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倉這個名字，最初起源於張道陵開創的五斗米教。東漢末年，張道陵的孫子張魯在漢中割據，建立中國歷史上有信史可考的最早的政教合一的政權。在張魯的治下，村鎮都建有義倉、義舍，以供應往來行人歇息和飲食。這些義倉和義舍平時由各鄉各村自己維護，由本地的"祭酒"負責派人管理。
一、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並完善了義倉之間相互運輸的網絡
一時間倒也把漢中整治得井井有條，老百姓雖然被強制要求信奉五斗米教，但是基本的生活和出行都得到了保障，不會有凍餓之虞，儼然是三國亂世中的一方小桃園。如果按照當時的生活水平來折算，張魯所建立的這套社會保障體系，恐怕不比當代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差多少。
因為在當代的歐洲，大多數國家能夠保障給低收入階層的，也就是居住權、失業救濟金和受教育權而已，而在兩千年前張魯的時代，這三條也基本上都做到了：居住權——義舍，失業救濟——義倉，受教育權——道教文化……
可惜的是，後來張魯被曹操降服，之後漢中被劉備佔據，漢中的老百姓被曹操勒令搬遷回中原，這些制度自然也不復存在了。
現在楊堅決定把這個名字借過來，以義倉之名，行"常平倉"之實，用以減輕豐年"穀賤傷農"的現象，還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並完善了義倉之間相互運輸的網絡。理論上看，只要不是全國性的大歉收，政府都有能力通過義倉網絡來平抑全國的糧價。
平抑了糧價，其實也就間接地保護了朝廷所發行銅錢的價值。也就是說，這種義倉網絡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了中央銀行的作用，義倉對外的糧食買賣，也可以看成中央銀行的市場操作。
二、朝廷所重，唯名器耳！賞罰分明，方能駕馭百官
漢武帝征伐匈奴之後，國內戶口虛耗過半，國力消耗過大，曾經有一石糧食價值萬錢的情形，這種驚人的通貨膨脹其實也意味著當時中央政府的無力，因為政府已經無法維持糧價和銅錢的合理兌換比。
也正是經歷了漢武帝時代的動盪之後，西漢後期的皇帝和大臣們才會想建立常平倉來維護政府信用，雖然受到大地主和地方實力派的反對，常平倉時興時廢，但是這種想法一直都非常有市場，於是當度支尚書長孫平提出建立之後，愛民如子的隋文大帝就果斷地大筆一揮批准，要為大隋的子民提高福利。
老百姓的日子波瀾不驚地就過去了，生活沒受到什麼太大的干擾；而有些鄉村搞得就很一般，照樣出現餓死、逃荒等情形。
於是很自然的，那些義倉豐盈的地方官，就獲得了更大的升遷的機會，而義倉餓死老鼠的地方官，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貶謫或者問罪。楊堅認為自己這麼做很正確，朝廷所重，唯名器耳！賞罰分明，方能駕馭百官嘛！
楊堅還發現，有些老百姓存在著佔便宜的心理，不願意主動貢獻糧食，但是真到救濟的時候，這些人卻都跑在前面。
三、那麼義倉運轉得到底如何呢？
當隋煬帝時代天下大亂的時候，餓殍遍地，烽火連天，老百姓得不到救濟，不得不鋌而走險投奔各路起義軍。而每當起義軍攻陷州縣的時候，往往能夠發現大量糧食囤積在義倉裡，比如著名的瓦崗寨佔領洛口之後的放糧，可以養活幾十萬人的部隊還有富餘，這也是瓦崗寨能夠迅速擴大規模的根本原因。
楊堅的失誤在什麼地方呢？先看他的第一個措施，對善於勸課義捐的地方官進行獎賞，對不善於勸捐的地方官進行懲罰。這個政策表面上看還不錯，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和地方官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並且他度量地方官效率採用的是義倉充盈度，而這二者之間並非是絕對正相關的。作為地方官，有兩種手段來達到義倉充盈這個目標：要麼這個地方官確實有能力也很有人格魅力，老百姓在他的治理下，自家的小倉庫滿了，也願意貢獻給義倉多一些——這當然是最好的情況。
但是地方官也可以採取另外一種粗暴而有效的方式：利用自己行政上的特權，迫害那些貢獻量少的人。老百姓作為個體，面對官員總是處於極度弱勢的地位，所以百姓們為了避禍，不得不"自發"地貢獻出自己的口糧充入義倉，這也可以讓義倉充盈。
問題就在於，從楊堅這個委託人的角度，很難區分地方官是用哪種方式來讓義倉充盈的。
用經濟學大家霍姆斯特羅姆和米爾格羅姆的理論來看，楊堅設計的這套工作激勵的機制是完全失敗的，因為利用行政優勢來讓義倉充滿顯然要比辛辛苦苦地勸課農桑要省勁，也立竿見影得多。
除非官員本身的道德成本特別高，否則官員會有很大的激勵去欺壓百姓，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為代價，換取自己升官發財。對義倉制度的致命一擊，來自楊堅的第二條措施，即義倉由村改設到縣，並且變民營為官營。
之前的義倉可以看成是集體所有制，一個村子的人共建一倉，鄉里鄉親的，村裡建了義倉，自己也不好意思一點不貢獻。等到荒年，村裡聚在一起開個會，就能決定分配的問題，之前講過的"公地的悲劇"，也就是"佔公家便宜"的狀況就不太可能發生。
管理經濟學之父愛德華·拉齊爾在1992年發表在《政治經濟學學報》上的文章《合夥關係和同儕壓力》裡，就詳細地論證了這種有趣的現象。
村民們預期到會長期地和同村人做鄰居、打交道，所以如果自己今天貢獻了，可以給同村其他人一個好印象，這樣將來自己或者自己家人有求於其他人的時候，更有可能得到其他村民正面的回應。考慮到這一點，村民們就不會做一錘子買賣——只拿糧、不貢獻，相反，他們會表現得友善，更加具有利他傾向，這就是所謂同儕壓力的來源。
可是，當義倉改設到縣裡之後，村民們便開始老大不情願了。古代交通不發達，村民們可能一輩子都生活在方圓幾十裡的地方，對其他村的事情不甚關心。義倉設置到縣裡，他們會覺得自己的糧食貢獻出來很可能被其他人吃掉，而自己未必就能吃到其他人的，並且自己將來也不太可能經常和其他村的人打交道。正是因為同儕壓力消失了，"公地的悲劇"再次發揮了威力，於是大家開始變得吝嗇起來。
從委託—代理的角度來說，之前的鄉村義倉可以看成自營的倉庫，是老百姓自己來管理自己的義倉，在同儕壓力之下，這套制度雖然原始，但是真到了災年還是能夠發揮一些作用的；而官營則意味著義倉的管理權交給了一位代理人——當地的地方官。
而地方官本人的升遷又不是被當地老百姓控制的，所以委託人和代理人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目標差異，弱勢的委託人沒有能力也沒有方法能夠給代理人足夠的激勵，讓地方官不根據上官的意志，而根據當地的情況來據實地操作義倉。
這進一步給了官吏們上下其手、邀功取寵的空間。後來楊堅因為不放心手下的官員們，進一步把義倉的放糧權收歸中央，沒有皇帝的詔敕，即便餓殍千里，地方官也只能奏請，不能賑濟。
歸根結底，也許只怨楊堅生得太早，如果能夠讀到拉齊爾或者米爾格羅姆的著作，想必義倉也不會如此之不義。
參考文獻：
《楊堅的義倉政策,居然可以與西方的經濟聯繫到一起》
《從隋文帝"乞討"到大隋速富速亡》
《隋朝田制改革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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