我們想清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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