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为凡人生命而低垂，是一个国家在向伟大靠近
截至此时，3322名国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其中，45名医务人员殉职。国务院公告：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以悼念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
国旗为谁而降？
查阅历史，除了我们本国各位重要领导人之外，上世纪50年代，国旗也曾为这些外国领导人而降：斯大林（苏共中央总书记，两次）、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冈奇金·布曼增迪（蒙古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波莱斯瓦夫·贝鲁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安托宁·萨波托斯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彼得鲁·格罗查（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奥尔基·达米扬诺夫（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上世纪60年代，国旗也曾为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索马里共和国总统）等外国领导人而降。
下半旗志哀，是一个族群最高规格的态度，以志逝者不朽。
1998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登华东政法大学学生郭光东的评论：《国旗为谁而降》，呼吁启动《国旗法》第14条“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为98特大洪灾中遇难的3656人志哀。未果。
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署名孔曦的评论《再问“国旗为谁而降”》：“1999年以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一次又一次，五星红旗仍然没有为遇难者低一低头。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宽’适用呢？”
2008年，汶川大地震震后168小时，国家宣布降半旗志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自然灾害遇难民众举行的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为罹难百姓设立全国哀悼日。
国旗为凡人生命而低垂，是一个国家在向伟大靠近。
在汶川，我们看到了无数默默无闻的年轻志愿者，也看到源源不断从四方涌向灾区的物资，我们不仅见证了举国动员与宏大叙事，更见证了史无前例的个体表达。2008，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成长年。在那个哀悼日里，信心和尊严凝聚在一起，不屈和坚守的力量，默默传递。让逝者有那不朽的名，让生者享那永恒的爱。
今天，又一次全国哀悼日。此前，我们在通报中一度失误，把医务人员的离世称之为“死亡”，而香港却称之为“殉职”，这是不同的人文高度。随后，我们迅速展现了真正的共识：以人为本。极速狂奔这么多年，我们常常也在思考：何为珍贵？为什么出发？
1913年，清朝隆裕太后逝世，袁世凯主持下的“中华民国”，为之降半旗三天志哀，五万多人齐聚太和殿前的国民追悼大会，文武官员戴孝27日。
一贯柔弱的隆裕太后，为什么得到这样的待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隆裕太后召集会议，讨论南北和谈：“都是我的主意。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当时，诸多清廷贵族极力阻挠隆裕颁布《清帝逊位诏书》，柔弱半生的隆裕，却忽然强硬起来：“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
隆裕太后以“天下平安”为念，力促共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节点人物。这样的领导人得到下半旗志哀，众心所归。那一次降半旗，不是为太后之尊位而降，而是为“只要天下平安就好”八字而降。
国旗是红色的，我们向国旗敬礼，不仅是面向一个旗帜，更是面向一段坎坷牺牲却昂扬向上的历史，面向一种家国天下却具体而微的精神。 国旗为谁而降？国旗当为天下苍生而升，亦为天下苍生而降。
默哀、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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