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有些戰爭打的是很“講究”的，彼此還禮節、仁義、道德什麼的意思意思。比如那個在《史記》上被稱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他之“春秋五霸”的“霸”就霸在很講天子仁威仁義道德上，只是他“仁義”的實在是迂腐。
宋襄公受齊桓公的影響，早有稱霸之心，齊桓公去世，宋襄公積極會盟諸侯。
宋襄公的哥哥是宋桓公，宋桓公與齊桓公彼此頗合得來。齊桓公“葵丘會盟”時，宋桓公已經去世了，宋襄公積極的參與了。
宋襄公是不是受齊桓公霸主威名的影響呢，不能完全確定，但是，從他在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去世後，便一直頗熱衷於會盟諸侯看，他當是受到齊桓公“九合諸侯”的一定影響的，是個看重豐功偉業的人，而且還頗痴迷的講究霸主君子之道那一套。
只是，恐怕這個宋襄公只學到了齊桓公的軟實力的手段，卻沒有領略把握了齊國硬實力的策略方法。只想著靠尊王攘夷，仁義禮制那一套，沽名釣譽，就連打仗都生搬硬套仁義禮制那一套。結果吃了大虧，連命都虧裡面去了。
而讓宋襄公丟了小命的是楚國。楚國與宋國在齊桓公去世後，幹了一仗，就是“泓水之戰”。“泓水之戰”中宋國與楚國雙方的參與領導者，宋國國君宋襄公，楚國國君楚成王。
宋、楚兩國因為會盟諸侯、爭坐霸主而結怨，“泓水之戰”是彼此爭霸矛盾的爆發。
齊桓公稱霸諸侯時，宋楚兩國本沒有怨仇的。而在齊桓公去世後，宋、楚兩國始而才結怨，宋國國小，而宋襄公卻野心大，會盟諸侯搞得一波又一波的。
按史記的記載看，彼此發展到幹仗，其根本的衝突矛盾點，其實就是會盟諸侯，爭坐諸侯霸主。宋國會盟諸侯，或仗勢曾與強大的齊國的親密關係，也贏得了一些小諸侯國支持，但是，楚國不樂意。後來楚國，也會盟諸侯，鄭國去參加，宋國看不下去了，發兵攻打鄭國，鄭國向楚國求援，由此，宋、楚兩國展開了一次大戰，史稱——泓水之戰。結局是宋國大敗。連宋襄公也受了傷，被射中大腿，後來因此傷而病發身亡。
齊桓公去世後，約公元前643年宋襄公就開始會盟諸侯了。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想在鹿上與楚國結盟，楚國答應了。秋天，宋襄公與各諸侯在盂又聚會結盟。這時，楚國惱了，楚成王大概是想呀，你宋襄公與我楚國結盟，原來就是想借我楚國的威名搞稱霸諸侯的行當呀。我楚國地域廣大，是你宋國的好幾倍。我楚國還沒有稱霸，你倒是藉著我楚國的威名稱霸起來了。
於是，在會盟時，楚成王直接把宋襄公給拘捕扣押了，並且攻打宋國。或是礙於宋襄公的振振有辭的仁義道義說辭，冬季時，楚成王又把宋襄公給釋放了。
釋放後的宋襄公，野心絲毫不減，緊接著就又在亳會盟諸侯。第二年夏天，宋襄公開始討伐鄭國，原因竟是鄭國去參加楚國的諸侯會盟。鄭國比著宋國更是小國，打不過宋國呀，鄭國就開始請求援助，楚國伸出了援助之手，出兵討伐宋國解救鄭國。宋楚兩國戰於泓水。
泓水之戰，宋襄公的“仁義無敵”軍敗的一塌糊塗。
宋襄公有“講究”的打仗，“講究”的簡直可以說是痴迷於周朝以來的天子仁義道德的治國理念。用兵打仗不符合禮節不能動手，堪比賽場比賽。
話說，宋軍在泓水一岸已經紮好營寨，擺好陣勢。楚軍勢眾開始渡水進攻了，此時，目夷勸說宋襄公說，“敵眾我寡，楚軍正在渡泓水，剛渡到一半，正是出兵進擊的好機會。”宋襄公卻說了，“君子不能乘人之危，待到楚軍過河來才能開打。”楚軍已經渡過河來了，還沒有擺好陣勢，軍隊散亂，此時目夷又進諫說了，楚軍剛渡過河來，還沒有擺好陣勢，我軍以逸待勞，一鼓作氣，可以衝散敵軍。”
宋襄公卻又說，“趁敵人還沒有擺好陣勢，就進攻人家，勝之不武，君子不乘人之危，再等等吧，等到對方擺好陣勢，”
結果，楚成王擺好陣勢，兩軍對壘，宋軍被打的大敗。宋襄公大腿上還被射中了一箭，慌忙爬上馬匆匆撤軍逃跑了，後來傷勢嚴重而死。
宋襄公為什麼會如此迂腐的“仁義”，是不是個例呢？
其實結合當時的整體客觀環境而言，宋襄公並不是個例，而恰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反映，周朝禮崩樂壞，傳統的宗法禮制逐漸崩潰，宋襄公只是周朝禮制不斷崩盤中被記錄下來的一個鮮活例子而已，周朝末年到春秋戰亂再到戰國爭雄，就是保守周朝舊禮制觀念不斷被革除的過程而已。後來秦國的不斷變法強大就是不斷的打破舊有的生產關係模式下的舊道德觀念桎梏的過程。
春秋時期很多戰爭還明顯的受到周朝以來的宗法禮制的觀念束縛，是以才有宋襄公這樣的沽名釣譽的迂腐的指揮戰爭的形象。其實，是舊貴族舊奴隸主階級的所謂“貴族精神”在作怪。宋襄公只是其中明顯的一個例子而已，實際上在當時是有很多的。連打仗都要儀式化，都要教條化，這足見周朝末年以來的腐朽狀態。
什麼事都是安排好的，都是按著“上天”規定好的，都是按著禮儀教條來做的。相信天的號召，各路諸侯動不動都打著天子的旗號，想方設法綁上尊王攘夷的道德至尊“法寶”。一打上了天子的旗號，諸侯國立馬就覺得矮上三分似的。春秋時期的宋襄公努力的佔據道德的至高點，尊王攘夷，實是想握住聯合諸侯的優勢力量。但是，卻是逆勢而行了，當時周天子的號令約束力已經喪失了，名存實亡。宋襄公不識當時的歷史發展的形勢，不能辨清名與實的關係，好大功而幕虛名，因此吃了大虧。
綜上，周朝的舊道德的拘束在春秋時期還相對有些作用，到了戰國時期，漸漸就完全失去了約束力。宋襄公的形象是典型的周朝末年春秋時期的周朝舊禮制觀念的保守者，時代的產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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