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船借箭"情節的文學經典性還表現在它的奇特性。在《三國志演義》中，人物的奇美、人物的邏輯和理性的規律的統一體現在一系列精心編排的情節中，其中"草船借箭"是一個典型的奇特情節。在此基礎上，作者描繪了諸葛亮的獨特性格，充滿了智慧和邏輯。在這一塊的建設中，羅貫中三次刻意指出"大霧"的氣候條件，揭示了嚴格的理性邏輯。
《三國志演義》作為元明之際一部優秀的歷史小說，具有不可撼動的文學經典地位。正如高儒在《百川書志》中所說："據官方史料記載，小說是收藏的。證文辭,通好尚",其植根於傳統文化的土壤,脫胎於史傳文學的溫床，成長於講史藝術的搖籃，寫定於天才小說家之手。在《三國志演義》成書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有史書《三國志》、宋代的三國故事、元代的《三分事略》《三國志平話》、三國戲等，在撰寫時，羅貫中借鑑並再現了上述史書及相關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具有歷史傳記的"七實三"與"文"的元素，從而形成了章學誠所謂的"七實三虛"這樣的一種叫法。
《三國志演義》是羅貫中繼承和創作的一部文學經典。以往的研究往往過分強調他對史傳、平話、戲曲的繼承，注重對題材的研究，對他的創作性評價不足，對接受與創造的辯證關係探討不足。小說情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創造性，"草船借箭"這一經典性的情節正是羅氏《三國志演義》作為其接受與創造相統一的結果的微觀顯現，更能體現出羅氏的文學創造性，但以往對於"草船借箭"的研究多集中在對"草船借箭"主角的研究,如論文《還原草船借箭之真相等。而對這一情節從歷史到小說的演變過程和文學經典化、此情節在《三國志演義》中的作用以及此情節背後的文化意蘊和作者創造性的顯現方面的研究很少。筆者以小說情節"草船借箭"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草船借箭"由歷史事件講史話本的情節。
小說情節的演變過程，以及"草船借箭"情節的文學經典化等，來分析羅貫中巧妙的文學創造技能和其天才文學創造性，以及"草船借箭"這一情節背後的文學審美價值和文化意蘊，同時也透過"草船借箭"這一經典的情節來把握整部《三國志演義》由歷史到小說的文學經典化過程。
歷史與小說辯證關係觀照下的"草船借箭"
中國古代的小說與歷史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繫，從誕生之日起，它就與史書結下了不解之緣,關於此趙寬熙、楊滿仁等學者已做過詳細論述，本文不再贅述"中國古代的小說一向被稱為"稗史""野史"，也正充分表明了小說與歷史的血緣關係"元末明初,隨著《三國志演義》的廣泛傳播和敲定內容，以國史演為通俗演義,百餘回，事實上，他是世界的接班人，在這個有關於歷史的世界中，不僅僅會出現不同之處，他模仿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的絕大多數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官方歷史，另一部分是三國志演義。"歷史小說"，其與歷史的關係不言而喻"。有關於歷史這一方面的內容，似乎大家更加註重的是他的故事性而不是真實性，在本文中恰恰注重的是對歷史的尊重，所以深層次的挖掘歷史才是本文應該做的一件事。關於歷史小說，梁啟超在1992年《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一文中介紹《新小說》的欄目內容時提到了"歷史小說"這一名目，深刻的分析了小說和歷史事件的關係，表明了歷史事件可以經過一定的重構搭配成小說。明確的表達了歷史小說其與歷史的關係以及特點。
而《三國志演義》從史書到歷史小說的演進過程實際上是經由了創作上從歷史的敘事到文學的敘事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歷史事實不斷的被建構和再創造為文學藝術，這其中就包括了將歷史事實或歷史事件敷衍創造為小說情節的過程。從《三國志演義》，從"故事"到"情節"，這一過程同時反映了羅貫中處理歷史和小說的方法以及創作中的藝術創作原則。《三國志》中裴注所引的《草船借箭》源於《魏略》，作為《三國志平話》、《三國志演義》文學作品從歷史事件到小說情節敷衍情節的歷史淵源，蘊涵著羅貫中處理問題的藝術創造力歷史與小說的關係。
從歷史到小說，"草船借箭"文學價值的顯現
歷史作為一門科學，根據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邏輯去建構敘述。"草船借箭"由歷史到小說，對它的建構也經由了歷史敘事到小說敘事。從史書《三國志》來看，記"草船借箭"之事的文字僅有38字,敘述極為簡略，但在小說《三國志演義》中卻被敷衍成2300餘字，敘述詳細，情節曲折，內容豐富，竭盡鋪陳之能事。這種對歷史事件比例的重新配比實際上包含了敘事者對歷史人物事件的選擇和評價，也寄寓著著敘事者個人的主觀意志和情感態度。吳國利用船隻獲得魏國的箭。在小說情節的建構中,基本保留這個大的敘事框架，而對其中的主角、目的、起因等因素，不同於史實的文學虛構，主要表現為將主角移植到諸葛亮身上，將事件的起因敘述為周瑜妒忌諸葛亮的才能欲設計殺之等。這樣的安排,既沒有完全脫離源於《三國志》的史實，同時也進行了適當的文學虛構，使得"草船借箭"這一情節富有藝術感染力。
作者在將"草船借箭"建構成小說情節時，實際上是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觀念重塑歷史，根據一定的美學理想來進行藝術的創造，採用一種新的審美的敘述歷史的方式，藉助這種新的敘述方式傳達出新的歷史感和作者的主觀意志,在小說美學的原則下使歷史事實服從於文學虛構，從而呈現出作為小說情節的審美特色和價值，這也顯現出其處理文學虛構和歷史事實的美學原則。考察史書《三國志》的政治傾向，其實際上是尊魏為正統的,所以在敘及吳、蜀兩國時並無溢美之詞，而對孫權"草船借箭"的事件也是如實記敘,如其中透露出的孫權以船受箭的原因是"箭均船平"，並無對人物智慧、才能等的褒揚。諸葛亮巧妙的藉助大霧天氣,用計借得了十萬支箭，縱觀小說中對"草船借箭"情節的建構，其中顯現出了羅貫中對諸葛亮才能的褒揚和對周瑜人格的貶低，從其對諸葛亮的褒揚可以得知作者蘊含在此情節中對諸葛亮這一"智絕"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擁劉反曹"的意圖及政治取向。這樣的安排是為作者"擁劉反曹"的政治態度服務的，是為描寫小說的主要人物服務的。從歷史事件的真實理性的敘述到小說情節的再創造,在其中塑造人物形象和寄寓作者的主觀意志和情感態度，"草船借箭"實現了源於歷史而脫胎於歷史成為內容豐富的小說情節，從而具有了很高的文學價值。
參考文獻
《三國志》
《三國志演義》
《還原草船借箭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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