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她》播出過半，評分跌破了7分線，意味著國內翻拍日劇失敗案例中再進一球。
從2017年開始，在“限韓令”的影響下，中國影視行業資方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個鄰居——霓虹國，翻拍了《深夜食堂》、《求婚大作戰》、《孤獨的美食家》等多部高分日劇，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一個翻拍成功的案例。
日式溫情在中式懸浮的“硬傷”下格外生硬彆扭，就算“周迅+惠英紅+趙雅芝”的頂配豪華陣容也沒法破解。《不完美的她》原版日劇《Mother》，2010年播出時開畫評分就高達9分，十年過去，這部神級高分劇漲到了9.4分，被泰國、韓國、土耳其、中國先後翻拍，因為《不完美的她》的關係，不少劇迷又回頭重刷，足見其經典不衰的魅力。
世界上的第三種人
《Mother》裡有一句“點睛”的臺詞：“人類分為男人和女人，還有一類，就是母親，這一類是我們無法明白的”。
《聖經》創世紀裡記載，人類的始祖父母——亞當和夏娃，被蛇引誘偷吃了智慧樹上的禁果。耶和華懲罰亞當終生勞苦，汗流滿面直到入土為止；懲罰夏娃忍受生產兒女的苦楚，受丈夫管轄。
波伏娃在“女性的聖經”《第二性》中寫道，母親是女人的“自然使命”，女性的整個機體結構，都是為了適應物種永存。天賦女性孕育的機制，但為了人類的繁衍，女性孕育的決定權卻掌握在以男權為主導的人類社會的主觀意志之下。對於一般女性，傳統認定她們的價值和家庭綁在一起，作為男性的從屬，從丈夫和孩子的成功中獲得自身價值。
社會對母親冠以美好偉大的讚譽，但對於肩負神聖沉重母職的女性，卻是殘酷不公的苛待。
去年，女性吶喊的兩個最高聲浪——日劇《坡道上的家》和韓劇《82年生的金智英》，借裡沙子和金智英兩個平凡主婦和普通母親之口，道出整個社會對女性設定的“性別桎梏”和“身份牢籠”。
而《Mother》則用一些世俗嚴重“不完美”的母親形象，對“母親”這個身份作了最深的思考，釋放出了母性最大的能量。劇如其名，《Mother》是一幅母親的群像：有血緣的生母，沒有血緣的養母，虐待女兒的母親，拼命保護女兒的母親......母親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在這個生理命運和社會倫理賦予的偉大身份之下，女性身載光芒卻佈滿傷痕。
女主角奈緒，因被生母“遺棄”的經歷而對親密關係缺乏安全感，35歲隻身一人漂流北國，遠離愛她的養母和兩個妹妹。奈緒是母愛被抽離留下明顯創傷的女性形象
，她眉頭總是緊皺，神色總是憂鬱，獨自漂泊，獨愛研究遷徙的鳥類，代表著她心理上完全沒有依託。奈緒陰差陽錯去小學任教，她甚至面對孩子都是不安抗拒的，但當無意中發現了憐南這個奇特的孩子：身體發育嚴重滯後、身上總有傷痕、大晚上一個人在外面......奈緒由好奇到關注再到知道孩子被虐待，自身經歷和人類天性，激發了她對這個可憐女孩的母性，讓她不惜冒著坐牢的風險“誘拐”孩子。
通過奈緒的“明傷”，《Mother》串起了其他“母親”身份下女性隱藏在善惡表象下的累累“暗傷”：
奈緒生母，年幼的奈緒為保護被父親酒後家暴的她，縱火釀成大禍，她又反過來為保護她而頂罪入獄。出獄後，知道奈緒被好人家收養，她只遠遠看著，默默守護女兒。
奈緒養母，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獨自養大三個女兒，她收養自閉的奈緒，給了奈緒最深的愛和包容，即便奈緒心裡有難融的堅冰，遠離、逃避、拒絕她，她始終堅定地做奈緒的後盾。
奈緒的大妹妹，和家世顯赫的男人奉子成婚，卻產檢出胎兒有先天性心臟病，怕對方因此不和她結婚，她痛苦掙扎，想流產卻在手術室前流下了眼淚，最後把婚戒還給了對象，驕傲說出：“不是你的孩子，孩子屬於我”。
她們雖不是世俗眼光裡“完美”的母親，但她們都是母性“女本柔弱，為母則剛”的最好詮釋。
有好榜樣，當然也有壞榜樣作映襯。憐南的生母仁美，就是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母性暗面“惡母”形象。
仁美整個人散發著絕望頹喪的氣息：家裡逼仄凌亂，長髮散亂擋住沒有表情的面部。為了留住男友，明明男友在她面前虐待女兒，她卻視而不見，內心在“當個好母親”和“抓住愛情”之間絕望掙扎，逐漸麻木沉淪。
明明是親生母親為什麼會虐待孩子呢？仁美不是天生的惡母，她也曾是人人稱道的好媽媽。懷孕時看見虐童新聞，會受不了讓丈夫關掉電視。生下憐南後，被丈夫詐死欺騙、成為單親媽媽的她，逞強不回孃家，自己沒日沒夜工作，犧牲了所有自我換取女兒最好的生活。
女兒漸漸長大，開始磨人不聽話，被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仁美沒有心力和這個“小惡魔”周旋，開始用訓斥體罰“馴獸”。生活的疲憊排山倒海而來，養孩子是一種無休無止的折磨，失去自我的仁美崩潰，遇到男友後，仁美像抓住了一株逃避生活的救命稻草，女兒的哀求喚醒過她，但當無意間看到“亡夫”幸福的一家，絕望的仁美身上的母性就死了，看客變成了幫兇，最後成為真兇。
拼命保護孩子，無情虐待孩子——“母親”的身份讓情感本身細膩的女性，變得更為複雜難以理解，它是對女性生理心理翻天覆地的重造，被重造的女性成為了超越男女兩性的“第三種人”。
但社會習慣性忽略“母親”之於女性的意義，理所應當認為女性一旦成為母親就立馬充滿母性、金剛不壞。成為母親不是女人的生理註定，而是男權文化下“被賦權”的命運使然，但柔弱的女人擔起母職重任，應當履行父職的男性卻普遍缺席。
男性缺席，女性自救
《Mother》是一個典型的男性缺席文本。
在其中，男性的存在微乎其微，要麼完全隱形，比如因家暴妻子被女兒無意縱火燒死的奈緒生父，和不同意收養奈緒、之後一直缺席的奈緒養母丈夫；要麼以負面形象推動情節發展，比如用“詐死”欺騙拋棄仁美的丈夫、變態虐童的仁美男友和為謀私利追查奈緒“誘拐”、威脅奈緒的記者。
在文化傳統中，女性總是被歸為需要男性拯救的弱勢群體。在不幸母親的常規故事裡，她們遭遇渣男後自立自強，恪守男性審美要求下女性的美德，然後獲得優秀男人的垂青拯救。但在《Mother》裡，“男性拯救”失效，反而成了女性苦難的直接或間接製造者，受害的女性或對立或互助，進行性別認知的自我成長。
奈緒、憐南、生母、養母、妹妹等女性之間，結成了母女情誼、隔代情誼和姐妹情誼三方面的“女性同盟”，在抽離了男性的“母親困境”裡，她們互相關懷支持，讓母愛在困境裡依然保持天性的神聖。
而仁美走向另一端：她逞強的性格，拒絕女性情誼的搭建，前期把自己壓得太緊，後期發現自己獨力難支，崩潰中轉而把男友當做拯救人生的希望——仁美自救過，卻沒有找到“組織”，把希望投射到變態男友身上，放棄了女性的自我救贖。
奈緒通過成為憐南的母親得到救贖，而仁美則想放棄憐南獲得解脫，一取一舍之間，通過奈緒等“正面母親”和仁美這個“負面母親”間的角力，折射出社會對女性的溫度：奈緒因為大齡未婚被視為異類，仁美辛苦撫養女兒卻遭到嘲笑；憐南被虐待，兒童機構卻以“親生母親不會虐待孩子”為由不去幹預，奈緒生母被家暴的命運因為丈夫死亡才告終；奈緒養母事業成功，但親生女兒卻因為父親的缺席，在家庭完整的未婚夫家人面前小心翼翼......
女性的困境與其說是男性和生育造成的，不如說是整個社會在女性成長過程中有意無意矮化女性地位、降低女性自尊造成的。
請超越性別，而非對立性別
近年來輿論場上“性別對立”的態勢明顯，很多人簡單粗暴地把女性話語的作品，等同於“揚女抑男”的性別戰爭。
18年的女性電影黑馬《都挺好》，19年引發中日韓女性大共鳴的《坡道上的家》和《82年生的金智英》，都出現了男性觀眾和女性觀眾評價兩極分化的局面，在女性獲得越來越多話語權的今天，兩性問題越來越容易陷入敵我對壘的狀態。
作為一部完全女性視角的作品，《Mother》所構建出的女性之間的關係卻不是為了對立性別，對社會發出的聲音也不是“女性獨立宣言”。它探討的是女性對自身性別體驗的認知，以及超越男權固有模式的兩性理解。
家暴男、虐待男、拋棄男......《Mother》裡缺席的男性形象是劣跡斑斑的女性迫害者，但編劇坂元裕二卻並未對他們特意著墨，像翻拍版《不完美的她》那樣去增加負面或者內心戲份讓他們變成“可憐可恨之人”。
《Mother》削弱他們、忽略他們，不作情感的傾斜和引導，因為他們作為社會某一類客觀存在的群體，是男權文化的極端產物，但不代表整個男性群體，不能構成“男性皆禍害”的性別對立論。優秀的作品必須抽離狹隘的感情色彩，儘量客觀描述對象存在的環境、狀態和變化，《Mother》力圖打破男女兩性的界限，剝離男權社會對性別的設定，從人的角度出發思考女人母親天性的意義。
奈緒妹妹的未婚夫，並沒有像她所想的那樣因為孩子的缺陷而拋棄她，兩人如願結婚，共同承擔起家庭和孩子的責任。
自私利己的記者，追蹤奈緒“誘拐”本意是想“一箭三雕”：藉此敲詐奈緒和仁美，兩頭獲益；成為“誘拐事件”的揭露者，在媒體界揚名立萬。而在逐漸瞭解了奈緒“誘拐”的原因和仁美虐童背後的痛楚後，他放棄了利己的念頭，轉而勸說仁美放棄上訴，揭露真相幫助奈緒得到輕判，成為了她們救贖的助力者。
最後奈緒被判緩刑，仁美和男友被抓，憐南被送進兒童婦女院——人情在法律之下，沒有happy ending，但是《Mother》沉重題材的外殼完全剝落，達到了溫暖治癒的既定效果。
這世界有雨亦有晴，有陰暗亦有溫暖，有困境亦有救贖，無論男女，都行走在這個矛盾的世間，這條生命之路始終是一條上坡路。男權社會潛移默化教育和觀念影響下的男性缺席和女性困境，勢必要靠女性的自我甦醒和男性的自我反思來逐漸改變。
104cm、7歲、愛笑、堅強，即使身處苦難也隨身帶著小本子，隨時記下“所有好的事情”......無辜可愛的憐南得到了奈緒的救贖，又反過來救贖了奈緒，繼而救贖了記者所代表的冷漠男性。孩子與父母的緣分只是恰好相遇了而已，但孩子的愛卻是無邪無私的，《Mother》以奈緒寫給未來20歲的憐南的一封信作結，詮釋了人來到世間並且長大成人的意義：
“不是為了逃進生活，不是為了關上門，而是為了再一次的相遇，是為了選擇相遇，為了自己能夠走向選定的地點”。
閱讀更多 一日槿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