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冬天，我在哈佛大學與邁克爾·桑德爾教授會面之後，又去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拜訪了另一位Michael，就是今天要為你介紹的人物，邁克爾·沃爾澤。他是著名的政治理論家，也被稱為是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不過和桑德爾比起來，沃爾澤就是老前輩了。
沃爾澤出生於1935年，196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是去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中間又回到哈佛工作了14年。1980年，他被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聘為終身研究員。這個高等研究院在學術界的地位非常高，愛因斯坦生命中的最後20年就是在這裡工作的。
1971年，沃爾澤在哈佛教書的時候，和另一位教授合作上過一門課，主題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合作者是誰呢？就是那位才華橫溢的狐狸型哲學家諾齊克。前面我們講過，諾齊克是一位自由至上論者，但沃爾澤的立場偏左，屬於社會民主派。兩位教授在課堂上展開了精彩的辯論，學生們看得不亦樂乎。
可能是他們感到課堂上的辯論還意猶未盡，他們各自都去寫書，把自己的觀點充分闡發出來，結果產生了政治哲學的兩部名著：一部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另一部是沃爾澤的《正義諸領域》。
沃爾澤發表過大約30部著作，其中《正義諸領域》，和另外一部《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都被視為當代政治理論的經典之作。在沃爾澤那麼多作品中，我特別偏愛他的一篇論文，題目是《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
所以，我在拜訪沃爾澤教授的時候，剛剛坐下來不久，就談起了這篇論文。
我向他請教，你能算是社群主義者嗎？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辯論還重要嗎？他回答說“這種標籤不適合我，其實標籤對大多數學者都不適合”。他還認為，社群主義的批評總會再次反覆，“但那場辯論已經過去了”。
我繼續問他，“有人說，是你1990年發表的文章，終結了那場辯論，你自己怎麼看呢？”。他笑著回答說：“也不能這麼講吧，不過我的文章可能起到了一點點作用。”
為什麼我會對這篇文章特別偏愛呢？不僅是因為它在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辯論中很有影響，而且更主要的是，它幫我解決了困擾我很久的一個大問題。
下面我就來和你分享，我究竟從這篇文章中獲得了什麼重要的啟發。
“奇怪的”個人主義
那個困擾我的大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個人主義怎麼可能會出現？
不知道你想過沒有，個人主義這個觀念其實非常奇怪。它是假設，先有單獨的個體，個體組成了社會，社會又造就了國家。但這種想法明顯違背歷史事實，也不符合我們的經驗常識啊。
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從來就不存在單獨生活的個體。每個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家庭、鄰里、社區以及更大的共同體之中。
比如你一出生，首先知道我是爸爸媽媽的孩子，知道自己是隔壁小紅的鄰居，知道自己是學校裡哪個班級的成員。可能要到十幾歲才會想到，我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個體。
對每個人來說，群體當然是在個體之前就存在的，個人也總是在社會關係中成長的。所以社群主義的觀點似乎才更符合現實，明明是社會構成了個人，而不是個人形成了社會。
那麼，個人主義這種觀念怎麼會出現呢？不僅出現了，而且還形成一種思想傳統，到了現代社會，不只是思想家這麼想，普通人也會覺得個人是第一位的，是最基本的。這又怎麼解釋呢？
你想，如果這種個人觀念根本就是虛構的，卻還成為了自由主義的基礎。那自由主義的整個理論大廈，就是建立在沙灘上，隨時都可能轟然倒塌！
這個問題一直讓我困惑不解。直到1994年，我讀到了沃爾澤的那篇文章，才一下子豁然開朗。
原子化的個人與高度流動的社會
文章的開篇指出，社群主義批評自由主義的個人觀是虛構的，現實中不可能存在這種“原子化的個人”；但又批評自由主義的實踐是有害的，造成一個對公共事務冷漠、人人自我中心的社會。
但沃爾澤犀利地指出，這兩個批評是相互矛盾的，你不能批評這種原子化的個人是虛構的，又批評這種虛構的個人實際上造成了有害的影響。這就好像是說，一個故事裡虛構的小偷，結果在現實中真地偷走了你的錢包。
那麼，沃爾澤自己的觀點是什麼呢？
他認為，個人確實是被社會塑造的，社群主義的這個觀點沒有錯，但社群主義的錯誤在於沒有看到，現代社會已經改變了，正是這種新型的社會，才造就了自由主義的那種“孤立的個體”。
現代社會的轉變，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高度的“流動性”，總是在不停地移動和變化。沃爾澤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動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動，這很好理解，現代人的遷徙越來越方便了，甚至可以跨越國界和語言文化的障礙。
其次是社會身份的流動，子承父業的傳統狀況越來越少見了，人們的社會身份很容易變動。
第三是婚姻的流動性，現代的婚姻和婚姻構成的家庭也變得更加不穩定。而家庭是所有人開始進入的第一個社群，家庭不穩定了，自然也會影響新一代人對社群穩定性的認知。
最後是政治上的流動性。人們的政治信仰更容易發生變動，更容易改變自己支持的政治派別。
“自願型的社群”與“後社會的狀況”
那麼，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中，社群還存在嗎？人們還有社群關係嗎？
當然有。但主要的類型改變了，沃爾澤把它叫做“自願型的社群”。它和傳統社群的最大差別，在於它是一種“自願的聯合”。自願的意思是，如果想要退出，你總是可以退出。婚姻是自願的，就意味著你總是可以離婚。
新型的社群也是這樣，比如你參加了一個馬拉松俱樂部，參加一個公益環保組織，加入了民主黨或者共和黨，這些都會構成你的社群關係，都會塑造你的身份認同或者歸屬感，但它們都是你自願加入的，你也可以自願地退出。
你可能會說，這不是很好嗎，既能擁有社群，不再孤立，又沒有失去自由和選擇的機會。但沃爾澤指出，並沒有兩全其美的事情，自由是有代價的。
你想啊，更容易改變的社會關係，就是不穩定的關係。這倒不一定是因為現代人總是喜歡改變主意，更重要的是因為整個社會都在高度流動。
比如你很喜歡自己參加的那個馬拉松俱樂部，但因為你要搬家了，就不得不退出。如果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原因放棄了，那俱樂部就只好解散。
沃爾澤把這個高度流動的社會狀況，叫做“後社會的狀況”。
我們還能恢復傳統的社群嗎？
現在，回到開頭的那個大問題，那種孤立的、所謂“原子化的個人”觀念，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這種“後社會狀況”塑造出來的。沃爾澤把這種個人觀念叫做“後社會的自我”。
自由主義者支持這種“後社會的自我”，這讓我們可以“自願地聯合”，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但社群主義者卻為此悲嘆。
那麼，能不能恢復傳統的社群？讓人們重新找回那些穩定的依戀關係、深刻的歸屬感以及可靠的生活理想呢？
這很難做到。因為你無法限制那些自由：移居自由、社會階層流動的自由、婚姻自由以及政治認同自由。
所以沃爾澤說，社群主義不可能戰勝自由主義。但與此同時，自由社會造成的憂傷、失落和孤獨，以及政治冷漠等等後果也會如影隨形。所以，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也不會消失，它註定會週期性地反覆出現。
東西之別還是古今之變
最後，我想和你聊一聊沃爾澤這篇文章給我的啟發。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說中華文明是集體主義的，西方文明是個人主義的，但聽過這一講之後，你就知道並非如此。
其實，所有文明開始都是群體主義的。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我們都是先誕生在一個社群之中，對自我的理解都是從“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員”開始的。所以人們常說，個人與家庭、與自己的故鄉，是“血肉相連”的。
只有到了現代社會，我們體會到，這種“血肉相連”只是一個比喻。因為你總是可以離開任何一個特定的社群，這並不會讓你變成一個完全孤立的原子，因為你總會進入新的社群。但你會發現，真正“血肉相連”的，只是你和你自己。
畢竟，人的身體存在是個體的存在，這個物理事實只有在現代才獲得了更加重要的文化意義。在現代社會，把自己首先看作一個獨立的個體，你才更容易講通關於你自己的故事。這就是現代社會發生的“個人主義”轉向。
所以在我看來，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這並不是東西方的差別，而是古今之變。
問答
最後，我很好奇，你是怎麼理解自己的，你會把自己首先看作一個獨立的個體嗎？歡迎到評論區留言，說說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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