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船借箭"情节的文学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奇特性。在《三国志演义》中，人物的奇美、人物的逻辑和理性的规律的统一体现在一系列精心编排的情节中，其中"草船借箭"是一个典型的奇特情节。在此基础上，作者描绘了诸葛亮的独特性格，充满了智慧和逻辑。在这一块的建设中，罗贯中三次刻意指出"大雾"的气候条件，揭示了严格的理性逻辑。
《三国志演义》作为元明之际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具有不可撼动的文学经典地位。正如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所说："据官方史料记载，小说是收藏的。证文辞,通好尚",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脱胎于史传文学的温床，成长于讲史艺术的摇篮，写定于天才小说家之手。在《三国志演义》成书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有史书《三国志》、宋代的三国故事、元代的《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三国戏等，在撰写时，罗贯中借鉴并再现了上述史书及相关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历史传记的"七实三"与"文"的元素，从而形成了章学诚所谓的"七实三虚"这样的一种叫法。
《三国志演义》是罗贯中继承和创作的一部文学经典。以往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他对史传、平话、戏曲的继承，注重对题材的研究，对他的创作性评价不足，对接受与创造的辩证关系探讨不足。小说情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创造性，"草船借箭"这一经典性的情节正是罗氏《三国志演义》作为其接受与创造相统一的结果的微观显现，更能体现出罗氏的文学创造性，但以往对于"草船借箭"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草船借箭"主角的研究,如论文《还原草船借箭之真相等。而对这一情节从历史到小说的演变过程和文学经典化、此情节在《三国志演义》中的作用以及此情节背后的文化意蕴和作者创造性的显现方面的研究很少。笔者以小说情节"草船借箭"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草船借箭"由历史事件讲史话本的情节。
小说情节的演变过程，以及"草船借箭"情节的文学经典化等，来分析罗贯中巧妙的文学创造技能和其天才文学创造性，以及"草船借箭"这一情节背后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同时也透过"草船借箭"这一经典的情节来把握整部《三国志演义》由历史到小说的文学经典化过程。
历史与小说辩证关系观照下的"草船借箭"
中国古代的小说与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史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此赵宽熙、杨满仁等学者已做过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中国古代的小说一向被称为"稗史""野史"，也正充分表明了小说与历史的血缘关系"元末明初,随着《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和敲定内容，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事实上，他是世界的接班人，在这个有关于历史的世界中，不仅仅会出现不同之处，他模仿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的绝大多数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方历史，另一部分是三国志演义。"历史小说"，其与历史的关系不言而喻"。有关于历史这一方面的内容，似乎大家更加注重的是他的故事性而不是真实性，在本文中恰恰注重的是对历史的尊重，所以深层次的挖掘历史才是本文应该做的一件事。关于历史小说，梁启超在1992年《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中介绍《新小说》的栏目内容时提到了"历史小说"这一名目，深刻的分析了小说和历史事件的关系，表明了历史事件可以经过一定的重构搭配成小说。明确的表达了历史小说其与历史的关系以及特点。
而《三国志演义》从史书到历史小说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经由了创作上从历史的叙事到文学的叙事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事实不断的被建构和再创造为文学艺术，这其中就包括了将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敷衍创造为小说情节的过程。从《三国志演义》，从"故事"到"情节"，这一过程同时反映了罗贯中处理历史和小说的方法以及创作中的艺术创作原则。《三国志》中裴注所引的《草船借箭》源于《魏略》，作为《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文学作品从历史事件到小说情节敷衍情节的历史渊源，蕴涵着罗贯中处理问题的艺术创造力历史与小说的关系。
从历史到小说，"草船借箭"文学价值的显现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根据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去建构叙述。"草船借箭"由历史到小说，对它的建构也经由了历史叙事到小说叙事。从史书《三国志》来看，记"草船借箭"之事的文字仅有38字,叙述极为简略，但在小说《三国志演义》中却被敷衍成2300余字，叙述详细，情节曲折，内容丰富，竭尽铺陈之能事。这种对历史事件比例的重新配比实际上包含了叙事者对历史人物事件的选择和评价，也寄寓着着叙事者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态度。吴国利用船只获得魏国的箭。在小说情节的建构中,基本保留这个大的叙事框架，而对其中的主角、目的、起因等因素，不同于史实的文学虚构，主要表现为将主角移植到诸葛亮身上，将事件的起因叙述为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能欲设计杀之等。这样的安排,既没有完全脱离源于《三国志》的史实，同时也进行了适当的文学虚构，使得"草船借箭"这一情节富有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将"草船借箭"建构成小说情节时，实际上是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采用一种新的审美的叙述历史的方式，借助这种新的叙述方式传达出新的历史感和作者的主观意志,在小说美学的原则下使历史事实服从于文学虚构，从而呈现出作为小说情节的审美特色和价值，这也显现出其处理文学虚构和历史事实的美学原则。考察史书《三国志》的政治倾向，其实际上是尊魏为正统的,所以在叙及吴、蜀两国时并无溢美之词，而对孙权"草船借箭"的事件也是如实记叙,如其中透露出的孙权以船受箭的原因是"箭均船平"，并无对人物智慧、才能等的褒扬。诸葛亮巧妙的借助大雾天气,用计借得了十万支箭，纵观小说中对"草船借箭"情节的建构，其中显现出了罗贯中对诸葛亮才能的褒扬和对周瑜人格的贬低，从其对诸葛亮的褒扬可以得知作者蕴含在此情节中对诸葛亮这一"智绝"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拥刘反曹"的意图及政治取向。这样的安排是为作者"拥刘反曹"的政治态度服务的，是为描写小说的主要人物服务的。从历史事件的真实理性的叙述到小说情节的再创造,在其中塑造人物形象和寄寓作者的主观意志和情感态度，"草船借箭"实现了源于历史而脱胎于历史成为内容丰富的小说情节，从而具有了很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三国志》
《三国志演义》
《还原草船借箭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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