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問銅像
在後人心目中，元好問是著名詩人，他本人也是以詩人自居，臨終時交代後事，希望墓碑上能鐫刻“詩人元遺山之墓”的字樣。他沒有直接參與《金史》的編纂，卻為《金史》一書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元好問原本對撰寫歷史沒有多大興趣。正大元年（1224），他進入國史院擔任臨時編修官，參加編纂《宣宗實錄》。帝王實錄通常是後代編寫史書的基礎性文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於牽涉到當代諸多人和事的評價，很容易引發是非和矛盾。如韓愈主持撰寫的《順宗實錄》就招致一些議論，世人皆知，元好問對韓愈的遭遇有所瞭解，還曾經引用過他的《答劉秀才論史書》中“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之類的話，說明他對參與撰寫《宣宗實錄》從一開始就有些顧慮，缺少積極性。加上國史館編修官品級低下、俸祿微薄、辦公條件惡劣、國史館人事紛爭等諸多不利因素，元好問堅持一年左右，就以請假的名義，辭職告歸嵩山。
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年國史館的職業生涯毫無意義。這段經歷除了讓元好問對編纂“國史”積累一些感性認識之外，一個重要收穫是去鄭州拜訪前朝重臣賈益謙，引發了他對當代史的進一步思考。
因為《宣宗實錄》牽涉對宣宗之前衛紹王的評價，事關宣宗即位的正當性，以及胡沙虎（紇石烈執中）等人擁立宣宗的合法性，此前朝廷已經按照《海陵庶人實錄》在編寫《衛紹王實錄》了，而前者完全遵照金世宗的旨意，任意篡改歷史，徹底否定海陵王完顏亮，當時很多知情人都阿附聖意，不敢直言。
年邁的賈益謙告訴元好問兩點：第一，海陵王被殺之後，金世宗在位的三十年，鼓勵大臣揭發海陵王的黑材料，凡是能舉報海陵王“蟄惡者”，就能獲得“美仕”，有些史臣更是變本加厲地向他潑汙水，“誣其淫毒驁狠”。賈益謙說，現在看來，簡直“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第二，衛紹王勤勞節儉，“重惜名器”，治國理政的能力，在很多“中材”之上，也就是說，在金代帝王中，衛紹王也是在上等之列。
對元好問和很多士大夫而言，這兩點不啻振聾發聵，促使元好問重新審視《海陵庶人實錄》以及世人對海陵王、衛紹王的不公正評價。儘管元好問地位卑微，無力扭轉官方意識，不能改寫《海陵庶人實錄》《衛紹王實錄》，但他可以廣為宣傳，並將賈益謙的歷史洞見記載在《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和《中州集》中，予以稱揚。這就為《金史》編纂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金史·賈益謙傳》完整地轉錄元好問的記載，百餘年後的元代史臣們還不禁感慨一番：“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為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篝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取富貴之道乎？嘻甚矣！”連他們都不敢相信，金世宗時期居然將抹黑完顏亮、篡改《海陵庶人實錄》當成個人謀取富貴之道，歷史還有多少公正可言？元好問的記載，不僅讓元代史臣警醒，也發後人深思，至少能引發我們對海陵王、衛紹王相關歷史可靠性的懷疑：《金史》有關完顏亮的史實有多少源自《海陵庶人實錄》？《金史·后妃傳》有關海陵王后宮繪聲繪色的描寫，直接被抄入元明色情話本小說《金海陵縱慾亡身》之中，可見這段“正史”是多麼的荒唐！
幾年之後，元好問的歷史意識大大加強，最直接的原因是金王朝日落西山的形勢，許多師友、同儕突然死亡，在不斷引發他悲痛傷逝之情的同時，還促使他為很多死者撰寫碑誌文。現存碑誌文將近百篇，約佔其文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這些碑誌是《金史》重要的史源材料，學界已經有了詳細的比對和深入的探討。
與韓愈、歐陽修的碑誌文相比，他的碑誌文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墓主大半是非正常死亡者，由此導致其碑誌文具有非常濃厚的傷悼情緒。元好問往往聯類而及，由墓主擴大到相關群體乃至金末亂亡的時代，提供了墓主之外的其他文獻。如《內翰馮公神道碑銘》由墓主馮璧聯想到從他問學的其他人：“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屑在耳。”五人之中，亡者四，元好問怎能不滿懷感愴？
在《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和《聶孝女墓銘》中，元好問兩次羅列金亡前後“死而可書者”名單：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
元好問為他們一一撰寫了碑誌文，發自肺腑地感慨：“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十數人而已。”（《聶孝女墓銘》）只可惜這十數人中，除完顏良佐、聶元吉、聶孝女三人之外，其他人的碑誌文都已經失傳，他們的生平也隨之湮滅於後世。巧合的是，《金史》恰恰為完顏良佐、聶元吉、聶孝女三人立傳，說明《金史》編纂者贊同元好問的觀點，認為這些人都應該進入《金史》；之所以沒有為其他人立傳，完全是因為失去元好問所寫碑誌文這唯一的史源，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從反面印證了元好問的貢獻不可磨滅。
元好問撰寫碑誌文有著自覺的存史意識和能夠存史的信心。他在《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中痛感“世無史氏久矣”，以致當時人連遼代“起滅有幾主”都不知道，而金代的九朝《實錄》下落不明，金代歷史很快也像遼代一樣，不為後人所知。所以，他要通過撰寫碑誌文達到存史的目的：“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他相信所寫的碑誌文將來能夠為撰史者所採納。
清人李祖陶認為元好問“《集》中碑誌最多，直書所見所聞，論定一代，可與歐陽公《五代史》並觀”（《元遺山文選》）。論定一代、媲美歐陽修《新五代史》云云，也許有些拔高，但其中也有李祖陶獨特的發現。《新五代史》寄寓著歐陽修對五代歷史的哀輓，被章學誠譏為“只是一部弔祭哀輓文集”（《章氏遺書外編》卷一），元好問的碑誌文以哀輓情調保存歷史，二者殊途同歸。元好問帶著濃厚的感情色彩記載金代歷史人物與事件，使得歷史帶有溫度，更加親切感人，這固然不一定能得到後代史家的認同，但一定會打動後代史家，讓他們大量取材於元好問的碑誌文。
《金史》修訂本
國亡史作。金王朝滅亡之後，元好問撰述歷史的意識更趨強烈，並迅速付諸行動，陸續開展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撰寫《壬辰雜編》。從書名來看，應該是回憶天興三年（1233）汴京被圍、金王朝滅亡前後的雜事，寫作時間不詳。由於記載親身經歷，不需要依賴其他資料，懷疑是金亡不久痛定思痛時所作，或許是羈管聊城、移居冠氏期間。該書卷帙不詳，估計篇幅不大，最終是否定稿也不可考。元代史臣撰寫《金史》時，此書稿尚存，並有所取材。歐陽玄見到《壬辰雜編》中記載金代將領完顏斜烈鎮守商州時，一次性遣返被俘的歐陽修後世及其鄉親三千人（《圭齋文集》卷二《送振先宗丈歸祖庭》），這成了《金史·完顏斜烈傳》的主要內容。美國學者陳學霖曾探討《金史》與《壬辰雜編》等關聯，判斷《完顏奴申傳》所載元好問與二相之間的對話等史料源自《壬辰雜編》，較為可信。
第二，撰寫《南冠錄》。元好問羈管聊城期間，以南冠自指。《南冠錄》的性質應該是其家族史，主要包括元好問先世雜事、元好問本人行年雜事、先朝雜事。其中先世雜事、行年雜事會涉及其他人和事，先朝雜事則完全是歷史。先朝主要指金哀宗時期，是否包括金宣宗時期已不可知。元好問很愛惜此書，在《南冠錄引》中責令子侄一定要傳之數十世，家置一通，“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口氣之嚴厲，在遺山文中僅此一見。在《學東坡移居》中，他聲明：“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流，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茲。”這口氣，完全是將《南冠錄》當作要公佈於眾的稗官野史，當成後代撰寫正史的基礎。只可惜元好問這麼看重的《南冠錄》沒有刊刻，未能傳之久遠，《金史》是否從中取材，未見確鑿證據。按常情推測，王鶚非常注重搜訪金代歷史文獻，與元好問及其後人都有交往，不會錯過《南冠錄》。倘若此推論成立，王鶚在撰寫《金史稿》時一定有所參考。
第三，編纂《中州集》。早在汴京被圍時，就有朋友勸元好問編纂金代詩歌總集，正當危急存亡的關頭，元好問根本無暇顧及。羈管聊城期間，元好問閉門深居，能從容撰述文字：“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為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為可惜也。”（《中州集序》）為了保存一代詩人詩歌，元好問開始編纂《中州集》。前七集以魏道明、商衡所編《國朝百家詩略》為基礎，加上元好問自己蒐集的一些詩歌，當年就基本編就；後三卷則經歷了十餘年的時間，最後才編輯刊行，如他自己所說：“篇什《中州》選，兵間僅補完。”（《挽趙參謀二首》）
《中州集校注》（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金]元好問 編 張靜 校注
《中州集》以詩存史，受到後人的一致稱讚。其實，說《中州集》以詩存史並不準確，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杜甫詩史類的紀實詩歌，《中州集》中固然有這類詩歌，但並不突出。嚴格來說，元好問是通過編纂詩歌總集、撰寫詩人小傳來保存一代歷史。在總集中，撰寫詩人小傳，前人偶爾為之，但普遍比較簡陋。元好問將之完善起來。魏道明、商衡所編的《國朝百家詩略》是否有作者小傳，不得而知，即使有小傳，元好問一定加以改寫，因為前七卷作者小傳中含有元好問本人與作者交往的內容。後三卷最為特殊，收錄的詩歌數量少，詩人多，有的詩人僅入選一首七言絕句，而傳記則多達幾百字，入選詩歌成了手段，保存詩人、保存歷史成了目的。《金史》特別是其中的《文苑傳》大量取材於《中州集》。如果沒有《中州集》這一資料庫，《金史·文苑傳》也許會損失殆半。
第四，撰寫金朝野史。野史相對於官方所修的正史而言，理論上應該包括《南冠錄》《壬辰雜編》等書。元好問還有哪些其他野史著述？有些模糊。從現存文獻來看，蒙古太宗七年（1235），元好問結束羈管聊城的生活，移居冠氏（今山東冠縣），第一次提出建造野史亭、撰寫野史的設想：“我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學東坡移居八首》其八）這時《南冠錄》已脫稿，他將要撰寫的野史肯定不包括《南冠錄》。在冠氏的三四年時間，元好問可能開始著手蒐集和撰寫野史著作。太宗十年，元好問離開冠氏，返回家鄉，途經河南濟源，次年春節，元好問作《己亥元日》詩，稱“野史才張本，山堂未買鄰”，其中的“野史”當指《南冠錄》之外的著作，從“才張本”來看，“野史”的規劃比較宏大。
回到家鄉忻州後，元好問構建野史亭，準備大幹一番。他在《野史亭雨夜感興》中述說撰述野史的體會：“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舉。”可見，他所撰的野史包括官方喪葬禍福之類的文書，下筆特別嚴謹鄭重，以致失眠，“展轉天未明，幽窗響疏雨”，這說明他所撰述的野史不是隨意性很強的私人著作。蒙古定宗元年（1246），他給好友白華寫信，談及當時的撰史工作：
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抄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系廢興存亡者為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與樞判白兄書》）
元好問將母親張氏安葬之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順天府張柔處，查閱金朝實錄，將歷朝大政事、大善惡、興廢存亡匯成一書，再加上歷朝《實錄》中所沒有的衛紹王朝、金哀宗朝的史事，此書一旦完成，他便死而無憾。元好問儘管沒有說出書名，但從上述表述來看，差不多就是一部完整的金史了。
可惜元好問最終沒有完成，齎志以歿。郝經撰寫《遺山先生墓銘》，稱元好問“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採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從這一表述來看，元好問所編野史有兩種：《金源君臣言行錄》《近世事雜錄》。《金史·元好問傳》對此作了如下改寫：“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說明《金史》編者們沒有看到元好問的這些著述，它們最終未能成書而亡佚。
元好問墓墓道
《金史·元好問傳》僅提到《中州集》《壬辰雜編》，稱“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那麼，是不是意味著元好問未完成的野史著作與《金史》編纂毫無關係呢？恐不盡然。在元好問與歐陽玄等史臣之間，還有一個重要人物——王鶚。
王鶚與元好問為同年人，正大元年（1224）狀元，曾在國史館共事。他們交往密切，元好問在《癸巳歲上中書耶律公書》中推薦五十四位“天民之秀”，就包括“東明王狀元鶚”。中統元年（1260），王鶚出任翰林學士承旨。與元好問一樣，王鶚致力於編纂《金史》，除了編寫《汝南遺事》之外，他努力爭取官方力量，啟動官修《金史》工作。在忽必烈即位之前，王鶚就向他建議修撰《遼史》《金史》，並向他推薦元好問、楊奐、李治等人作為《金史》工作班底（參見《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王文康公》），但直到元好問去世，也未能啟動《金史》編纂工作。王鶚無可奈何，只好自己撰寫《金史大略》（撰寫提綱），並進入實際操作階段，撰寫了一部《金史稿》，最終為歐陽玄等編纂《金史》奠定了基礎（參見邱靖嘉《王鶚脩金史及〈金史稿〉探賾》）。王鶚在籌劃編寫《金史》期間，四方搜求資料，不遺餘力，自然不會錯過元好問蒐集的資料。元好問先他十六年辭世，王鶚曾為《遺山集》寫題跋，他應該能訪求到元好問的野史遺著，並吸收到自己的《金史稿》中，只是這一切都無法舉證了。
就這樣，給《金史》編纂作出諸多貢獻的詩人元好問最終未能成為史學家，只能抱憾於九泉矣。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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