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8日下午5點，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宣佈了此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起訴中國游泳運動員孫楊和國際泳聯（FINA）一案的仲裁結果：孫楊敗訴，將被禁賽8年。
孫楊，1991年12月1日生於浙江杭州，中國國家游泳隊隊長，男子1500米自由泳世界紀錄保持者，男子400米自由泳奧運會紀錄保持者。2012年倫敦奧運會男子4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軍；2016年裡約奧運會男子200米自由泳冠軍。孫楊是世界泳壇歷史上唯一一位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奧運會世錦賽大滿貫冠軍得主。2015年，孫楊成為繼菲爾普斯之後歷史上第二位蟬聯世錦賽MVP的男子游泳運動員。他是中國男子游泳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奧運冠軍，唯一一位連續在兩屆奧運會摘金的中國游泳運動員。
2014年5月，孫楊在全國游泳錦標賽上被查出服用違禁藥品曲美他嗪，但僅通過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國內禁賽了3個月。為何會這樣？一方面，曲美他嗪是當年國際新列入興奮劑列表的，然而國內的藥品目錄卻沒有及時更新，導致孫楊仍然將之作為治療心臟的藥物；另一方面，國內反興奮劑中心和中國游泳協會，沒有按照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規定，在發現違禁案例的20天內上報，而是在事發半年後才上報。
孫楊的那次尿檢陽性原本有比較充足的理由，三個月的禁賽期雖是輕判也合乎程序，但有關方面出於各種考量，延遲半年才上報，授WADA以柄，造成比尿檢陽性本身更負面的國際社會影響。
然而，面對國際媒體提出的這些疑點，中國國家反興奮劑中心和中國游泳協會卻始終不進行任何回應， 中國游泳協會相關領導甚至對媒體記者回應，“有事找中央”。結果就是，孫楊“涉藥”事件在公佈近10天后依然受到媒體和輿論的持續追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官方的不回應態度，也導致一起原本並不惡劣的藥物違禁案例觸發了外國游泳協會對一名中國運動員的禁令。澳大利亞游泳協會當年就表態不歡迎孫楊去訓練了。一個有前科的運動員和一個有前科的隊醫被國際反興奮劑組織死死盯著也就順理成章了。
發生於2018年9月4日的拒檢事件，孫楊律師團隊是這樣描述的“......孫楊全力配合檢測，但是他發現其中一名檢測人員在未經他許可的情況下，用手機拍攝影片。此後他還發現進行血液檢測的人沒有檢測人員的證件和資質，也沒有護士證（這在中國是違法的）。此後，在醫療專業人士和中國游泳協會的指導下，孫楊要求興奮劑檢測機構更換有資質的檢測人員，不管多晚他都可以等待和配合，但是遭到了拒絕。最終，在場的興奮劑檢測人員決定停止檢測，並將血檢樣本還給了孫楊。”孫楊的保安將裝有血樣的瓶子砸了。
2019年1月3日，國際泳聯做出裁決，認定孫楊不存在違反《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行為。國際泳聯認為該次藥檢過程中，三名藥檢員中只有一人資質合格，另一人在未經孫楊同意的情況下就進行錄影錄音，違反藥檢程序，因此該次藥檢樣本不是合格樣本，裁定孫楊毀壞樣本的行為並不足以被認定是毀損合法樣本，不需要處以禁賽處分。國際泳聯後來還聲明稱對此事件進一步的猜測和傳聞不予以考慮。
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WADA）（注意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與國際泳聯是兩個獨立的機構）對於國際游泳聯合會的判決表示不滿，決定將此案上訴至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就這樣，國際體壇經過500個日夜的沉澱，穿插了19年游泳世錦賽霍頓等選手對孫楊的爭議行為的發酵，以及國內媒體和孫楊方面長期的、法理作用並不明顯的情緒陳述後，已在國內輿論場演化成了一件遠超競技體育、事關民族情緒與國家榮譽的事件。
2月28日下午五點，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作出判決，並就該決定作出四點解釋：
1. 檢測人員未違規；
2. 孫楊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砸碎樣本容器是合理的；
3.不應由運動員一人來決定測試無效、樣本容器應被砸毀。
4.由於無法證明孫楊是否服用興奮劑，他在本次判決之前的運動成績依然有效。
作為一名老運動員，孫楊接受飛行藥檢是家常便飯，過去的藥檢團隊也是這樣的身份，為何都沒有事兒，他此次反應為何如此強烈？何況還是一個有前科的人？俗話說，皮褲套棉褲，必定有緣故，不是棉褲薄，就是皮褲沒有毛。
作為孫楊的老對手，澳大利亞運動員霍頓接受了《悉尼先驅晨報》採訪，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的立場一直是倡導運動員清潔，不會涉及國家和個人立場。今天的結果不會改變我的立場。
孫楊的教訓足已說明，遵守契約和國際規則的重要性，它絕非有些人所說，中國泳聯在國際體育界缺乏話語權那麼簡單。如何保護自己的運動員，對於中國體育界和一些主流媒體還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不但是身體方面，更重要在法律層面。在發生事情以後，不要一味地袒護，更不要只報道事情的一方面，最後導致結果大反轉，反而打了自己的臉。
為何禁賽8年這麼久？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秘書長表示，仲裁員一致認為，由於他是第二次違反藥檢規則，因此禁賽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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