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思你永遠不懂（中 ）——武漢保衛戰：從錯失戰機、慘烈退守到逆轉反攻（六）
今年3月以來，新冠病毒疫情在歐美國家開始愈演愈烈，特別是越來越多的西方政要名流也都紛紛感染上新冠病毒。這些國家在東亞疫情已經發生並得到相當的控制後，仍然沒有避免疫情初期的輕視疏忽以及應對中遲緩的種種問題，使得國內有不少人認為，我們當初的輕視和失誤也是可以理解，或許是難以避免的。因此，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深入分析，各種認識問題與其他問題的關係和區別，以及不同情況下的責任追究。
認識問題之外
此次新冠病毒，恰如善變的白骨精，來時溫柔，看似無害，一些大專家也認為其頂多就是一個大號流感。且其潛伏期可長可短，不發燒無症狀也可傳染，原被認為最準確的核酸檢測也有相當的假陰性率。這一病毒發展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開始露出猙獰面目（武漢12月初有感染病例，但直至1月11日才報告有第一個病死案例）。病毒不僅攻擊肺，還同時攻擊心、腎等多處重要器官。特別是有些病人似乎情況還好，突然就會免疫反應失調，出現細胞因子風暴，迅速轉危不治。這個虧，不僅武漢在防治前、中期吃過，世界上許多包括一些發達國家，即便在有了中國武漢的經驗教訓之後，仍然屢屢中招，可見此病毒之陰險狡猾。
當然，如果疫情的發展都能歸結為認識問題，我們就不能苛求當時湖北和武漢的當事人。正如我們看到的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那樣，如果是文化和風俗習慣不利於防疫抗疫，改變起來又費時費力十分不易，那麼，社會大眾自己就要為此付出慘重代價。這就如歷史上發生過的大瘟疫一樣，社會的適存l性最終會或多或少地為自身開闢道路，改造文化和習慣。這就如19世紀中葉倫敦霍亂的大慘劇導致了現代城市給排水系統的全面改造與重塑，我們現在也要重新審視自己對野生動物的口味偏好；如果是一些人一些團體自己的認識不足、掉以輕心或因其社交方式更加易感，則他們自己和親朋好友要承擔後果；如果是政府首腦輕敵或對疫情判斷失誤、準備不足，那麼，人民自然會最後根據他們的應對及綜合其他表現，在選票上讓其付出代價。
就如我們看到，美國的《紐約時報》在探究“美國怎麼錯失黃金30天？”；英國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主編譴責在中國疫情暴發後，英國無所作為的2月是“國家醜聞”；也有“白”直男進而從更深的文化和族群層面去反思：為什麼我們西方人2月份時不在意和不能體會中國和東亞人的悲痛和哭泣？美國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州長甚至承認他們最初以為這只是亞洲人易感的疾病，從而忽略了，如此等等。總之，發達國家的社會各界還在疫情向上發展的災難期高峰期，已經開始在回顧反思應對疫情發展時機的錯失，沉痛地提出問題：要從此次疫情慘劇中學到些什麼、吸取哪些教訓，才能夠避免今後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可見，我們根本不用擔心別人今後對自己問題的總結和追責。
所以顯而易見，對於疫情已經基本控制，開始恢復正常生產和生活的我們來說，在歡慶歌頌之餘，當然不應該只去關心和追蹤別人現在所面臨的苦難和失誤，而應該認真回過來看一看，我們曾經疏於報道、不願面對的那些自己人民付出的苦難、代價和犧牲，梳理疫情發生和發展過程，本著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精神，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從此次疫情中吸取哪些深刻教訓，學到哪些代價昂貴的課程，才能避免這樣的災難和慘劇在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中再次發生？
鑑於中國是首先暴發疫情並公佈的國家，我們當然更要追尋武漢疫情早期錯失扼殺病毒於萌芽階段的原因，分清哪些是缺乏經驗的認識問題，哪些是翫忽職守或違法亂紀問題。特別是因為中國最嚴重的疫情主要集中在武漢一個城市（因人員外流，疫情期留守人口已不足千萬），武漢疫情相對於其人口比例的嚴重性至今在全球受災城市中也排在前列。與發達國家各大媒體深度跟進報道疫情的嚴重程度，特別是著重展現個人層面的英雄主義，注重病人及其家屬等個體的悲劇和感受不同，我們的主流媒體包括當地媒體主要著重於國家和人民在災難面前所表現的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而把疫區人民經歷的煎熬和個人及家庭層面的感受完全讓給了自媒體。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媒體生態，也不利於增進主流媒體的親和力與公信力。那種熱衷於講別人的短處和問題，忌諱講自己的缺陷和問題，並不是真的胳膊肘往裡拐。只能歌頌、不準批評，只講成績、不講問題，過去被認為是最大限度地佔領輿論陣地，其實是放棄和丟失陣地的做法，也是我們需要從這次疫情中總結和深思的教訓。
同時還要看到，限於當時的條件，我們有一部分感染新冠病毒的早期病人沒有被歸入確診病例，也有一部分因新冠病毒感染而喪命的人無法記入這次疫情的死亡人數。另外要注意到，無症狀感染者我們目前才剛剛開始檢測統計，正常人群接受檢測的人口比例很低，因而新冠病毒的病例數量與一些國家還並不完全可比。因此，我們還不能夠簡單地依據自己接觸到的媒體感觀，來對比中外疫情嚴重程度。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在全球還在發展過程中，每個國家的國情和文化風俗相差都很大，很多結論以及對應方式利弊的比較，恐怕還要有待實踐的推移，最後才能有一個相對全面的結論。
現在，新冠病毒疫情在若干發達國家，或正在走向高峰，或已經到達頂峰，但無論是哪種情況，可以預見疫情在這些國家的控制，只是時間問題。現在人們擔心的是，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的高峰，是否會在亞非拉人口稠密的發展中國家發生。國內有人認為，國外疫情發展的越嚴重，說明我們應對的越正確，形勢對我們也越有利，我們也越不必對內追責。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這種觀點的擴散效果也是恰得其反。在人類越來越成為命運共同體的地球上，新冠病毒的威脅是面向全體人類的。當病毒還在地球上肆虐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也沒有國家不會在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受到廣泛影響。
權力者的無知與無畏
應當承認，無知也不愛知，嚴重地低估敵情，這是湖北和武漢主事人、責任人所犯錯誤的基礎。這或許也是他們至今認為自己運氣太差的原因。
不錯，這次的新冠病毒確實詭異無比，以至一流的科學家圈裡談論起來也稱之為“流氓病毒”。它如果像埃博拉，或中東綜合呼吸症，或者SARS那樣，一來就氣勢洶洶，欲致人於死地，說實話也許並不難對付。這些病毒患病症狀明顯，不難追蹤，以湖北和武漢豐裕的醫療資源，自己將之消滅也不是難事。
故說起來真是很難相信，即便到了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從武漢返回後，上午先在國務院彙報。專家組成員杜斌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下午我又參加了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電視電話會議，參會的人不都是衛生口的，還有公安、交通等等。湖北省有兩位主政官員也去了，坦率地講，從他的彙報來看，沒覺得這事已經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見《南方人物週刊》對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杜斌的採訪）。甚至國務院批准以鍾南山為首的高級別專家組，召開記者見面會宣佈了人傳人，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當著湖北省長的面，傳達批示：要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首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見《中國衛生》雜誌對李蘭娟院士的採訪），之後湖北省的領導們還是認為已經安排準備好的春節團拜會不必臨時取消，依然於21日如期舉行了這場載歌載舞的盛會。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不怕新冠病毒，不怕染病送命，而是據他們聽到的彙報，這個病毒真沒有多大威脅和危險，況且他們自己及周圍的人也都安然無恙。因而他們在基於這個認識的基礎上，對領導的批示和要求有自己的理解和解讀。
即便到了1月26日，武漢封城後的第三天即大年初二，武漢城裡的情況已相當無序混亂悽慘，當地領導的這種麻木和樂觀似乎也還未消退。當日武漢市市長在湖北省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聞發佈會上，鎮定自若地介紹說，當日武漢在院治療的病人是533例，“現在還有2209位在院治療的疑似病例還沒有得到檢測”，“所以在這個533例之外，就目前收治的和留觀的總人數還會增加1000例左右”。市長還解釋，“很多市民都受到了病毒的侵害，感染了病毒性肺炎，這個數字總是感覺和我報的數據、和大家感覺社會面上的反應、甚至恐慌好像不一致。我在這裡要跟朋友們介紹，我們說的533例是已確診的”。他還介紹，“我們在定點醫院的周邊徵用了一些酒店，讓醫護人員可以不回家，輪流地到這些酒店睡個覺、洗個澡、吃一點工作餐，這樣精力充沛以後再上陣”。“我們已經得到了900多人醫療隊的馳援，……後邊還有隊伍來”。雖然市長並非是武漢市的一把手，但是市長在省裡這樣重要的新聞發佈會上所發表的講話，代表了當時武漢和湖北的主官們對局面的判斷，這恐怕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現在知道，當時武漢醫護人員傷亡慘重(據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後來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披露，1月底湖北省醫護人員已經有3000多人感染。根據這個數字的比例推論，我們可以認為這其中大部分都應當發生在武漢），在崗留守堅持者也精疲力盡，武漢乃至整個湖北醫療資源已擠兌崩潰，實際病人數以萬計。因此當時派去的幾百上千醫療隊人員可謂杯水車薪，遠遠不夠。最後全國共派去4萬多醫護人員，全中國感染科相關的精銳部隊幾乎全派去了。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中央果斷決策、全國傾力增援，武漢乃至湖北的局面還會更加不堪設想。前方的一線指揮員對敵情估計與實際情況天差地別，如果真是戰爭年代打仗，不僅我們的武漢守軍會被殲滅，中央派去的先頭增援部隊也會早被敵人“包了餃子”了。
再看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在新聞發佈會上，只念稿子而不回答記者常識性的問題。湖北省省長在回答抗疫工作急需的戰略物資口罩問題時，先說湖北年產量108億隻。這個數字超過了當年即2019年全中國的產量。會議結束前該數字又被反覆更正，最終為年產108萬隻，即不足一箇中等工廠的產量。我們自然不能要求領導對什麼數字都能記得住，說的準，更不能因為領導說錯一句話或記錯一個數字，就說他不太稱職。但是，對最重要的抗疫物資心中完全無數，一會兒功夫先後相差一萬倍，這未免讓人不知該說什麼好。在前線指揮官們這種對敵人的數量很不清楚，對自己的裝備也搞不明白，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情況下，試想國家資源再雄厚，領導決策再英明，武漢保衛戰前線打得那樣慘烈悲壯，人民群眾和一線醫護人員付出那麼大的犧牲，湖北和武漢的廣大基層幹部、支援部隊、公安幹警及所有堅守崗位奮鬥在危險的抗疫前線人員的艱難困苦乃至人員傷亡的局面，就不奇怪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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