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此新冠大疫流行之际，但见欧美报刊多邀请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连篇撰写哲学沉思一类文章。貌似小众，实则时需，因为惊魂未定的人们需要哲学沉思，需要短暂的停顿，来弄清我们人类的处境和景况，以明白向何处去，即死亦须死得明白，活也活得更有意义，所谓“人是有思想的芦苇”也。循此，本编辑邀请居住纽约的年逾九旬的作家王鼎钧，居住德国的波恩大学教授顾彬以及居住台北的作家、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诸先生，用汉语展示我们的疫之沉思。
2020年4月1日，医护人员为一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做诊治。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图）
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成见，德国当代哲学认为这是正常的。很难理解，对吗？伽达默尔（Gadamer，1900-2002）的解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阐述了我们从成见到判断的认识过程：我们从误解到认识、再从认识到误解。因此我们经常说:啊，原来是这样！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原来不一定是之前那样。我来说四个从“那样”到“这样”的例子吧！
拉丁美洲伟大的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1927-2014）最有名的小说之一叫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1985)，翻译成《霍乱时期的爱情》。了不起的题目，对吗？作者真是天才。不过，咱们的马尔克斯用这样的书名，其实是模仿了别人。奥地利的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1796年发表了他的Missa in tempore belli,这是拉丁文，可以翻译成“战争时代的弥撒”。谁更伟大呢，海顿还是马尔克斯?
中国开始抵抗冠状病毒，德国卫生部长说：做得太过分。但是目前意大利开始学中国封闭一些地区。中国人在国外也带口罩让外国人怀疑他们带来病毒。但是国外的中国人考虑到身边的人，他们非常无私。外国人用敌意的阐释学来“了解”他们，其实是全面误解。
中国发明的汉语拼音在我看来是中文最好的拼音。奇怪的是还会有人用19世纪的威氏(Wade-Giles)拼音。如果人家把它用得对的话，那么还可以。不少美国的汉学家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宁愿选威氏拼音系统，错误是少的。但是在海外跟美国盲目跑的中国人，用威氏拼音用得乱七八糟。台北街上看到的拼音很多是错的，如果连用汉语拼音也乱，也许那里的人需要一个外国人给他们说清楚中文的发音是什么。更糟糕的是，我所有台湾来的学生护照上姓名的拼音是错的。他们还会诉苦，说我从北京的拼音来看他们的名字。我回答错就是错，先好好学中文再试试看拼音。
一个印度尼西亚来德国的华侨老不高兴我叫她Meihua。拼音没问题。但是这个优秀的汉学家说：你污蔑我，我叫……她的信上写着不清楚的拼音，谁都不明白怎么念。德国人懂，也用汉语拼音，但是无法把什么GoatKoei弄清楚！她对汉语拼音的态度是敌意的，而她的敌意断送了正确交流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如果有D，前面肯定有C。有C，前面必须有B。反过来看，哪里有A，后面会出现B。也可能今天还有作家想写“病毒时代的爱情”这类的小说。因此我们不能把现象隔离起来看。无论是什么现象，它的前面和后面还来其他的。因此当我们看见或者听到什么，应该问我们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伽达默尔说过一句奇怪的话：“听很难”。我想加上一点：看，也很难。
从中国古代来看，听力与认识有密切关系。请看“知音”这个词，如果要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朋友，耳朵好像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听见什么呢？我们希望假如有什么E，我们就能够认识到E的本身。根据法国当代哲学，这个盼望是一种梦，因为每一种现象是“开放的”(open)，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总是说，“除了‘这个’以外还会有别的，一种别的认识”。我们“这样”认识到的什么，最好还是给“它”留点余地，想想也可能会“那样”。
“西方”记者大部分的问题在于，他们感觉自己是世界的评判者，老主张中国就是“这样”。目前美国有人拼命地挑孔子学院的毛病，把现实变成虚假消息（fake news）。有什么现象，就把它从否定的角度来解释，然后把交流的门关闭。山姆大叔（Uncle Sam）这样做，是害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目前什么都是复杂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友好的解释学，我们需要的是友好的交流与合作。
顾彬（波恩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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