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冬天，我在哈佛大学与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会面之后，又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拜访了另一位Michael，就是今天要为你介绍的人物，迈克尔·沃尔泽。他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也被称为是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和桑德尔比起来，沃尔泽就是老前辈了。
沃尔泽出生于1935年，196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是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中间又回到哈佛工作了14年。1980年，他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为终身研究员。这个高等研究院在学术界的地位非常高，爱因斯坦生命中的最后20年就是在这里工作的。
1971年，沃尔泽在哈佛教书的时候，和另一位教授合作上过一门课，主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合作者是谁呢？就是那位才华横溢的狐狸型哲学家诺齐克。前面我们讲过，诺齐克是一位自由至上论者，但沃尔泽的立场偏左，属于社会民主派。两位教授在课堂上展开了精彩的辩论，学生们看得不亦乐乎。
可能是他们感到课堂上的辩论还意犹未尽，他们各自都去写书，把自己的观点充分阐发出来，结果产生了政治哲学的两部名著：一部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另一部是沃尔泽的《正义诸领域》。
沃尔泽发表过大约30部著作，其中《正义诸领域》，和另外一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都被视为当代政治理论的经典之作。在沃尔泽那么多作品中，我特别偏爱他的一篇论文，题目是《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所以，我在拜访沃尔泽教授的时候，刚刚坐下来不久，就谈起了这篇论文。
我向他请教，你能算是社群主义者吗？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还重要吗？他回答说“这种标签不适合我，其实标签对大多数学者都不适合”。他还认为，社群主义的批评总会再次反复，“但那场辩论已经过去了”。
我继续问他，“有人说，是你1990年发表的文章，终结了那场辩论，你自己怎么看呢？”。他笑着回答说：“也不能这么讲吧，不过我的文章可能起到了一点点作用。”
为什么我会对这篇文章特别偏爱呢？不仅是因为它在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很有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它帮我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一个大问题。
下面我就来和你分享，我究竟从这篇文章中获得了什么重要的启发。
“奇怪的”个人主义
那个困扰我的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个人主义怎么可能会出现？
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观念其实非常奇怪。它是假设，先有单独的个体，个体组成了社会，社会又造就了国家。但这种想法明显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我们的经验常识啊。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不存在单独生活的个体。每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家庭、邻里、社区以及更大的共同体之中。
比如你一出生，首先知道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知道自己是隔壁小红的邻居，知道自己是学校里哪个班级的成员。可能要到十几岁才会想到，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对每个人来说，群体当然是在个体之前就存在的，个人也总是在社会关系中成长的。所以社群主义的观点似乎才更符合现实，明明是社会构成了个人，而不是个人形成了社会。
那么，个人主义这种观念怎么会出现呢？不仅出现了，而且还形成一种思想传统，到了现代社会，不只是思想家这么想，普通人也会觉得个人是第一位的，是最基本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你想，如果这种个人观念根本就是虚构的，却还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基础。那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沙滩上，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困惑不解。直到1994年，我读到了沃尔泽的那篇文章，才一下子豁然开朗。
原子化的个人与高度流动的社会
文章的开篇指出，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个人观是虚构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但又批评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一个对公共事务冷漠、人人自我中心的社会。
但沃尔泽犀利地指出，这两个批评是相互矛盾的，你不能批评这种原子化的个人是虚构的，又批评这种虚构的个人实际上造成了有害的影响。这就好像是说，一个故事里虚构的小偷，结果在现实中真地偷走了你的钱包。
那么，沃尔泽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个人确实是被社会塑造的，社群主义的这个观点没有错，但社群主义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才造就了自由主义的那种“孤立的个体”。
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和变化。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和语言文化的障碍。
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子承父业的传统状况越来越少见了，人们的社会身份很容易变动。
第三是婚姻的流动性，现代的婚姻和婚姻构成的家庭也变得更加不稳定。而家庭是所有人开始进入的第一个社群，家庭不稳定了，自然也会影响新一代人对社群稳定性的认知。
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性。人们的政治信仰更容易发生变动，更容易改变自己支持的政治派别。
“自愿型的社群”与“后社会的状况”
那么，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
当然有。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做“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联合”。自愿的意思是，如果想要退出，你总是可以退出。婚姻是自愿的，就意味着你总是可以离婚。
新型的社群也是这样，比如你参加了一个马拉松俱乐部，参加一个公益环保组织，加入了民主党或者共和党，这些都会构成你的社群关系，都会塑造你的身份认同或者归属感，但它们都是你自愿加入的，你也可以自愿地退出。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好吗，既能拥有社群，不再孤立，又没有失去自由和选择的机会。但沃尔泽指出，并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自由是有代价的。
你想啊，更容易改变的社会关系，就是不稳定的关系。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现代人总是喜欢改变主意，更重要的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高度流动。
比如你很喜欢自己参加的那个马拉松俱乐部，但因为你要搬家了，就不得不退出。如果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原因放弃了，那俱乐部就只好解散。
沃尔泽把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状况，叫做“后社会的状况”。
我们还能恢复传统的社群吗？
现在，回到开头的那个大问题，那种孤立的、所谓“原子化的个人”观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这种“后社会状况”塑造出来的。沃尔泽把这种个人观念叫做“后社会的自我”。
自由主义者支持这种“后社会的自我”，这让我们可以“自愿地联合”，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但社群主义者却为此悲叹。
那么，能不能恢复传统的社群？让人们重新找回那些稳定的依恋关系、深刻的归属感以及可靠的生活理想呢？
这很难做到。因为你无法限制那些自由：移居自由、社会阶层流动的自由、婚姻自由以及政治认同自由。
所以沃尔泽说，社群主义不可能战胜自由主义。但与此同时，自由社会造成的忧伤、失落和孤独，以及政治冷漠等等后果也会如影随形。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不会消失，它注定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
东西之别还是古今之变
最后，我想和你聊一聊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听过这一讲之后，你就知道并非如此。
其实，所有文明开始都是群体主义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是“血肉相连”的。
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体会到，这种“血肉相连”只是一个比喻。因为你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会进入新的社群。但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
毕竟，人的身体存在是个体的存在，这个物理事实只有在现代才获得了更加重要的文化意义。在现代社会，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才更容易讲通关于你自己的故事。这就是现代社会发生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这并不是东西方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
问答
最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理解自己的，你会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吗？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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