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有些战争打的是很“讲究”的，彼此还礼节、仁义、道德什么的意思意思。比如那个在《史记》上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他之“春秋五霸”的“霸”就霸在很讲天子仁威仁义道德上，只是他“仁义”的实在是迂腐。
宋襄公受齐桓公的影响，早有称霸之心，齐桓公去世，宋襄公积极会盟诸侯。
宋襄公的哥哥是宋桓公，宋桓公与齐桓公彼此颇合得来。齐桓公“葵丘会盟”时，宋桓公已经去世了，宋襄公积极的参与了。
宋襄公是不是受齐桓公霸主威名的影响呢，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从他在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去世后，便一直颇热衷于会盟诸侯看，他当是受到齐桓公“九合诸侯”的一定影响的，是个看重丰功伟业的人，而且还颇痴迷的讲究霸主君子之道那一套。
只是，恐怕这个宋襄公只学到了齐桓公的软实力的手段，却没有领略把握了齐国硬实力的策略方法。只想着靠尊王攘夷，仁义礼制那一套，沽名钓誉，就连打仗都生搬硬套仁义礼制那一套。结果吃了大亏，连命都亏里面去了。
而让宋襄公丢了小命的是楚国。楚国与宋国在齐桓公去世后，干了一仗，就是“泓水之战”。“泓水之战”中宋国与楚国双方的参与领导者，宋国国君宋襄公，楚国国君楚成王。
宋、楚两国因为会盟诸侯、争坐霸主而结怨，“泓水之战”是彼此争霸矛盾的爆发。
齐桓公称霸诸侯时，宋楚两国本没有怨仇的。而在齐桓公去世后，宋、楚两国始而才结怨，宋国国小，而宋襄公却野心大，会盟诸侯搞得一波又一波的。
按史记的记载看，彼此发展到干仗，其根本的冲突矛盾点，其实就是会盟诸侯，争坐诸侯霸主。宋国会盟诸侯，或仗势曾与强大的齐国的亲密关系，也赢得了一些小诸侯国支持，但是，楚国不乐意。后来楚国，也会盟诸侯，郑国去参加，宋国看不下去了，发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援，由此，宋、楚两国展开了一次大战，史称——泓水之战。结局是宋国大败。连宋襄公也受了伤，被射中大腿，后来因此伤而病发身亡。
齐桓公去世后，约公元前643年宋襄公就开始会盟诸侯了。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想在鹿上与楚国结盟，楚国答应了。秋天，宋襄公与各诸侯在盂又聚会结盟。这时，楚国恼了，楚成王大概是想呀，你宋襄公与我楚国结盟，原来就是想借我楚国的威名搞称霸诸侯的行当呀。我楚国地域广大，是你宋国的好几倍。我楚国还没有称霸，你倒是借着我楚国的威名称霸起来了。
于是，在会盟时，楚成王直接把宋襄公给拘捕扣押了，并且攻打宋国。或是碍于宋襄公的振振有辞的仁义道义说辞，冬季时，楚成王又把宋襄公给释放了。
释放后的宋襄公，野心丝毫不减，紧接着就又在亳会盟诸侯。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开始讨伐郑国，原因竟是郑国去参加楚国的诸侯会盟。郑国比着宋国更是小国，打不过宋国呀，郑国就开始请求援助，楚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出兵讨伐宋国解救郑国。宋楚两国战于泓水。
泓水之战，宋襄公的“仁义无敌”军败的一塌糊涂。
宋襄公有“讲究”的打仗，“讲究”的简直可以说是痴迷于周朝以来的天子仁义道德的治国理念。用兵打仗不符合礼节不能动手，堪比赛场比赛。
话说，宋军在泓水一岸已经扎好营寨，摆好阵势。楚军势众开始渡水进攻了，此时，目夷劝说宋襄公说，“敌众我寡，楚军正在渡泓水，刚渡到一半，正是出兵进击的好机会。”宋襄公却说了，“君子不能乘人之危，待到楚军过河来才能开打。”楚军已经渡过河来了，还没有摆好阵势，军队散乱，此时目夷又进谏说了，楚军刚渡过河来，还没有摆好阵势，我军以逸待劳，一鼓作气，可以冲散敌军。”
宋襄公却又说，“趁敌人还没有摆好阵势，就进攻人家，胜之不武，君子不乘人之危，再等等吧，等到对方摆好阵势，”
结果，楚成王摆好阵势，两军对垒，宋军被打的大败。宋襄公大腿上还被射中了一箭，慌忙爬上马匆匆撤军逃跑了，后来伤势严重而死。
宋襄公为什么会如此迂腐的“仁义”，是不是个例呢？
其实结合当时的整体客观环境而言，宋襄公并不是个例，而恰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映，周朝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礼制逐渐崩溃，宋襄公只是周朝礼制不断崩盘中被记录下来的一个鲜活例子而已，周朝末年到春秋战乱再到战国争雄，就是保守周朝旧礼制观念不断被革除的过程而已。后来秦国的不断变法强大就是不断的打破旧有的生产关系模式下的旧道德观念桎梏的过程。
春秋时期很多战争还明显的受到周朝以来的宗法礼制的观念束缚，是以才有宋襄公这样的沽名钓誉的迂腐的指挥战争的形象。其实，是旧贵族旧奴隶主阶级的所谓“贵族精神”在作怪。宋襄公只是其中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实际上在当时是有很多的。连打仗都要仪式化，都要教条化，这足见周朝末年以来的腐朽状态。
什么事都是安排好的，都是按着“上天”规定好的，都是按着礼仪教条来做的。相信天的号召，各路诸侯动不动都打着天子的旗号，想方设法绑上尊王攘夷的道德至尊“法宝”。一打上了天子的旗号，诸侯国立马就觉得矮上三分似的。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努力的占据道德的至高点，尊王攘夷，实是想握住联合诸侯的优势力量。但是，却是逆势而行了，当时周天子的号令约束力已经丧失了，名存实亡。宋襄公不识当时的历史发展的形势，不能辨清名与实的关系，好大功而幕虚名，因此吃了大亏。
综上，周朝的旧道德的拘束在春秋时期还相对有些作用，到了战国时期，渐渐就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宋襄公的形象是典型的周朝末年春秋时期的周朝旧礼制观念的保守者，时代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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