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折騰了大半輩子，到晚年也覺得過火了，反省自己確實把天下民力耗得差不多了，於是封當時的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選拔了種田能手趙過教老百姓種田，決意大力發展農業。
一、輪臺思過
公元前89年，即漢徵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漢武帝，讓他再次加稅，在今新疆輪臺縣一帶戍兵以備匈奴。漢武帝拒絕了他的建議，並下了一道罪己詔，稱當前的要務不是勞師遠征地打仗，而是以農為本，休養生息，歷史上稱為"輪臺思過"。
不久之後，漢武帝又沉痛地對車千秋說："我年輕的時候'所為狂悖'，讓天下愁苦，現在追悔莫及，凡是那些勞苦百姓、使得天下疲憊的弊政，都統統罷了吧！"
兩年之後，也就是公元前87年，漢武帝永遠地離開了他統治了整整五十四年的國家。
在親政的時間裡，漢武帝重組了從漢太祖劉邦一直到自己的祖母竇太后這百餘年來"無為而治"的小政府，並出爐與實踐了五銖錢、鹽鐵專營、均輸平準等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國家理財方案。後來的改革家們，如王安石、張居正等雖然在具體的實施方法上各有創新，但是大致的框架在漢朝便已經定了下來，再沒有實質的改變。
在這裡不光是要總結漢武帝的一生，而且要提出一個問題：根據凱恩斯主義的說法，當經濟進入蕭條期，政府應該更加地"有為"，加大投資力度，拉動貨幣的流通，才能讓整個經濟走出蕭條。
二、以更大的赤字來最終減少赤字
那為什麼漢武帝有為了幾十年，沒看到國家被折騰得越來越富有，反而睏乏了呢？為什麼輕徭薄賦的小政府在歷史上總是能夠讓經濟真正好轉起來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無法用一個簡單的是與否來概括，而要具體分析，要看是什麼樣的國家，要看緊縮的那一部分的公共開支。
那麼一個國家的政府開始"折騰"老百姓，往往意味著政府投入巨資在一個或者幾個項目上，在古代，所謂"折騰"一般集中在兩個方面：
其一，君主個人的享受。比如修建宮殿，四處巡狩遊玩，追求奇珍異寶，賞賜寵臣嬪妃，或者滿足自己奇怪而又昂貴的個人癖好，等等。
其二，對外發動戰爭或者對內殘酷地殺戮。
一般來說，側重於前者的君王往往落得個"昏君"的名號。而側重於發動戰爭的，如果勝利比較多，且處在國家上升階段的話，待遇還算好，世人會稱其"雄才大略"，混到死一般能有個"武"字做諡號。若是運氣比較差，直接折騰得快亡國了，那麼諡號可能就同"桀""煬"之流了。然後被史官大筆一揮，成了所謂"暴君"的典型，後來在史料中也總會提及"耗費天下"這四個字。
可是，但凡攤上一個貌似"昏君"或者"暴君"，就會民不聊生嗎？未必！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遭遇大荒，齊景公派相國晏子僱用了大量的災民給自己修建路霞之臺，大饑荒持續了三年，這個臺子也整整修建了三年，後來"臺成而民振"，災民們靠著修建路霞之臺的收入，安然度過了饑荒。儘管這個臺子依然是為了君主和相國享樂用的，但是對於災民來說，結局卻是極好的。
三、"昏"也好，"暴"也罷，其實對於老百姓來說並不一定是壞事
當大面積的乾旱或者洪水來臨的時候，農民和小生產者往往是最脆弱的，這個時候國家要賑濟他們，最直接的做法是開設粥場和窩棚，安頓災民住下，然後每天定時讓災民來領食物。
但其實，讓很多悽惶無助、驚魂未定的人無所事事地待好幾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本身就是很大的隱患——多餘的精力無處發洩，各種鬥毆挑釁和欺男霸女的現象都會接踵而至，一旦處理不好甚至可能會釀成民變，這也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對流民的控制特別嚴格的原因之一。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兩千多年前，朝廷無疑是不能學西方國家這樣完完全全地把災民養起來的，那麼那個時候，最理想的選擇便是僱用這些災民去修建水渠、橋樑和官道之類。因為這樣不但養活了災民，還用這些災民的勞力改善了基礎設施，等當前的災異過去了之後，可以期待更好的收成。但並不是每時每刻都有合適的公共工程可以搞，如果沒有怎麼辦？
一方面，災民有了工作，就不會有太多餘力去製造動亂，並且有了收入和糧食，就能讓他們度過眼前的困難時期；另一方面，國君自己也能享受一下精美的高臺。這樣做的"昏君"，其"昏"反而對國家、對百姓更有利，因為實質上這相當於給廣大的農民提供了失業保險，使他們總有一份可以餬口的工作，即便流離失所。
而另外一種昏君，則是不知道如何去"昏"，這才是國家之大不幸。他們不管農閒農忙，完全隨著自己的心意，要整個國家圍繞著他們一個人轉，比如宋徽宗的花石綱就是其中一例。這樣的行為，完全打亂了農民生產的節奏，直接造成了社會總財富的損失，無疑是"百姓苦"的根源。
再說說君王好戰這事，比如漢武帝窮天下之物力和匈奴作戰，為什麼他越打越窮，維多利亞就能越打越富呢？雖然這麼對比對漢武帝有點不公平，但是我們不妨作為典型例子來展示一下如何才是會"暴"的暴君。
漢武帝征伐匈奴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現實主義的考慮，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對漢庭的威脅；二是為當年自己的祖先——劉邦和呂太后受匈奴的氣復仇。這兩個目的，後來基本上是達到了，現代人看漢武帝時期的開邊成果，往往會有一些難以名狀的自豪感，這麼大的地盤都是中國的了！
真要細究，有人會說，匈奴本身是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比較窮是事實，難怪打下來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但是，這並不是漢武帝越打越窮的理由。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征服的很多在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都十七八世紀了，發展水平還和當時的匈奴有一拼，但是英國人卻同樣可以賺錢。漢武帝最主要的問題，是打下匈奴和西域之後，除了將這些大塊地盤在地圖上標示為中國所有之外，並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強化其與中原的聯繫。只駐兵、設驛站毫無疑問是不夠的，如果沒有足夠的本土人做支撐，僅僅只是因為當地人畏其兵威的話，一旦國內有變，當地人隨時可以造反。
這也是唐朝乃至於其他對外擴張的朝代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強盛時期打下來了，使得疆域地圖顯得很好看，國家很威武；一旦弱了，馬上又被當地人奪回去。從事後的結果來看，募民實邊的邊郡，比如現在的酒泉、張掖一帶，後來都守住了，並且牢牢地被漢朝控制；而漢武帝在當今朝鮮所設立的樂浪郡，卻因為一直沒有足夠的移民，沒有建立起足夠的統治基礎，以至於日侵削奪，在晉朝又重新被高句麗佔領。
其實，匈奴的領地是現在的蒙古和我國內蒙古、新疆一帶，有大漠戈壁阻攔，不適合開墾成農田，但適合開礦和放牧，和華北平原的農耕正好能形成互補，本來雙方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交換的。
漢武帝若能趁著擊破匈奴、草原諸族臣服之際，大力發展商業交換，把中原王朝大量的手工藝品和生活用品賣給草原的民族，進口馬牛羊和礦產原料，加強草原與中原的經濟聯繫，也許不用幾代人，這些草原民族別說要起兵反抗，恐怕自請內附的都會很多。
可見，為了打仗而打仗，為了滅國復仇而打仗，只會越打越窮，因為打仗需要武器盔甲，需要佔用青壯年勞力。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從周朝到清朝，佔據中原的朝廷幾乎無一例外都要面對草原民族的騷擾、威脅，且一直沒有相對比較成熟的解決方案。
嚴尤認為，對待匈奴的態度，周朝是中策，漢朝是下策，秦朝是無策。周朝保境安民，匈奴來了之後，就派兵驅逐出境，不主動，不追擊，把匈奴的入侵當作蚊蟲的騷擾，以驅趕而非滅絕為目的，這樣的好處是不太消耗民力，所以天下稱明。
而漢武帝選天下精兵強將，深入大漠，雖然整體來說佔了上風，但是匈奴的報復也來得迅速而猛烈，兵連禍結三十餘年，雙方都沒有能力繼續發動大規模的戰事了，這是天下稱武。
秦始皇則對蠻族"零容忍"，一方面派兵東伐西討，另一方面修築萬里長城，勞頓天下，結果等把疆域的邊境都修葺好了，自己的政權也玩完了，所以是無策。
因此，儘管昏君暴君都為老百姓所痛恨，但是從經濟學角度看，如何"昏"，如何"暴"，才是關鍵。
參考文獻：
《細說兩晉南北朝》
《他認為應該大力發展農業,最後卻被漢武帝否認,這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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