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感到腳下的大地盡在崩潰。”
—— 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930
上述這句話是朱嘉明先生在其新文章《歷史不會熔斷》中引述經濟大師熊彼特的名言。這句話精確地描述了1929年大蕭條經濟危機時人們的彷徨無措，舊有的世界逐漸崩坍，經濟衰頹的風浪猛惡，人們只能不斷掙扎，看不到未來走出危機的方向。現在由新冠病毒引發的這一場大危機，會走到大蕭條這個地步嗎？會引發人類社會怎樣的變化？未來走出危機的方向在哪裡？
朱嘉明先生說，他一貫主張要從大歷史和大世界的視角來研究經濟危機，才能理解經濟危機的複雜成因以及走出經濟危機對後世的深遠影響。這個思路個人非常認同，本文就想談談藍調從大歷史和大世界的視角對於新冠大危機的思考。
大歷史和大世界視角的意義，用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的話來描述，就是“理解未來的關鍵在於理解歷史的教訓。”與此次新冠危機最可比較的歷史教訓，就是1929~1938年9年之久的大蕭條危機。為什麼呢？
1、兩次危機都是前一個時代發展到巔峰所積累矛盾的爆發。大蕭條前是1920年代美國工業化的黃金時代，當時美國工業已經發展到汽車擁有量2300萬輛，當時美國人只有1.32億人，每6個人就擁有一部汽車，這個水平，中國到了最近兩三年，才剛剛達到。新冠危機前是美國金融產業空前繁華的時代，連續11年的牛市，美國股市似乎可以無盡地上漲下去。
2、兩次危機的程度都超越普通經濟危機，導致大量失業和經濟大幅度的重挫。大蕭條最高失業率達到25%，新冠危機在美國全面爆發後，一週時間首次申請失業救濟的人高達328萬，而且估計這個數字還會連續爆衝，多名經濟學家預估失業率可能3個月內達到20%~30%。
正因為新冠危機相對大蕭條可能造成的對經濟的損傷程度相近，也將導致地緣政治格局的大變化，所以從大歷史和大世界角度，大蕭條所造成的社會、國家、經濟、戰爭的歷史教訓對於新冠危機具有啟迪性。
大蕭條帶來的深遠歷史變化，最大的無過於以下三者：
1、基本終結了金本位制度。貨幣的本質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錨定實物貴金屬，轉變為錨定國家信用。現代金融的巨大演變，肇因於此。
2、凱恩斯主義取代古典經濟學成為西方新的主流經濟學。這導致國家經濟管理模式的重大變革。政府積極干預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美國固然是在凱恩斯主義思想下加大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而德國更是實行了軍事凱恩斯主義，用政府大量投資軍工來拉動經濟。
3、醞釀和奠定了二戰的格局。 無論是美國還是德國，以及當時的霸主英國，凱恩斯主義並未讓他們完全走出了危機，而只是將問題向後拖延。德國的軍工生產力缺乏出口，美國的產品在各國貿易保護之下缺乏市場。爭奪全球市場就成為資本的動力。於是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形成，當時的世界中心歐洲，老霸主英國面對德國的咄咄逼人疲於應付。而中心外的兩大強國，蘇聯藉著國家集權工業體制和由於大蕭條而便宜得到的資本主義國家剩餘生產力高速發展，成就全球第二大工業國；美國則坐山觀虎鬥，靜靜地等待自己的機會。終於這種格局演變下，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4大強國，演繹出人類歷史上空前璀璨而慘烈的戰爭時代。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參考大蕭條的歷史經驗，新冠大危機又會帶來人類社會怎樣深刻的變化呢？藍調研判，我們可以追蹤如下主軸趨勢。
1、大國的鬥爭主軸，仍然是爭奪全球市場 。市場就意味著產業的生存空間，而產業佔據市場的份額就意味著國力的興衰。美國發動貿易戰，打擊中興、華為等中國大企業，無非是這些企業已經具備了爭奪美國原有產業市場的能力，這是老霸主排擠新生力量，維繫自身市場的鬥爭。中國以“一帶一路”為國策，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這是拓展自身全球市場份額和開發新市場的鬥爭。這種老霸主與新生力量的鬥爭，是不可避免，也是日益激烈的，因為這確確實實是生存空間之爭，即使是大國，也沒有可能只依靠國內的市場。
2、核威懾保證了鬥爭的形式仍然是經濟戰爭。雖然核武器是懸在人類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但在這個時代我們似乎也許應該慶幸大國之間還存在可信的彼此核威懾，這保證了鬥爭的形式仍然不會演變到大國的直接軍事大戰，否則，二戰的局面會否重演，會很不好說。中國近些年的常規軍事大建設，也正是為核威懾外提供另一重軍事威懾——即使是常規戰爭我們也有完全的鬥爭實力。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戰爭，包括貿易戰、金融戰、匯率戰、外交戰，就成為鬥爭的主要形式。
3、爭奪全球市場未來的產業主軸是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建設發展。每一次走出經濟危機背後的經濟力量，都是大規模新時代新產業的成熟發展。這也使新產業成為走出危機的時代標誌。正如二戰後，人們發現，電氣時代取代了內燃機時代。我們也可以發現，目前中美在產業上鬥爭最激烈的焦點是5G，美國對華為的打擊並非針對華為這家公司本身，而是針對中國通過華為可能確立的5G全球主導權和產業優勢。而5G本身是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硬件基礎設施。
以中國為例。在中國近期醞釀中的“新基建”大計劃（開頭是34萬億人民幣，現在大概已經到了40萬億，估計規模還會繼續增加）中，所謂新基建的核心，就是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
新基建計劃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賦予了數字科技和其他科技的“老基建”的成分，這不意外，因為我們還有很多課要補。例如“鐵公基”，我們人口是美國4倍，而美國鐵路營運里程是22萬公里，中國還只有14萬公里（高鐵3.5萬公里）；美國公路總里程是約660萬公里（7.7萬高速公路），而中國是486萬公里（高速14萬公里）。中國和美國的人口密集區域大小差不多（大約都是400萬平方公里左右），從人口規模來說，肯定要超過美國才能滿足高度發展的未來經濟需求。只不過，我們現在的建設科技含量要超過美國當年，也要適應未來數字經濟的需求，數字經濟本身依賴於高度發達的現實世界物質基礎和基礎設施。例如沒有高度發達的交通和互聯網，哪來網購的大發展呢？
新基建計劃中，更重要的部分是真正數字經濟賴以成立的新基礎設施。5G通訊、數字智能物流系統、特高壓電力輸送系統、超級電腦等，是為數字社會的數字經濟運轉提供物質和技術條件，是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的骨骼。而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機器人等，是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運行的具體內容和載體，是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的大腦、神經和肉體。
例如區塊鏈，在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扮演何種角色呢？個人以為最重要的是兩方面。
一是創造可控制、可監管、可信任、去中介、低成本的數字經濟運行環境。例如人工智能，我們看過無數美國大片例如《終結者》之類，人工智能超越人類智慧而造反，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未來隱憂。而區塊鏈正好是對人工智能的一種可信制衡，它以數學為基礎，固化代碼算法讓人工智能只能在算法允許的範圍內發揮作用。
二是區塊鏈構成了未來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的可信價值管理體系。我們現在的社會是用會計管理價值，而未來是區塊鏈管理價值。會計管理價值的問題是人治，有錯誤和造假，還有效率問題。而區塊鏈管理價值，這是完全的數學算法，而且永久存證、不可篡改。
產業之外，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的第二個大戰場，就是金融和貨幣。我們都知道，中國可能今年開始實驗央行數字貨幣DCEP，人民幣數字化的征途開始。而美國，在去年臉書的Libra數字貨幣計劃暫時受挫之後，數字美元的計劃有提速實施的可能。在這次疫情中，民主黨就提議應實施數字美元計劃，以此來簡化傳統金融體系之外對美國公民的援助方式。美國數字美元基金會宣佈成立了一個由22名成員組成的諮詢小組，該小組將幫助建立美國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框架，而數字美元基金會則負責研究數字貨幣的潛在應用。
數字貨幣特別是數字法幣的實施，自然是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可以極大刺激數字經濟的發展。而數字經濟所創造的價值，也需要由數字貨幣來承載和流轉。如果說新產業構成了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的骨骼、大腦、神經和肉體，那麼數字貨幣和數字金融就構成了血液 。產業與金融的融合和並行發展，才是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正常發展的打開模式。
大蕭條經過了長期的經濟掙扎、經過了人類最瘋狂的世界大戰，才得以走出來。而新冠危機，對於美國和西方，也很可能是一場長期危機，而對於中國，這造成了沉重的發展壓力。破局之路在哪裡？正大光明之道就是創新和突破，正如熊彼特的“破壞性創新”經濟理論，在經濟危機造成大破壞的基礎上，推動創新形成新經濟，才是走出危機的王道之路。
以上就是藍調對於從大歷史和大世界視角觀察新冠危機後數字社會和數字經濟發展成為鬥爭主軸的相關思考。一家之言，僅供參考。不為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此山中！
站在未來看現在，藍調與你一起感受時代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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