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我說近百年之思潮乃是復古而非趨新，友朋皆驚，說：豈有此理!
我說：嘿，從來只有此理!不僅現在如此，古代也如此。如人走路，凡想往前走，都需靠腳往後蹬之力;蹬得愈有力，就前進得更遠。
最早講明這個理的，不是我，是老子。不但要復古到上古結繩而用的社會，還以此為一切運動的法則，所謂：“反者，道之動。”
後來孔子要恢復三代禮樂、墨子要恢復夏禹之道、莊子要恢復“古道術”等等，亦都如此。
一、退步原來是向前
你說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弊端，崇古太過，不似西方人那樣喜歡創新。哈哈，真是奇哉怪也，難道沒聽過西方有赫赫有名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嗎?
文藝復興，被認為是歐洲中古時代和近代的分界，揭開了近代歐洲歷史的序幕，後來兩大思想解放運動(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均由此啟之。而它的革命性和解放作用，就是由回返古希臘羅馬而來。
因此，復古是要打破現有體制及思想，尋找新典範的動作。通過這一過程，新世界之門才能打開。不“反”這一下，如何能生出新來?
可是古代的東西，陳舊已甚，對未來能有什麼作用?
剛剛說了，向過去尋找新典範。關鍵在“尋找”兩字。每個時代各有其病，所以我們向古代索要的藥方並不相同。古代哪些東西可以作用於今日，正須研究揀擇，新思想即出於此斟酌損益之思索中。
同時，因為我們已非古人，我們是帶著生活意識、問題和需求去看古代的，故我們所說的“古”其實是經由我們詮釋、消化、理解、認知的古代，是一種“視域融合”的產物。具有康有為所說“託古改制”的意味。只怕入古不深，不能體會古人精義，根本不怕缺了當代意識。
再說啦，鑿山取銅、玉人剖璞，從歷史文化資源中開採出現今我們要用可用之資源，正與人們如何從自然物質世界開採資源相似。此天地予人之無盡藏也，幹嘛偏偏不用?或者，是沒本事、沒眼光用吧?沒卞和的眼力，當然會把美玉看成爛石頭，棄置不用。
因此，不但文藝復興要復古，反對文藝復興所開啟的近代文明者，也仍是通過復古來反對它。
像維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新科學》，就是在科學理性開始展現霸權地位時，強調人文學科之價值，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古希臘的“論題(topica)法”，反對笛卡爾的“批判(critica)法”。另外，他⏤⏤如老子那般⏤⏤將眼光關注到更古的原始社會。認為原始人有一種與近代科學理性思維不同的“詩性思維”。
其說甚是，故朱光潛晚年還特予翻譯。且他如此復古，事實上也頗開19世紀各種後現代相關思想大潮。思想家紛紛取途於人類學、神話、古文明、早期宗教。如佛洛伊德既寫《文明及其不滿》，也寫《圖騰與禁忌》《摩西和一神教》。榮格更是深入神話、古文明、佛教道教，呼籲《讓我們重返精神的家園》。更不用說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人類學》《神話學》《野性的思維》了。
二、復古的方法
復古的辦法，像老子(及這些十九、二十世紀上遡原始社會、上古文明的思想家)這樣“直復古初”，當然是一種。另兩種常見之法，一是往上追溯到前一個文化世代;二是把從前非主流的部分揭出來，舉為大旗。
(一)我愛非主流
抬舉非主流，以為創新，墨子可能是始祖。因當時談上古、法先王，多是上講堯舜下講周文，墨子便偏說中間的夏禹。
近代墨學復興，也同樣是依了這個理。幾千年來都講儒家，把墨家當成反面教材，以致墨學衰微，其實裡面很有好東西，也許可以救中國，我們來發揚發揚。⏤⏤梁啟超、胡適等一大批人都這麼想。
胡適自己的《白話文學史》也是這樣做出來的。
口語和文辭，乃是兩路。既談文學，當然就沒口語什麼事。《文選.序》說得很清楚：“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口語與文學無關，所以雖然也有少部分被記錄下來“傳之簡牘”，終究不予收錄。
胡適則看中了這“傳之簡牘”的部分，稱為白話文學，上連謠諺歌詩，下串小說話本。把正統文學看不上的東西推為正宗，掀起了一場文學革命。
後來王國維談元曲，大誇其“文章之美”、鄭振鐸把變文、俗講、寶卷等集起來編成《俗文學史》，也都是這種辦法。擴大來看，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和周作人林語堂之推舉明人小品，亦皆同類。
(二)走入前世代往上追溯到前一個文化世代則更常見。
中國史上，漢末至唐朝初期，是一個世代，或稱六朝或稱八代。唐朝中葉之後，直到清末，可算另一個文化世代。唐宋元明清各朝，在改革其時代文風時，往往都會上溯其前一世代。
例如唐朝中葉的古文運動，是要跨越六朝，上追秦漢;明初館閣體“文章尚宋廬陵氏”，復古派遂上溯至“為文法秦漢，其為詩法漢魏李杜”;導致後來公安派出來，“辯歐韓之極冤”(袁中郎答李元善書);但復社繼起，又認為“宋文最不足法”，而欲上溯秦漢。清代桐城以後，唐宋文的勢力逐漸鞏固，到了清末，思變者乃又跨越唐宋，上追漢魏六朝以變革之。如王闓運提倡“八代詩文”、章太炎提倡魏晉文章。
書法。晚清在帖學(由宋朝開啟)長期籠罩下，阮元開始提出北魏碑刻的書風來尋求改革，到康有為主張“卑唐”，力貶唐以下書風，而上溯南北朝。書法遂擺脫了妍美姿媚的風格，趨向於艱深化，表現出一種“艱難的美”。至於詩，所謂“同光體”詩，也有個“三關”的解釋，說詩人必須經元祐、元和，而上追到元嘉。
西方，同樣，文藝復興是超越中世紀而上追古希臘，但後來從文藝復興到現代化成為一個文化世代，反省批判者就同樣要超越文藝復興這一文化世代，去古代找答案、尋靈感。
三、“中國的文藝復興”
近代中國，最明顯的景觀，當然是西潮東漸。但這只是風潮。隨風起浪，波濤可觀;海之本體，大洋流之動向卻怎麼可能隨風盪漾?
引進西潮、帶動風潮的代表人物胡適，腦子裡，迴盪著的，就是文藝復興的意象。所以他後來還把五四運動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在一般人看來，五四是革命，是開門迎接民主科學之西潮，怎麼會是文藝復興呢?
首先，這是當時的風氣。西方近代之成就，皆由於文藝復興來。東方也有或可以有這種文藝復興嗎?胡適與日本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都認為我們不但有，且比西方還早，宋代就已經是了。
其次，胡適還認為清朝是文藝復興的成熟階段，古學大昌。因此，他對民初的文化運動，並不採取斷裂式的革命觀，而是延續觀。他的許多主張，如畢生提倡的科學方法，他即認為是延續清人考據的。
確實，晚清民初的思想界，湧動的巨流正是“古學”。
乾嘉樸學，恢復了漢學，開發了史學。道鹹以後，又恢復了諸子學、佛學。光宣時，公羊學傾動朝野。接著先是有章太炎、劉師培的古文學與康有為、梁啟超的今文學爭抗。然後是國學運動興起，國學保存會、神州國光社成立，《古學會刊》《國粹學報》出版。古學比清朝更昌。
稱為古學，是指整個動向是回到古代。但這個古不是泛稱，而是有專指的。
從前魏源說過：“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於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為一，此魯一變至道也”。清朝的復古是跨過唐宋元明，回到東漢許慎、鄭玄那兒去;再從東漢往上恢復到西漢董仲舒，追探儒家經學的微言大意。現在則是再往上走，回到先秦。但不是孔子，而是先秦諸子，包括孔孟等諸子百家。
當時跟文藝復興一樣，認為中古一段皆無可取，秦以下皆是秦學秦政，所以要追遡秦以前。泛說叫做“先秦”。
先秦的諸子百家，其實只是一個空名，許多早就不知所指，就算知道是指誰，大抵也不知其思想詳情。農家、陰陽家皆無書流傳;法家只剩《韓非子》《商君書》;名家只剩《公孫龍子》殘篇;墨家只剩《墨子》殘篇;兵家只剩《孫子》及一些殘篇和偽作，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皆亡。至於楊朱，更連是誰都難確定，若要說，只能拿一篇假的《列子.楊朱篇》裝裝樣子。
但現在得說呀，怎麼辦?於是，先收集材料，刊佈遺文。前者叫做輯佚，後者叫做整理。輯佚，清人已很有成績;刊佈遺文，國學保存會等利用新印刷及傳播技術，做得更火熱。
但這只是初級整理，流傳下來和收集來的材料，需要確定其性質。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梁啟超一本書名)之討論與考證蔚然稱盛，大體成果可參看張心澂的《偽書通考》。
而且這工作一直延伸下來，成為我們現在“文獻學”這個學科的基本性質與業務，全國古籍整理委員會和各古籍出版社附之。
稍好一點的古籍整理，須加上校、注、箋、釋，而這一部分，清末以來之成果實在遠超古人。如《荀子》《墨子》《管子》《莊子》《韓非子》《商君書》《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重要註釋都形成於此一時期。之前要不簡略、要不蕪雜、要不根本沒有。
人物之考證，與書一樣困難，且常跟書的問題合在一起，糾繚不清。到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出來才有基本匡廓。但錢先生主張老子晚出，甚至比莊子還晚，著《莊老通辨》;認為《孫子兵法》乃孫臏所作，都是錯的。可見疑古之風，正由當時尊崇古學之大流生出。
人物活動，涉及時間與空間，故系年之外尚須考證其活動路線和區域，這就又帶出了古史地之學。
現在人談歷史地理、人文地理，是從地理學去講。這是現代學術分科使然，當時卻是“古學”研究之一端。如錢穆就在做《先秦諸子系年》之同時也作古地理研究，後來輯為《古史地理論叢》《史記地名考》。
《古史地理論叢》包含古三苗疆域考、黃帝故事地望考、雷學淇《紀年義證》論夏邑、周初地理考、《楚辭》地名考、戰國時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說、秦三十六郡考、古代江淮河汴水道交通等。你要看這些才明白為何編《古史辨》的顧頡剛後來又會創辦《禹貢》、饒宗頤也作《楚辭地理考》等事。錢先生的學友蒙文通所著《古史甄微》頗露機栝：他由諸子學術的分派講起，說可分為齊魯、楚和三晉法家之學三系，然後由其地理，考察到上古民族，而說民族亦可分為三系。
換言之，這種古史研究、民族研究、地理研究，其實是思想史的一部分，是內在統合在一起的。他們不像後來做歷史地理的譚其驤等人，這些人是歷史地理學，不是古史研究，尤其不是思想史，學脈分也!
天文曆法之學，同樣也因此而盛。此乃歷史冰窖之“絕學”，因考證古史而被翻出來。因為很多事必須有明確的時間點，例如《堯典》的年代、甲骨的先後、武王伐紂的日子、周朝是否行夏時、孔子生日是哪一天、他是否見過老子等等，都需考證古曆法。中國曆法複雜，宋朝就用了十八種，古則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種，其學又長期執掌於欽天監，學者難窺其奧。為了考證古史，這才開始鑽研，而成績甚為可觀。最著名的是董作賓之《殷歷譜》。我師魯實先先生對他很有意見，寫了《殷歷譜糾譑》，另作《歷術卮言》《劉歆三統曆譜證舛》及《正史歷志校注》五十卷等。他作《史記會注考證駁議》重點也在曆法上。
這都是民初古學之餘烈。發展到現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事實上仍屬於這一脈。
四、深入蠻荒
此等古學，還有兩個延伸線，一是往上，一是往外。
如蒙文通這種由晚周諸子向上延伸而講上古史的越來越多，如傅斯年從《性命古訓辨證》到民族學式的《夷夏東西說》，後來作過《春秋公羊傳今注今譯》的李宗侗寫了社會學式的《中國古代社會史》等，早期民族學社會學的開拓者都是這麼來的。
這時又遇到甲骨出土，羅振玉的文字考釋、王國維的古史解說，直接把本來仍盤旋在戰國諸子的領域拉提到殷商和周初。李濟的考古發掘、董作賓的殷歷分期、郭沫若的社會史解說，相繼而起，古史研究可謂蔚然。
直到現在，考古、人類學、古文字、出土文獻幾個專業，可說都是這一階段的延續。方法可能越來越多參用了西方，但向古求索，欲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內涵找答案，這個國學運動的方向和性質大抵未變，愈來愈要“深入蠻荒”。
向外，與向上也不矛盾。而且如果把向上追索到原始社會與民族形容為“深入蠻荒”，則向外研究邊疆民族與史地，甚或是域外，也可以說是另一中深入蠻荒(因古人本來即常稱此為蠻、常以為荒。此見識當然不妥，這裡做為形容詞用，形容研究進入了一個過去人跡罕至之地)。
事實上，清朝從道光以後西北史學已經勃興，如龔定庵便頗以蒙古新疆史地自負。晚清時局所需，此學更盛。國學運動帶動古學復興，這一冷門領域遂也被炒熱。洪鈞、沈增植、屠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新元史》均負盛名。《新元史》且被列入二十四史體系，成為二十五史。
王國維《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聖武親征錄校注》和《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韃靼考》《遼金時代蒙古考》《兩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等也都很精彩。
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亦是後學奉為圭臬的。早期國學在宗教方面是個短板，只支那內學院、章太炎、梁啟超、陳寅恪、熊十力等少數人知道點佛教，道教就茫然了，更不用說基督教、伊斯蘭教、少數民族信仰。陳先生可說是為後學大開戶牖。20世紀30年代，這些研究更與海外結合。但不是引入西潮或新潮，而是與歐洲漢學家合力訪古。向伯希和等歐美東方學家學習審音勘同之學並掌握波斯文等語言工具，韓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闊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記》等;翁獨健《斡脫雜考》《元典章譯語集釋》《〈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蒙元時代的法典編纂》等;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稱和淵源》等;姚從吾《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曼教》等皆稱勁旅。姚從吾後來在臺灣也繼續發展此路。翁獨健則還編了《道藏引得》，替後來漸漸正規化的道教研究奠了基。
引入域外蒙古史料與論著的譯介工作，當然更是助長了古史研究士氣。馮承鈞的譯著就達到一百多種。除翻譯《多桑蒙古史》《馬可波羅行記》《蒙古史略》等，還出版了九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關係上古史和中外交流的《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山海經》也成為熱門研究對象。
王國維就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兩種。《穆天子傳》則法國沙琬認為非周穆王而是秦穆王，且內容虛構，與《山海經》同樣無史料價值。我國學者如丁謙《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王貽梁、陳建敏有《穆天子傳匯校集釋》等則皆用以證史，反對沙琬之說。曾與陳中凡等人共同主編《國學叢刊》的顧實更認為穆天子游轍所至，且至歐洲。
五、思想的主幹
也就是說，清朝的古學主要是經學與小學(語言文字訓詁學)，清末國學運動及其發展，卻主要是古諸子學與古史學。而諸子學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古史學包括地理、部族、禮俗、社會、神話、文化交流等等，所涉至廣，可說前所未有。加上新材料出如泉湧(甲骨、敦煌、內閣大庫，及地下考古所得等等)，實是替史學開了個大時代。
詳細的就不再一一說了，如此簡單勾勒，諸位應當就能發現：以為早被西潮席捲而去的晚清民初學術界，其內裡湧動的大流，恰好就是“復興古學”。第一流的人才都集中在這一脈絡上，幾乎所有學術議題也環繞這個主題展開，在這大流中又開創了不少實質成果。
而且，現在檢點一下，你自然就會承認那時真正有成果的，其實在這裡，而不是向西方學習或做時尚弄潮兒的那些地方。雖然那些地方也頗動世俗觀聽，為大眾媒體所喜鼓吹或報導，但觀瀾者當索其源，觀思潮者，亦當深入洋流，毋眩於小波碎浪。
龔鵬程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並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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