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1894年—1950年6月10日），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192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1
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遭叛徒出卖，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与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在台北遇害。一、少年得志 “十二能人”
1894年8月，吴石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吴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全校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吴石毕业回国后任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又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他钻研军事和兵学，撰写了一批军事著作。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门生。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不满独裁 倾向革命
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
1940年底，吴石因在桂南会战中组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大胜，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位于中越边境，
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石还救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要求就地枪决。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来，经多方了解，他得知这是越共知名人物胡志明。吴石认为共同抗日不分国家不分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让他在柳州长驻，还出面促进越南各个党派在柳州组建民族同盟会，协助举办了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大批越南青年来柳州学习。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当局为了北扼共党，南灭异己，不发一兵一卒。中央军与桂系下达的军令还时常出现矛盾，令军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在军团大溃退。当时天气极冷，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
看到这一切，吴石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抗战后吴石开始收听解放区广播，还让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据吴韶成回忆，当时国防部分给吴家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但父亲对自己的“亲共”行为并不刻意掩饰，行为坦荡。
吴石很早就对中共有好感，并与共产党人交往。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去讲游击战争。吴石的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吴仲禧，卢沟桥事变前夕就秘密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另一位至交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这两位好友的思想和作为，对吴石影响很深。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三、巧妙周旋 留存档案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
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为了避免嫌疑，他将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
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四、身陷孤岛 心系统一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
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台，即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朱枫来到吴石将军的寓所，从他手中接过全是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五、叛徒告密 从容就义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遣副官聂曦紧急约见朱谌之，告诉她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蔡孝乾已经被保密局抓获，供出了特派员就是朱谌之。当局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手，情况万分紧急，她必须立即转移。
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告知有急事需要离开。此时，台湾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定海机场。1950年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保密局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蔡孝乾也供出吴石与朱谌之多次见面。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
蒋介石遂令周至柔马上调查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立即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
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掏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二两多重的黄金吞服自杀，但最终自杀未遂，被押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在狱中，朱谌之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
1950年的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四个人被强力一字排开跪下（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时针指向十六点三十分，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个人同时向前扑倒。四名执勤的宪兵又趋前各补了一枪，执行完毕。而后记者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吴石在台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多次参与重要军事战略部署，所以对吴石案，蒋介石可以说是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吴石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派人连日搜查他的住所。但在清理这位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个人家产时，仅查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国民党特工也不无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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