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四十岁以后，我发现人生就像一段视频被按了“快进”键，一转眼几年就过去了。两年前姥爷的去世，就好像发生在几天前一样记忆犹新。
姥爷属马，生于1918年，卒于2018年，活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个农民，吃了一辈子的苦，能活到这个岁数的人真不多见。好多人咨询过姥爷的长寿之道，但能做到他那样的寥寥无几。
姥爷去世前的一个月，我每隔一两天去探望他一次，送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我最后一次看他时，姥爷的双眼闭着，努力地仰起头，手向上摸，在场的人都不解何意。晚上舅舅打来电话，姥爷已经走了，我查了一下日历:农历二月初二。原来姥爷是想最后剃一次头再走啊！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理发店的生意非常红火。前些年街道上有剃头师傅，到了二月二，姥爷总会过来剃头，然后买上油糕、麻花等零食到我家来，我妈赶紧为他准备酒菜、午饭。姥爷坐在太师爷上挼着花白的山羊胡子，笑嘻嘻地用河南话问我:“二月二，龙抬头哪！你有没有理头？”如果没理，他就掏钱让我去理。
我的表兄弟一大帮子，童年时经常一起呆在舅家玩，姥爷和外婆给带着。姥爷家在村子外面住，隔了一条马路，大门口有一棵皂荚树，几棵楝子树，几谿菜地。我上树摘皂荚、楝子，渴了钻进菜地摘西红柿、黄瓜吃，累了拉一张席铺在皂荚树下睡觉。
姥爷家后院种了许多树。我们表兄弟几个爬上树，一个在树上放风，几个翻过院墙，到隔壁的果园偷果子吃。果园主人找来，姥爷陪着笑给人家道歉，说好话。在那时候，谁家日子都不景气，但我在舅家可以有理气长地尽饱吃。童年时期真好，无忧无虑的，哪里知道成年人的艰辛？
姥爷祖籍河南，年轻时到西安一家纱厂当学徒。他右手拐弯的食指就是当年繁重劳动的见证。我外婆死了男人，招赘他做了上门女婿。族里的人觊觎这家的田产，十几个人把我姥爷压在地上打得半死。一个带兵驻扎在西安城里的河南亲戚，带了一个排的国军，找到村里的保长，警告不能再有下次，那些人才有所收敛。
解放后土改、社教，姥爷家是地主成分，他又是上门女婿、外地人，自然首当其冲，经常被拉到台子上批斗、戴上高帽子游街、挨整。家里被抄个精光，大房和山墙被社员挖倒了用来沤粪，只好搭几间草棚胡乱住。我外婆先房有俩女子，和我姥爷又生养了五个儿女，口粮不够，吃饭都成问题。我姥爷偷着背上化肥，扒火车到内蒙、宁夏换回黑豆、玉米等粗粮供一大家子糊口。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这样做。人们像牛马一样劳作，忙碌一天，就是为了把一家人的肚子填饱。
村里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我姥爷呆不下去，带上三个年幼的孩子回了河南老家。两年后，等运动风潮过去才敢回来。我母亲回忆她去火车站接人，看到弟妹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跟叫花子的孩子差不多，不禁抱头痛哭。然而这次回来，姥爷不但领着自己的孩子，还带回了他的亲侄女。
姥爷的乡音一辈子没改，这和他浓烈的乡土情结有关。他一生都在牵挂着老家的亲人，不断地把他们接来住或者在西安找工作安家。在他身上具有河南人典型的生命力顽强、适应能力强的优点。
姥爷一生辛劳，受的苦比一般人大得多。我记得他八十岁了还种了一大家人的土地，像一个壮劳力一样春耕夏收、秋种冬藏。后来没有地了，他依然闲不下，尽量发挥着自己的余热。他乡性好，参加组建了村里的老年协会，把自家拆下的木料、砖瓦捐出来盖了间老年活动中心和两间门面房。利用租房的收入和村委会的赞助，一大帮老人经常出去游玩、上山，搞活动。
每年老人们都去参加城墙长跑活动，我姥爷须发皆白，留着山羊胡子，穿着运动服，带着劳保手套，神采奕奕地坚持跑完全程，有华商报记者给拍的照片为证。这段夕阳人生，大概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吧。
姥爷生了好几次大病，但每次生病他都能挺过去，这源于他年轻时打造的一副好身体。我姥爷在老年时出过两次车祸，一次是被摩托车撞坏了腰，一次是被拖拉机撞到路旁一米多深的地里，但都没让他瘫在床上。平时有病了，他舍不得吃药打针，拖到最后实在不行了才住进医院。病刚好转一点，他就自己拔掉输液的针头吵闹着硬要出院。也难怪，那时候因病致贫的例子太多。
一次“出血热”差点要了他的命，过量的青霉素注射严重损害了他的听力。原来他是个很健谈的人，也很乐观，经常爱说一些笑话，逗得在座的人哈哈大笑。外婆谢世后，相知的老人也一个接一个地离世，再加上失听，他越来越孤独。
我有时间会去看望姥爷，但很少言语交流了，因为他已经听不见，经常答非所问，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每次他都会微笑地看着我，久久拉着我的手问:“吃饭了么？媳妇呢......”
姥爷去世已两年，我常常会想起他微笑时的样子。
愿他在天上能听到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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