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划的灾难》译序

韩昊英

浙江大学 教授

Great Planning Disaster一书出版于1980年，1982年在美国再版时加入了美国版序言。文中所提及的几个发生在西方的大规划灾难的决策时间主要发生在1960年代—1970年代，而这正是西方社会思潮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女权运动、学生运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形形色色的社会利益团体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自身的权力和自由。这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认知形态，很多传统的认知都在这一期间被颠覆，例如曾经风靡艺术、文学和城镇建设的现代主义的理性原则逐渐被质疑，强调多元、复杂的后现代主义则蓬勃兴起。

Great Planning Disasters

byPeter Ha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在规划领域，这一时期里居于主导地位的规划理论是以“系统理论”和“理性过程理论”为基础的“理性综合式”规划，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蓝图式”规划则被其取代。然而，这种在所谓“绝对理性”指导下的规划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城市环境，尤其是现实中一些大规划灾难的发生，令城市和规划学者们明显意识到在环境、相关决策和价值等领域都充满不确定性，进而对能否以完全“理性”“综合性”的方式制定和实施规划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相信社会进步依赖于推理和科学，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思想得到广泛的接受和应用，城市规划被当成一门科学来看待，城市规划工作也常常被视为一种超然于政治格局之外的技术工作。这造成了规划工作中轻视或忽略价值判断，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损害特定群体的利益，甚至给这些群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此，人们愈发意识到，规划绝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或科学，而应是一种旨在实现某种价值目标的政治活动形式，因而需要认真、严肃地面对不同利益集团的需求，进行价值判断。

本书作者彼得·霍尔（Peter Hall）教授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大规划灾难的回顾和分析，生动地展现了伦敦第三机场、伦敦高速公路、协和式飞机、旧金山湾区快速交通系统、悉尼歌剧院、加州新校园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等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并对灾难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一方面，他提出应当采用渐进论（incrementalism）或“混合扫描”的方法，放眼可计量数据之外的整个环境，充分地关注规划中所面临的多种不确定性。他认为决策应该在内外同心圆评估的基础上作出：内圆由狭义上的财务评价组成；而外圆则应在更广泛的成本—收益框架内设置财务评价，考虑被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性的所有问题（投资对于其他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他还提出，无论是搜寻信息、计划投资，抑或提供服务，不同的参与者群体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有着不同的政治动机和偏好，应通过考虑社区、官僚组织和政客等不同的群体在集体行动时的逻辑来理解规划的决策过程，并确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划理论的“第二次批判浪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核心内容就是批判“理性综合式”规划中的“理性过程理论”。因此，对于“理性综合式”规划局限的反思以及当时最新的一些规划理论思潮都被写入了本书之中。当时，强调规划工作的阶段性、渐进性、机会性和实用性特征的“非连贯渐进式”规划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与“理性综合式”规划相对立的重要规划思潮。而本书中所提到的由埃齐奥尼（Etzioni）提出的“混合扫描”模式，则将“理性综合式”规划和“非连贯渐进式”规划加以结合：对比较基础性或策略性的决策和比较细节性的决策进行区分，在这两个决策层面之间来回摆动或“扫描”。这种整合了两种对立的规划思想的折中方法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被作者在书中加以详细描述和应用。此外，在1960年代—1970年代的大变革和大反思的时期里，认为城市规划决策充满价值判断和政治色彩的观点也在本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而这种观点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将规划视为沟通行动和过程的强劲思潮，最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以及协作理性（collaborative rationality）规划。而本书第二部分中用于分析的政治学、福利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理论则有助于理解这一思潮得以发展的理论动因。可见，

本书为一宏大巨著，包含了不同国家的人名、地名、政府机构、法规和报告等词汇，以及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业名词、模型和公式，行文多为长句，且有大量难以定位的指代词和缩写词，极难翻译。在此仅举一个小的例子：原文中Minister这个词的翻译就需要斟酌。因为在英国，某个部的首脑并不是像大部分国家那样被称为Minister，而是Secretary of State，Minister只是该部的副手，但如果将Secretary of State和Minister分别翻译为“部长”和“次长”，则会带来混淆。因为，第一，我们已经习惯于将Minister称为部长；第二，根据我们的认知，英国的部门首脑中文通常称为“大臣”。实际上，确实有将二者分别翻译为“内阁大臣”和“国务大臣”的先例，因为Minister的全称是Minister of State，是与Secretary of State对应的；而在二者之下的Parliamentary Secretary和Parliamentary Private Secretary，则被翻译为“政务次官”和“议会私人秘书”，属于政治任命的部长级人员而非公务员。然而，这种方式也会让人感到困惑，因为一般人并不熟悉“内阁大臣”“国务大臣”“政务次官”和“议会私人秘书”这几个名词组成的部长级官员团队，看到这些名词后会产生更多的困惑。因此在译文中，译者将Secretary of State翻译为大臣，Minister翻译为部长。但是在最初出现的地方，加了一个译者注：“在英国，部门首脑称为大臣，副手称为部长；或者部门首脑称为内阁大臣，副手称为国务大臣。”译者希望能够以这种简单的方式使读者对原文中并不熟悉的词汇含义有大致的了解，以便能更加流畅、快速地进行阅读。

《大规划的灾难——对于西方经典规划灾难的回顾》

[英]彼得·霍尔（Peter Hall）著

韩昊英/译 赖世刚/校

科学出版社 (2020)

译稿经过多次反复修订，每一次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最终历经五年时间才完稿。由于原著中的地图无法达到国家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的要求，译著中不得不忍痛删除了其中的七张地图。此外，本书中少量涉及意识形态的内容被删除，在原书名的基础上还添加了副标题“对于西方经典规划灾难的回顾”，以使本书符合出版要求。五年之中，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对本书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和校对，在此特别表示感谢。由于译者的能力有限，翻译的内容难免有所疏漏，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您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发送至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译者会尽快予以回复。

作者：韩昊英，浙江大学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研究所教授、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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