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马绍民
晋祠的魅力，绝不只是“绿水碧波”和“红墙黄瓦”。
走过不易确定修建年代的漫长岁月，这座三晋始祖纪念堂非但没有在天灾人祸中颓圮荒废，反而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越来越多的人文资源吸附其上。
几番凄风苦雨后，原本孤单的唐叔虞祠四周，春笋一样隆起圣母殿、台骀庙、关帝庙、玉皇阁、公输子祠、三圣祠、七贤祠、吕祖阁、泰山庙、王琼祠、舍利生生塔、奉圣禅寺等建筑，最终铺陈成一片儒、释、道、人同享香烟的肃穆园林，成为最能代表龙城神韵的文化大观。
这些祠庙中，“三圣祠”和“七贤祠”一堂多奉，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三圣祠供奉药王、真君和黑龙王，七贤祠供奉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和王琼。
“三圣”均为道教神祇，一祠高聚，自在情理；而“七贤”分别为春秋刺客、唐宋文豪、大明重臣，让这几个人穿越时空安坐同台，不免令人疑惑。
但这却是晋祠历史文化中面容最清晰、文采最生动的一页。
图片来自“文博山西”-拍摄：冀晓峰
说七贤祠，先得说“晋溪书院”。晋溪书院的前身，是明太原籍高官王琼的私属“晋溪园”，其后王氏子孙在这座大院开馆授课，别墅于是变成书院。
晋溪书院重视思想品德教育，院内专辟“晋水贤祠”，塑起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5位古贤的雕像为读书做人的楷模，因此晋水贤祠也称“五贤祠”。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太原籍高官杨二酉赋闲回乡，热爱家乡的他，做了很多修葺古迹的善事，其中之一，就是把晋祠内的文昌宫移址另建。
他把原来狭小的文昌阁扩建成两层，上层专为新文昌阁，下层就是从晋溪书院移过来的“晋水贤祠”。
地方一宽绰，杨二酉就把于谦和王琼也请上祭坛，晋水先贤由五而七，祠名随之改称“七贤祠”。
杨二酉应该考虑到时人后辈对“七贤”同台的疑惑，于是亲撰《晋祠移建文昌阁碑记》予以说明。
他说：“七贤者，虽生不同时，居不同地，而大节鸿文，丰功伟烈，赫然在耳目之前，足为晋水光也”。
石碑上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选拔“七贤”的标准，即他们全都堪称“晋水的荣光”。
杨二酉的功绩绝不仅仅扩大了晋水先贤的阵容，他把“晋水贤祠”移出书院，建在晋祠大门附近的开敞之处，立马让祠堂承载的教化作用越过书院砖墙，具有了更加宽泛广阔的社会意义。
另外，文昌宫是供奉天上文曲星的祠庙，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君的祭祀日。杨二酉让文曲星君和李白、白居易这些大文人安排在一起，当然再合适不过。
这下可以说说“七贤祠”中的7位晋祠先贤了。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刺客列传》中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5位刺客。
其中鲁人曹沫执匕首劫持齐桓公，吴人专诸藏刀鱼汤刺杀王僚，魏人聂政独自仗砍剑杀侠累等数十人，卫人荆轲图穷匕见行刺秦王嬴政。
5位刺客中，唯独“晋人”豫让不是专业刺客。
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手下为门客，但都不获重用、“无所知名”，直到他投奔了智伯，才获得“甚尊宠之”的政治、生活待遇，开始了一段春风得意的酸儒生涯。
后来智伯发动春秋晋阳大战，气血正盛的赵襄子杀死智伯牙根还发痒，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刷了几道漆做了案上酒盏，这让原本已经“遁逃山中”的豫让冲天一怒，立下“我必为报仇而死”的血誓。
后来的故事妇孺皆知，这个“笨刺客”费尽心机、三番五次行刺赵襄子的行动都告失败，最后在赵襄子的注视下，立于晋祠附近一座石桥上自刎而死。
豫让一定在清澈如镜的晋泉流水中端详过自己“漆身为厉，吞炭为哑”的丑陋面容。
这个瘦弱的书生手提青铜长剑，明知不能，却拼将头颅掷向仇敌，用一段忠贞志竭的故事，赢得对手赵襄子的尊重，也赢得历史蔓延千年的赞叹。
豫让之“贤”，图解着知恩图报是一系列执着而坚定的行动；豫让的精神，最终升华成晋阳文化中令人动容的板块。
难老泉水也照见过李白、范仲淹、欧阳修几介书生俊朗的容颜。
唐天宝三年（745年）李白留居太原数月，《晋祠志》说，“雅爱晋祠山水、游览最久者厥惟李白。”诗仙“时时出向城西曲”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坐赏“晋祠流水如碧玉”。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来太原赴任河东宣抚使，他只待了一年，留下了《咏晋祠水》的隽永诗篇。
欧阳修来太原还要比范仲淹早一年，他也被晋祠“鸣渠夹路”“古柏含烟”的景致吸引，发出“爱山水之胜，游览不忍去”的感慨。
唐宋3位顶级文人亲临晋祠，都为这片古祠留下金子般的诗行，让这里每一片琉璃瓦都熠熠生辉。
祖籍太原、也常常自称“太原白乐天”的白居易没有来过晋祠，但他通过时任大唐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的裴度，表达了他对晋祠的爱恋。
裴度执政太原期间，疏浚了风峪沟的龙泉和悬瓮山下的晋泉，兴奋的白居易两度与裴度赠诗唱和，在赞美晋祠景致的同时，提醒家乡百姓莫忘“裴令公”殷勤治水的功绩。
白居易较之李、范、欧阳，又添了一份他人没有的浓郁乡愁。
而李、白、范、欧阳能够位列“七贤”，起码说明一点，重量级文人为晋祠说好话，等同于为晋祠办好事，照样会得到百姓的尊敬和缅怀。
明宣德五年（1430年），于谦赴任山西巡抚时正遇大旱。忧心如焚的于谦带领官民来到晋祠祈雨，写下“愿将一掬灵祠水，散作甘霖遍九州”的动人诗句，并州大地果然普降好雨。
而和于谦、张居正一起被尊为明朝“三重臣”的王琼，生在距晋祠不远的南郊刘家堡村，他官至户部、兵部、吏部尚书，政声卓著，是“七贤”中官位最高的人。
王琼虽鲜有诗文，但留下晋溪书院，让晋祠周边的孩童享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亦为晋祠文脉的赓续传承培植了无数火种。
于谦、王琼在这里接受后世敬仰，也是名至实归。
但回望历史，与晋祠结缘有缘的又何止“七贤”，热爱晋祠的名单还可以列出很长一串。而太原人设立“七贤祠”只为表达一种心声：
为晋祠赢得荣光、或让晋祠更加荣光的人，晋祠会铭记在心，太原也会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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