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和伊尹一樣被儒家視為政治典範，實際情況是二者皆為法家；孔子是明確反對以法治國的，當晉國也學子產將刑律公佈於鼎上時，他就大呼，晉國將要亡了，失去了法度。並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有？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子產執政以前
子產的生年不詳。鄭簡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子國、子耳侵蔡。蔡是楚的屬國，所以鄭侵蔡必然會引起晉楚之爭。《左傳》襄公八年記載此事說：“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後來，事實果如子產所說那樣。子產當時還是童年，他的父親子國一聽到這話，就斥責說：“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按古代15歲到19歲之間都是童年，我們假定子產這時就是十九歲，那麼，子產當生於公元前584年，即鄭成公元年。
子產的卒年，《左傳》與《史記》記載也有出入。據《史記·鄭世家》說，子產於聲公五年卒，《循吏列傳》又說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傳》，子產自簡公十二年為卿（公元前554年，魯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執政（公元前543年，魯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年，魯昭公二十年），共計前後三十二年。若單以執政論，則治鄭只有二十三年，與《循吏列傳》所云，相差不多。倘照聲公五年（公元前496年）卒計之，則前後達五十九年。單就執政而論，則治鄭當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傳》與《鄭世家》比較，相差至二十餘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後，執政者已為子太叔，而獻公九年以後，執政者又為駟顓。聲公五年，執政駟顓卒。司馬遷可能誤駟顓為子產了。故《左傳》以子產於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確的。這樣，子產生於公元前584年，卒於前522年，享年六十二歲。
關於子產的少年時代，我們今日幾乎一無所知。不過，他既然是生長在貴族家庭裡的公孫，必定從小受到良好的詩禮教育，這在他所論侵蔡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他還是“童子”，就已有這樣的政治見識了。他辦理外交時，引用詩禮，非常得體，既可見他的智慧學識，又充分顯示他的才華。
鄭簡公三年（公元前563年），正值子駟當國，鄭國發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亂。子駟被暴徒殺死了，子產的父親子國也犧牲了。當時子產大約二十二歲，他勇敢地組織國人，抵抗暴徒。他幫助了在子駟以後當國的子孔，平定了亂事。
簡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子孔與子駟一樣專斷獨行，國人不滿。是年，國人又殺死子孔。子展繼位當國。子產為卿，開始了從政的生活，但他尚未插手於內政，而做了幾件漂亮的外交活動。
簡公十五年（公元前551年），晉國以盟主的身分命鄭往晉朝聘。晉平公問鄭國何以從楚。子產說：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簡公）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指晉侯）。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鄭國自稱），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騁，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元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①
這番話的前段歷敘自悼公以來鄭國與晉國友好的關係，雖然有時不能不“有貳於楚”，那也是因為晉國沒有盡到保護小國的責任。後段的語氣由委婉而轉入嚴厲，大意說你們大國如果能夠安定小國，那小國自然會朝夕去朝見晉庭。如果不憐恤小國的禍患，實際上是為了他項問題——如貨賄，口頭上卻說是徵朝，那麼，小國負擔不起剝削，就要變成仇讎，這是小國感到憂慮的事情。晉侯聽了子產這番話之後，自知理屈，再也不責備鄭國了。
鄭簡公十七年（公元前549年），子產寄信給晉範宣子，勸他減輕盟國對盟主納幣的負擔。這也是一篇著名的有聲有色的外交文件。原信說：
子（指範宣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雲：“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德也夫！
宣子得信後，便不得不減輕諸侯貢物的負擔。
這時，因為吳的強盛，在今長江淮水流域一帶吳楚不斷髮生戰爭，楚國疲於奔命。晉在中間起著挑撥離間的作用。楚自平王以後，已經無力經營北方，因而鄭國在外交上漸漸傾向於晉，同時為晉伐陳蔡許等從楚的小國。簡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展、子產帥師入陳。陳敗。陳侯只好穿著喪服，懷抱社主，群眾男女也分別繫著繩子，作為俘虜，去歡迎鄭國的軍隊，陳幾乎滅亡。這次鄭的入陳，原是為了討盟主晉國的歡心，所以子產一待戰爭結束，便去向晉報捷。晉人間子產“何故侵小？”這大概是晉怕鄭強大的緣故。子產也反問說：“今大國多數圻矣（意為土地不斷擴大），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子產在外交上的成功，當然也不是隻憑他的口才，而是由於他對當時的形勢、各國的實力，都能瞭如指掌，因而能從容進退。簡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為了替許報仇，起兵討伐鄭國。鄭人準備抵抗。子產卻說：“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意即貪功一來），不如使逞而歸（逞，快也），乃易成也。”子展聽從了子產的意見。後來楚師來到鄭國耀武揚威了一番，便班師而回。鄭國沒有抵抗，也沒有導致戰爭。
鄭簡公二十年（公元前547年），這一年由宋向戌發起第二次弭兵大會。這次大會參加的，有齊、秦、晉、楚、魯、鄭、陳、蔡、許、曹、衛等國。當時中原諸侯各國內部都發生“公室卑弱，大夫專政”的現象。長期的爭霸戰爭，互相砍殺，弄得“夫婦男女，不遑啟處，”民生凋敝已極。小國固然受害最深，大國也弄得精疲力竭。楚國雖無大夫專政的局面，但是吳在邊境上的擾亂也使它窮於應付。因此，當時諸侯各國都有休兵停戰的共同要求。大會期間雖然晉、楚、齊、秦四個大國之間發生一點矛盾，但是大會之後，晉楚兩國與中原諸侯之間竟維持和平達四十年之久（自魯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到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晉趙武自宋參加弭兵之會以後，經過鄭國。鄭簡公親自舉行宴會，歡迎趙武。趙武有意試探一下鄭國的態度，請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印段、公孫段賦詩。最後子產賦《隰桑》之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說：“武請受其卒章。”①
簡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年），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互相贈答。他對子產說：“鄭難將至，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②。他已預料到子產將執政了。鄭裨諶也對子產寄託很大的希望。次年（公元前543年），子產有事到晉國去，見到晉叔向。叔向問到鄭國強族駟氏、良氏之間的鬥爭。子產沒有表態。後來駟帶（駟氏）率國人討伐伯有。子產說：“兄弟如及此，吾從天所與。”他依然沒有左右袒。伯有死後，他枕股而哭之，並且以禮把伯有的屍體埋葬了。駟氏的人要打子產。子皮勸止他們，說：“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③
這年，應該輪到子皮執政。但是他保薦子產執政。子產推辭說：“國小而逼，族大寵多，不可為也。”但子皮竭力支持他，終於接受了執政④。子皮是屬於罕氏強族，他沒有參與駟良之間的鬥爭。子產執政以後的內政外交活動，都得到子皮的支持。因此子皮死時，他不禁失聲而哭，說：“我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產執政期間的內政外交
還在子產年輕時，有一次他問然明“為政”。然明回答說：“視民如子。見不仁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很同意他的見解，並去告訴子太叔。子太叔就是子產執政以後的繼承者①。又有一次，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回答說：“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②這話比然明所說，似乎要更穩重些。後來子產執政，他的內政外交基本上按照他的這個言論去做的。
簡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產從陳結盟回來，他對鄭大夫們說：“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米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③。這種情形，與子產自謂鄭“國小而逼，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無何不同，雖然陳當時確比鄭要弱小得多。由子產對陳的評論看來，他是有意維護公室的權力，而反對私家貴族的“政多門”的現象。
在子產剛執政前，駟良方爭，他並不左右袒。這可能是他自己感到政治力量還不穩固的緣故。在“七穆”的強族中，以駟良兩族最為強橫。後來，良氏被駟氏趕出國外，不久又被殺死了，從此駟氏獨強。簡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公孫楚（遊氏）與公孫黑（駟氏）為爭奪一個女人而發生鬥爭，公孫黑表現得更加橫蠻。子產反而把公孫楚放逐出國。董隧之盟，罕虎等六族私盟，公孫黑知道了，硬要參加。子產也不加討罪。這樣過了一年，公孫黑將作亂，其族人和諸大夫都反對他。子產乘機把公孫黑處死。駟氏強族才稍衰。
其次，豐氏罕氏也很強大。子展、子皮即屬罕氏，是子產執政的支持者。子產執政不久，豐卷要求田獵一次以便獲取新鮮禽獸作為祭祀品。子產說：“唯君用鮮，眾給而已”，沒有答應。豐卷便準備動武，趕走子產。子皮又支持子產，豐卷反而被迫逃奔晉國。子產把豐卷的田裡全部保存起來。三年後，豐捲回國，子產又把田裡，包括三年內田裡的收入，歸還給豐氏。由此可見子產對貴族的曲意迴護了。西周時土地本是王有的，但是貴族既然可以長期佔有，實際上也就等於私有了。此由豐卷的田裡一例可以看出。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鄭簡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公孫段相鄭伯騁晉，晉平公很喜歡他，把州的一塊土地賜給公孫段。但是這塊土地（在晉鄭交界之處）已經歷過多次主人，韓宣子、範宣子、趙文子三家又爭著要它。所以公孫段一死，子產勸公孫段的兒子豐施把這塊土地歸還晉國。豐施已同意了。當時晉韓宣子執政，子產對韓宣子說：“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這就是土地只能佔有的例子。當然，如果這塊土地原是鄭國的土地，那麼豐施繼承其父是理所當然的。
自弭兵之會以後，晉楚之間保持和平。子產是比較親晉的，他為卿時就曾數次騁晉。由於他的外交辭令和利用周禮，他在朝騁和輕幣等問題上，都給鄭國爭得光彩。執政以後，他也幾次赴騁，可以算是禮儀性的。鄭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和子太叔相鄭赴會。魯、周、齊、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也都參加了。這卻是一次重大的會盟。在開會前一日（七月癸酉）先舉行朝晉禮。子產命外僕（官名）速張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到了晚上，子產聽說子太叔還未張幄幕，使速往，卻無餘地了。僅此小事，也可見子產的外交經驗和才能都要比子太叔為高明。次晨甲戌，會盟典禮開始，而又發生“爭承”問題。《正義》解釋：承，就是貢賦，言諸侯所出貢賦，各國按照班爵大小而有不同。子產認為鄭是伯男，不該與公侯同列。子產根據周禮，說了下面的一番話：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使人通騁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猶缺，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
子產理直氣壯，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終於不得不答應。結盟之後，子太叔責怪子產，他說：“諸侯若討，其可讀乎？”子產回答說：“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竟亦陵，何國之為！”子產對於當時晉國六卿專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據說，後來孔子聽到子產為國爭承的事情，讚歎說：“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②
鄭定公四年（公元前526年），晉韓宣子騁鄭。鄭伯歡迎他，舉行宴會。鄭大夫孔張後到，立於客間。掌司儀的糾正了他。孔張走到客的後面，客不讓進去。他到掛樂器的地方站著。這種失禮的行為是要被貴族階級所訕笑的。鄭大夫富子因此向子產諫議道：“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禮，吾子之恥”。他是想子產懲罰孔張，以討好於大國的權臣，子產為了保持鄭國的尊嚴，很不高興富子的媚外態度，怒斥了富子一頓①。
又，晉韓宣子有一隻玉環，另一隻在鄭國的商人那裡，因此他趁騁鄭之際，要求子產給他配成一對。這本是韓宣子的私事，但鄭國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於晉，不得不要求商人給他。獨子產不肯。他說，政府與商人世有盟誓：“爾（指商人）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所以他不能為韓宣子強迫商人一定要賣給韓宣子。子產接著嚴正地說：“今吾子（韓宣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韓宣子聽了子產的話，再不敢要玉環了，說：“起（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諸侯和鄙鄭國），敢辭之。”此與上事同樣，子產維持了鄭國的尊嚴②。
這時期，子產對於楚國也保持和平的關係。簡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楚公子圍騁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入館舍時，鄭發現楚人帶著兵器，使行人（辦外交的）子羽與楚交涉。公子圍讓步，倒掛著弓衣（橐）以示無弓，進入館舍，迎接新婦。這件事雖由子羽出面交涉，實際上也是子產的意思③。
當時，正值楚郟敖在位，公子圍篡位的野心已日益暴露。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鄭邊境修築犨、櫟、郟三城，鄭人害怕起來。子產知道公子圍的目的是在轉移國人的目標，而不是真正要攻鄭，所以他說：“不害，令尹（指公子圍）將行大事（言將弒君）而先除二子（指黑肱及伯州犁）也，禍不及鄭，何患焉！”①這年冬，公子圍果然弒死郟敖自己即位，是為靈王。由此可見子產對於當時列國形勢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斷定公子圍築城的目的不在鄭國。
簡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楚公子棄疾赴晉過鄭。鄭罕虎、子產、遊吉從鄭伯在相歡迎他。棄疾很有禮貌，見鄭伯以馬八匹作為禮物，如見楚王一樣，見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馬六匹作為禮物，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各如其分。並且下令他的隨從士兵，不芻牧，不進入田中，不砍伐樹木，不強買等等。這是過去楚人進入小國境內所沒有過的現象。因此子皮、子產、子太叔推測棄疾將有為王的野心。後來靈王被弒，公子棄疾為王，是為平王。這個例子同樣說明子產能夠洞察列國形勢，所以料事如神。
子產的三項改革
子產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執政後立即進行的三項改革。
第一項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載此事雲：（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這次田制改革實際是二十年前子駟“為田洫”的繼續。《孔疏》解釋“為田洫”說：“為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佔田過制。子駟為此田洫，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釋是正確的。《左傳》記述子產的改革特別說“大人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語也可證明。這就是說，春秋以後原來的井田制已經逐漸破壞了。破壞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貴族“佔田過制”，不但原來的公田已由貴族佔有而變為私有，而且農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們所掠奪，從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剝削了。這自然會引起廣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沒落的貧窮貴族（包括“士”在內）的不滿。而這種改革必然會牽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駟那次改革的失敗，就是四族喪田者引起來的暴亂。故子產改革之後一年，輿人之誦曰：“取我衣冠而褚（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這幾乎又要釀成與二十年前同樣的暴亂。《左傳》記載那次暴亂，特別引用《鄭書》稱“盜”者並非大夫，因此“輿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見杜注）。他們是有田的（即所謂“士食田”）。也有“隸子弟”（見《左傳》桓公二年）。因此，輿人之誦說：“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他們中間必定也有佔田過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沒落的貧窮的人。三年之後，大概是因為生產發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現象停止了，他們就普遍地對子產的改革表示擁護，所以輿人之誦說：“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於改革。因為從“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看來，他並不廢除國野（鄉、遂）的制度。服，不是車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謂“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級服役制度。
第二項改革是“作丘賦”。這是在鄭簡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魯國作丘甲則晚五十二年。《穀梁傳》對魯作丘甲說：“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區，他們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無作甲的義務。現在魯國統治階級要被統治的野人也製作甲，當然是“非正”的，鄭作丘賦，大概與魯作丘甲相同。就是說，鄭國統治階級從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統治階級供應軍賦了。賦本包括車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鄭作丘甲與魯作賦並無不同。這是春秋以來由於戰爭的頻繁，各國普遍地有加賦的趨勢。統治階級不一定預料到，這樣一來，國野的界限卻不知不覺地取消了。
子產這次改革，同樣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這是必然的。如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產毫不動搖，他說：“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遷矣。”這種堅定的意志，是春秋時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項改革，是鑄刑書。這是在鄭簡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它與晉鑄刑鼎應該相同，而時間上卻早於晉國二十三年（前513年），《左傳》昭公二十九年雲：“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這是我國文獻上第一次明確用鐵的記載。雖然鄭鑄刑書是否鑄在鐵鑄的刑鼎上，不能斷定，但既然說“鑄”，很可能也是鐵鼎，鄭鑄刑書，晉叔向寫信給子產表示反對，他說：“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他的言論與二十三年後晉鑄刑鼎，孔子所反對的言論全出一轍。孔子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兩相比較，可知鑄刑書和鑄刑鼎，就是把貴族階級的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加以公佈。在此以前，只是貴族階級的習慣法，不成文法，也即所謂“禮”，而鑄刑書以後，則是成文法。禮只施於貴族，刑（指體罰）則施於平民、奴隸。因此鑄刑書和鑄刑鼎必然對於貴族不利，而引起叔向、孔子等人的反對。
應該指出，刑書的公佈必定是階級矛盾的結果。因為子產給叔向的回信說：“僑（子產）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倘使不是為了無法解決的階級矛盾，何以說話如此嚴重！子產於臨死前給子太叔的遺囑說：“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死後數月，子太叔執政，他不忍猛而寬，結果是“鄭國多盜，取（聚）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子產），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①依《左傳》的記載，萑苻之盜似乎發生在子產死後數月，這或是為了故意給子產隱諱，而在子產生前已經發生，就是說，在子產鑄刑書時必定已經發生，否則子產給叔向的回信說：“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就不能理解他死前的遺囑裡，說什麼寬猛云云，也就成為無的放矢了。
我們知道，雅典公佈德拉古成文法，羅馬公佈十二銅表法，都是平民不斷地劇烈地反對貴族特權才取得的。儘管那些成文法還很不平等，條文非常之殘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佈，總比把法律藏在貴族手裡，要對平民有利。以此類推，我們認為鄭晉刑書的公佈，對平民也可能比較有利，而這正是叔向、孔子等人反對的原因。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子產的改革雖然有其抑制貴族的一面，但是他對於貴族也有曲意迴護的一面。
子產的思想
子產不只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動，可以說只屬於鄭國，而他的思想，不只影響於春秋時期，而且影響於後代。
子產是一個很博學的人，這與他少年時受到良好的詩禮教育是分不開的。鄭簡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子產到晉去問候晉平公疾病。叔向問子產說：“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回答說：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餘命而子日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縈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縈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叔向聽了這番話後，說：“肸（叔向）未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聽到子產的話，說：“博物君子也”①。他不但原原本本地講述了參、商二星的神話傳說，而且說明了男女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生理原因，指出晉侯的疾病不是由於實沈臺駘為宗，而是由於男女飲食的緣故。
又如後來子產第二次騁晉，晉侯生病，已經三月，夢見黃熊。韓宣子問是什麼厲鬼。子產回答說“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首先他駁韓宣子厲鬼之說，接著他又講述黃熊的故事說：
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子產強調人事，但是他並不否認鬼神的祭祀的意義。這種態度與孔子“祭神如神在”一樣。簡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間（公元前536、535年）鄭國發生一次鬧鬼事件，人們紛紛傳說“伯有至矣！”（伯有被子晢駟帶所殺）而且有人傳說，夢見伯有披著兵甲走過，某月某日要殺死駟帶和公孫段。後來駟帶和公孫段果然如期而死，因此眾人驚慌得很。子產在這種情況下，為伯有立了廟，並讓良止（伯有子）和公孫洩（子孔子。子孔也是被國人殺死的）繼為大夫。子太叔不解其故。子產說：“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意思是說要使他的魂魄有所歸宿。太叔又問：“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害，問何為立公孫洩）子產曰：“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意思是說，為了滿足群眾的心理要求，有時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行之。公孫洩雖非冤死，但是借伯有立廟，只是“無義而圖說”而已。因此，子產雖然不是無鬼神論者，但是他仍然重在人事，或者只是為了政治的需要。這和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其義實在相似。後來子產到晉國去，趙景子還問：“伯有能為鬼乎？”
子產也不否認鬼神，他接著說，伯有是大族，而且從政三世，不幸“強死”（即被人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②說穿了，伯有為鬼害，就因為他是大族。
春秋時期，貴族階級內部還保持著氏族貴族的民主精神，古代所謂“德治”、“仁政”。儘管有後人的誇張，其實就是氏族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決不是儒家空想出來的。子產從政，他沒有子駟、子孔那樣專斷，而是相反。《左傳》襄公三十年雲：“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①。由此可見子產執政時期，儘管鄭仍舊處在晉楚兩大國之間，強族也仍舊專橫，但當時無論內政外交都比過去要穩定得多。這不僅是子產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的班子比過去要健全得多，也就是他能夠更多地發揚了貴族民主的精神。
子產的民主精神，在“不毀鄉校”一事上也表現得很明顯。《左傳》記載道：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②
傳說，“鄉校”即古之“明堂”，為討論、執行政治的地方，春秋時是否尚有此制，已不可知，不過它可能還作為古建築保留下來，而且為人遊觀之所，並按照舊習慣大家在這裡議論政治。然明主張“毀”，子產不主張“毀”，正可說明子產的民主精神。
子產不但尊禮，知禮，而且《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子產論禮的一大段話，從內容看來，卻可證明子產是禮的專家。有云：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命，因天之性，生其大氣，用其五行。……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趙簡子聽了子產的議論之後，讚歎他說：“甚哉！禮之大地！”在禮法的問題上，子產仍舊堅持傳統的觀點，認為禮是第一位的，不得已才用法或刑罰。他之鑄刑書就是其例。
在天道觀方面，子產確有超出同輩的人的地方。他的一句名言是為大家所熟悉的，他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這是鄭定公六年（公元前524年），宋、衛、陳、鄭四國發生大火，裨灶是懂天文的，他預先警告過子產，要子產以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聽。後來宋、衛、陳、鄭果然大火，而且依裨灶說鄭還要大火。子產沒有聽從裨灶的話去禳火，因此說了上面這話的。依子產的意思，天道就是自然的規律，它與人的規律是無關的，所以並不同意裨灶的話，至於禳火更是迷信之舉。子產不只不聽從裨灶的話去禳火，反而對於防火卻做了充分的準備。鄭國也未發生第二次大火①。子產認為“天道”與“人道”是沒有關係的，而應盡力於人事方面，這種觀點與孔子基本上也一致的。
又鄭國旱災，子產使屠擊、祝欵、豎樹三人到桑林祭祀求雨。他們到後，反而把桑林砍伐了，不雨。子產說：“有事于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②因此把屠擊等三人的官邑奪取了。天旱到桑林求雨，這是商代以來的老風俗，不過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這在科學上有一定的道理。子產命屠擊等到桑林祭祀，這是他遵守傳統的風俗的一面，但他既說“藝山林也”也似乎認識到森林與天雨的關係。
有一次，鄭又大水。據說，在鄭城外洧淵出現龍鬥，國人要求縈祭，子產不答應。他說：“我鬥，龍不我覿（見也）也，龍鬥，我獨何覿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①這仍是“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的思想。
子產去世的消息，傳到孔子耳裡（時孔子29歲）他流著眼淚說：“古之遺愛也！”②孔子與子產生前似未謀面，但是孔子是深深地敬愛子產的為人的，他這一嘆語與“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正是因為他們思想上有共鳴的地方，才可能說出這麼深切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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