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永远不会过时的电影，每一代人都能从这土得掉渣的乡村生活和淳朴的乡民观念里，咀嚼出传统和现代冲突所带来的无奈和尴尬。张艺谋的早期作品喜欢呈现国民性，比起《红高粱》的悲壮、《活着》的沉重、《菊豆》的残酷，《秋菊打官司》 里浓厚的乡土显然更被国人认可。
电影的故事很中国，秋菊的男人“老实人”庆来，要在自家承包地里盖“辣子房”，因为违反了国家规定被村长阻止。庆来便骂已经生了四个闺女的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气急之下村长一脚踢了庆来的命根子。于是乎倔强的秋菊打起了官司，向政府讨要一个“有理”的“说法”。
秋菊不断唠叨“他不能随便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因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还不知是男是女，村长这一脚要是把庆来踢出一个毛病，那计划生育就把他们提前计划了。按照宗族传统，村长无论如何是不占理的，秋菊需要公权力认可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对于村长来说，自己为维护国家利益被庆来羞辱，他需要公权力维护的，是他作为公家人的“面子”。
但是乡里的调解、县里的复议决定、市里法院的判决，一直到最后村长被警车带走，秋菊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说法”。反倒是传统乡村讲人情重面子的习俗，在一次次法律的介入之下显得无所适从。法律启动的权利意识，对传统乡村潜在运行了几千年的权力意识的冲击，更是让秋菊和村民们不知所以。
中国文化里，每个人都被暖暖的人情包裹，面子观念源远流长。如何理解传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所处的环境，秋菊的困惑是传统人情社会和现代陌生人社会偶然碰撞的尴尬结果。
0/1
台湾心理学家黄光国把关乎人的道德的面子问题称为“道德脸面”，把关系到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能力这类面子的问题叫做“社会脸面”。社会地位高的人，面子就大。
道德脸面是一个人所固有的，没干缺德事就不会改变。可是社会脸面却可以增加或者减少，我们常说“给面子”或者“不给面子”就是针对“社会脸面”。
李公安第一次到村里调解时对秋菊说：“你就是个犟人，他好歹是个村长，你要给个面子。他把钱都掏了，那不就是换个说法。”秋菊虽然不情愿，但是她也承认村长的面子比自己大，“给村长一个面子”这个道理她是懂的，于是接受了李公安的调解意见。
调解时屋外都是看热闹的村民。对村长来说，没有儿子原本已经很没面子，还被公然辱骂“断子绝孙”就更没面子，如今领导上门让自己再赔二百元钱，这个面子如果不挽回，作为一村之长那就无地自容了。
于是村长盛气凌人地把给秋菊的钱撒了一地：“别人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你以为我软了？我是看李公安大老远跑来一趟不容易，给他个面子。地下的钱一共二十张，你拾一张给我低一回头，拾一张给我低一回头，低二十回头这事儿就完了！”在村长眼里，秋菊的低头才是自已彻底挽回社会颜面的方式。
本来就坚信自己占理的秋菊给村长撂下一句话：“我今天来就不是图个钱的，我是要个理……，完不完你说了也不算。”秋菊争的，是这个道德脸面。
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写了本《中国人的性格》，说中国人重视面子，是因为太喜欢看戏，结果把生活也当成了演戏。的确很有道理，因为面子是给别人看的，要挣面子，就得把好的一面露在外边，坏的一面藏在里边。这就好像演戏，舞台上全是表演给人看的东西，至于不能给人看的，都藏在后台里面。
0/2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是这么说的：面子这个词，不能翻译，也不能下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又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人一种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没有实际的，可是男人争夺它、女人为它而死……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中国人靠它活着。
县里维持了乡里的调解结果。村长不无得意地对李公安说：“秋菊上了回县城，就弄了个这，我还以为要把我枪毙了呢！”
李公安显然看到了秋菊执拗的地方，于是对村长说：“这回你听我的，回去给秋菊两口子多说些面子话，这事儿就完了。”
村长质疑“面子话怎么说”，李公安教训村长道：“你看大家都忙忙的吗？为你这事我都跑了几回了，刚才县上裁决你又不是没看，你不丢面子吗？”
村长委屈了：“你说有啥事乡里解决不了，凭啥到县里臭我名声，再说我大小是个干部，以后在村里我没法工作！”
李公安安慰村长：“她也不想把你怎么样，她就是要个说法，你回去就给她个说法！”
村长撒气说：“钱我给，说法我想不通！”
秋菊讨要的是自己男人就是天大的错--“也不能踢命根子”的一个情理；村长在乎的是--自己生不出儿子也不能被人奚落的面子。
秋菊和村长，在法律关系上不过是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但是他们各自需要的却都不是钱，而是钱所不能赔付的那个“情”和“理”，以及情理之中中国人最在乎的脸面问题。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是通过给谁面子、不给谁面子、给多大面子，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的。因此每一种身份，就对应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就失了面子，会很丢脸，如果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会很露脸。
生活在差序格局里的村长和秋菊，自然都不能“失了面子”。
0/3
鲁迅幽默地说，外国人不懂中国的事儿，中国精神的纲领就是“面子”，只要抓住这个面子，就像揪住了阿 Q 头上的那根小辫子，牵他往东就往东，牵他往西就往西。
在中国人情社会里，面子的影响很大，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格。谁要是觉得自己失去面子，必然自尊心受损。中国文化重视和谐，强调不得罪人，我们和人打交道时，即便不能给对方增添面子，也尽量不要伤害人的面子。
李公安带着县里的结论拎着点心到秋菊家，说是村长赔礼道歉送的。庆来真诚地告诉李公安：“他是村长吗，俺又能把他怎么的？再说日后都得在一个村子里过，没完没了的没啥意思，县里定下的事我们没意见。庆来爹也赶紧说“我也没意见，政府定下的我也没意见。”秋菊也信以为真，“钱不钱的无所谓了”。
后来市公安局的复议书只是让村长再加五十块赔偿款，这个结论让村长不无得意，他告诉原本就胆小的庆来：“我听说秋菊在市里把公安局长的小汽车坐了，闹了半天就是让我多给五十元。我跟你说，我不怕你们告，我是公家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他不给我撑腰，给谁撑腰。”
从市里回来的秋菊遇到了给村民送牛的李公安，就打招呼问牵牛做啥，李公安不无讽刺地说：“你这事情越闹越大了，县上把我也批评了，复议书的事是文书给马虎了，我给你道个歉……，我这个公安，连你的事都没办好，只能牵牛了。”
面子的本质，就是社会对个人道德、能力、成就的认可，秋菊、村长和李公安，都需要公权力对自己面子的确认。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一个符合别人期待、被认可的人才有面子，才能够面对他人，没了面子，寸步难行。
0/4
中国人际关系的模式是人缘、人情、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在传统的乡村差序格局里，村长代表宗族的身份权威，也代表政府的政治权威。但是不论他是什么权威，他都是生活在乡村社会里的一个乡亲。
因此即使被秋菊从乡里告到了市里，他仍然不计前嫌地在风雪大年夜组织村民送秋菊去医院生孩子，这就是乡村社会讲人缘和人情的一面。出了医院村长还不忘告诉庆来说：“我送村里的大肚子去医院也不是头一次，这和打官司是两码事，秋菊好后，她爱告还是告去。”
当然这里面也有村长看到秋菊若干次折腾后的结果，已经很笃定政府是“向着”自己的。此时讲这么一番话，不但可以向村里人展示他作为干部不同于一般群众的思想水平，而且也把秋菊置于一个被动的境地，秋菊要是还要继续告状就是不通人情了。
另外从日常生活来看，即便秋菊到村长家去讨说法，她也照样和村长的家人嘘寒问暖，村长老婆甚至还不时插嘴帮秋菊说上两句好话。复议决定下来以后村长给庆来钱，也是村长媳妇放进不敢拿钱的庆来手中，这都是乡村生活很有人情味的一面。
从市里回来后庆来不愿意秋菊再这么闹了，因为“旁人都觉得咱不好处人了”。村民不无奚落地开着庆来的玩笑，“你把腿夹紧了，要是让村长再踢你一脚的话，秋菊就把官司告到北京去了”。在村民眼里，秋菊一遍遍的上告，得理不饶人，已经是不通人情事故、不明事理的行为了。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通过一系列社会现象的对立面来建构社会，而是在社会现象的融合面上来建构社会的。李公安听了秋菊的控诉，并没有直接处理村长，而是亲自到村里做工作，调解二人纠纷；后来县里维持乡里的决定也要求“双方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以安定团结为重……”。
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是熟人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第一准则也是首要方法。
0/5
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传统不仅活在过去，而且活在当下。传统不是一件外衣，想脱就脱，想穿就穿。传统是活的，活在我们的血脉里，活在我们的灵魂中。
有人说秋菊一次次走出村庄的行动，是她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没有去拾村长仍在地上的钱，反而拾起了女性的尊严。但其实真正赋予秋菊挑战权威勇气的，恰恰是她对女性附庸于宗法这个观念的捍卫。
在乡村原有的秩序格局里，一村之长基于身份权威盛气凌人是可以忍受的，只是这次村长的行为冒犯了更高的权威—乡村社会的宗法传承，这才是秋菊坚定地认为她能讨要到说法的根基。
其次，秋菊的一根筋与权利意识、法治观念也没有太大关系。她的行动并没有自觉到挑战现有制度及秩序格局的地步，所谓“他是村长，打两下也没啥”就是她对传统人际关系的认可。在讨个说法的过程中，她所期望的，要么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期待的为民做主的青天，要么是更高级别的“衙门”，而不是维护她权利的法律。
秋菊的不断上访也是传统戏剧里民告官的方式，她说：“我是老百姓，你们都是公家人，谁知道你们在底下是不是都商量好了。”也是戏剧唱词一般的现代呈现，更有趣的是每次都是柳暗花明的戏剧般的好运气。
秋菊是被裹挟进了法律的世界，就好像有人生生给她手里放了一件武器，这件武器每一次举起和放下，都不是基于秋菊的主观意识，乃至于法律的每一次介入都是那么突兀和生硬。她想不通作为好人的局长也会当被告，更想不通村长怎么就被警车带走了。法律不但没有给她一个说法，反而给她制造了新的困惑。
电影中每次秋菊走出村庄都有一段“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秦腔唱起，秋菊用一遍又一遍打官司的行动来表达着自己的处境与希望。
在秋菊的视野里，她要的那个说法，不过是中国人传统秩序格局里的一个情理，而不是什么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传统的生活秩序使得村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有着极强的修复功能，但是长鸣的警笛反而打破了这个秩序的祥和平静。
世道在变，制度在变，人的心灵也在变， 也许今后秋菊的日子还是那样一年一年地过，但我想她的观念已经有所不同。
閱讀更多 自在之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