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说近百年之思潮乃是复古而非趋新，友朋皆惊，说：岂有此理!
我说：嘿，从来只有此理!不仅现在如此，古代也如此。如人走路，凡想往前走，都需靠脚往后蹬之力;蹬得愈有力，就前进得更远。
最早讲明这个理的，不是我，是老子。不但要复古到上古结绳而用的社会，还以此为一切运动的法则，所谓：“反者，道之动。”
后来孔子要恢复三代礼乐、墨子要恢复夏禹之道、庄子要恢复“古道术”等等，亦都如此。
一、退步原来是向前
你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弊端，崇古太过，不似西方人那样喜欢创新。哈哈，真是奇哉怪也，难道没听过西方有赫赫有名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吗?
文艺复兴，被认为是欧洲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后来两大思想解放运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均由此启之。而它的革命性和解放作用，就是由回返古希腊罗马而来。
因此，复古是要打破现有体制及思想，寻找新典范的动作。通过这一过程，新世界之门才能打开。不“反”这一下，如何能生出新来?
可是古代的东西，陈旧已甚，对未来能有什么作用?
刚刚说了，向过去寻找新典范。关键在“寻找”两字。每个时代各有其病，所以我们向古代索要的药方并不相同。古代哪些东西可以作用于今日，正须研究拣择，新思想即出于此斟酌损益之思索中。
同时，因为我们已非古人，我们是带着生活意识、问题和需求去看古代的，故我们所说的“古”其实是经由我们诠释、消化、理解、认知的古代，是一种“视域融合”的产物。具有康有为所说“托古改制”的意味。只怕入古不深，不能体会古人精义，根本不怕缺了当代意识。
再说啦，凿山取铜、玉人剖璞，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开采出现今我们要用可用之资源，正与人们如何从自然物质世界开采资源相似。此天地予人之无尽藏也，干嘛偏偏不用?或者，是没本事、没眼光用吧?没卞和的眼力，当然会把美玉看成烂石头，弃置不用。
因此，不但文艺复兴要复古，反对文艺复兴所开启的近代文明者，也仍是通过复古来反对它。
像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新科学》，就是在科学理性开始展现霸权地位时，强调人文学科之价值，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古希腊的“论题(topica)法”，反对笛卡尔的“批判(critica)法”。另外，他⏤⏤如老子那般⏤⏤将眼光关注到更古的原始社会。认为原始人有一种与近代科学理性思维不同的“诗性思维”。
其说甚是，故朱光潜晚年还特予翻译。且他如此复古，事实上也颇开19世纪各种后现代相关思想大潮。思想家纷纷取途于人类学、神话、古文明、早期宗教。如佛洛伊德既写《文明及其不满》，也写《图腾与禁忌》《摩西和一神教》。荣格更是深入神话、古文明、佛教道教，呼吁《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更不用说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神话学》《野性的思维》了。
二、复古的方法
复古的办法，像老子(及这些十九、二十世纪上遡原始社会、上古文明的思想家)这样“直复古初”，当然是一种。另两种常见之法，一是往上追溯到前一个文化世代;二是把从前非主流的部分揭出来，举为大旗。
(一)我爱非主流
抬举非主流，以为创新，墨子可能是始祖。因当时谈上古、法先王，多是上讲尧舜下讲周文，墨子便偏说中间的夏禹。
近代墨学复兴，也同样是依了这个理。几千年来都讲儒家，把墨家当成反面教材，以致墨学衰微，其实里面很有好东西，也许可以救中国，我们来发扬发扬。⏤⏤梁启超、胡适等一大批人都这么想。
胡适自己的《白话文学史》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口语和文辞，乃是两路。既谈文学，当然就没口语什么事。《文选.序》说得很清楚：“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口语与文学无关，所以虽然也有少部分被记录下来“传之简牍”，终究不予收录。
胡适则看中了这“传之简牍”的部分，称为白话文学，上连谣谚歌诗，下串小说话本。把正统文学看不上的东西推为正宗，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
后来王国维谈元曲，大夸其“文章之美”、郑振铎把变文、俗讲、宝卷等集起来编成《俗文学史》，也都是这种办法。扩大来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周作人林语堂之推举明人小品，亦皆同类。
(二)走入前世代往上追溯到前一个文化世代则更常见。
中国史上，汉末至唐朝初期，是一个世代，或称六朝或称八代。唐朝中叶之后，直到清末，可算另一个文化世代。唐宋元明清各朝，在改革其时代文风时，往往都会上溯其前一世代。
例如唐朝中叶的古文运动，是要跨越六朝，上追秦汉;明初馆阁体“文章尚宋庐陵氏”，复古派遂上溯至“为文法秦汉，其为诗法汉魏李杜”;导致后来公安派出来，“辩欧韩之极冤”(袁中郎答李元善书);但复社继起，又认为“宋文最不足法”，而欲上溯秦汉。清代桐城以后，唐宋文的势力逐渐巩固，到了清末，思变者乃又跨越唐宋，上追汉魏六朝以变革之。如王闓运提倡“八代诗文”、章太炎提倡魏晋文章。
书法。晚清在帖学(由宋朝开启)长期笼罩下，阮元开始提出北魏碑刻的书风来寻求改革，到康有为主张“卑唐”，力贬唐以下书风，而上溯南北朝。书法遂摆脱了妍美姿媚的风格，趋向于艰深化，表现出一种“艰难的美”。至于诗，所谓“同光体”诗，也有个“三关”的解释，说诗人必须经元祐、元和，而上追到元嘉。
西方，同样，文艺复兴是超越中世纪而上追古希腊，但后来从文艺复兴到现代化成为一个文化世代，反省批判者就同样要超越文艺复兴这一文化世代，去古代找答案、寻灵感。
三、“中国的文艺复兴”
近代中国，最明显的景观，当然是西潮东渐。但这只是风潮。随风起浪，波涛可观;海之本体，大洋流之动向却怎么可能随风荡漾?
引进西潮、带动风潮的代表人物胡适，脑子里，回荡着的，就是文艺复兴的意象。所以他后来还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一般人看来，五四是革命，是开门迎接民主科学之西潮，怎么会是文艺复兴呢?
首先，这是当时的风气。西方近代之成就，皆由于文艺复兴来。东方也有或可以有这种文艺复兴吗?胡适与日本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都认为我们不但有，且比西方还早，宋代就已经是了。
其次，胡适还认为清朝是文艺复兴的成熟阶段，古学大昌。因此，他对民初的文化运动，并不采取断裂式的革命观，而是延续观。他的许多主张，如毕生提倡的科学方法，他即认为是延续清人考据的。
确实，晚清民初的思想界，涌动的巨流正是“古学”。
乾嘉朴学，恢复了汉学，开发了史学。道咸以后，又恢复了诸子学、佛学。光宣时，公羊学倾动朝野。接着先是有章太炎、刘师培的古文学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今文学争抗。然后是国学运动兴起，国学保存会、神州国光社成立，《古学会刊》《国粹学报》出版。古学比清朝更昌。
称为古学，是指整个动向是回到古代。但这个古不是泛称，而是有专指的。
从前魏源说过：“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于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此鲁一变至道也”。清朝的复古是跨过唐宋元明，回到东汉许慎、郑玄那儿去;再从东汉往上恢复到西汉董仲舒，追探儒家经学的微言大意。现在则是再往上走，回到先秦。但不是孔子，而是先秦诸子，包括孔孟等诸子百家。
当时跟文艺复兴一样，认为中古一段皆无可取，秦以下皆是秦学秦政，所以要追遡秦以前。泛说叫做“先秦”。
先秦的诸子百家，其实只是一个空名，许多早就不知所指，就算知道是指谁，大抵也不知其思想详情。农家、阴阳家皆无书流传;法家只剩《韩非子》《商君书》;名家只剩《公孙龙子》残篇;墨家只剩《墨子》残篇;兵家只剩《孙子》及一些残篇和伪作，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皆亡。至于杨朱，更连是谁都难确定，若要说，只能拿一篇假的《列子.杨朱篇》装装样子。
但现在得说呀，怎么办?于是，先收集材料，刊布遗文。前者叫做辑佚，后者叫做整理。辑佚，清人已很有成绩;刊布遗文，国学保存会等利用新印刷及传播技术，做得更火热。
但这只是初级整理，流传下来和收集来的材料，需要确定其性质。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梁启超一本书名)之讨论与考证蔚然称盛，大体成果可参看张心澂的《伪书通考》。
而且这工作一直延伸下来，成为我们现在“文献学”这个学科的基本性质与业务，全国古籍整理委员会和各古籍出版社附之。
稍好一点的古籍整理，须加上校、注、笺、释，而这一部分，清末以来之成果实在远超古人。如《荀子》《墨子》《管子》《庄子》《韩非子》《商君书》《吕氏春秋》《淮南子》之重要注释都形成于此一时期。之前要不简略、要不芜杂、要不根本没有。
人物之考证，与书一样困难，且常跟书的问题合在一起，纠缭不清。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出来才有基本匡廓。但钱先生主张老子晚出，甚至比庄子还晚，著《庄老通辨》;认为《孙子兵法》乃孙膑所作，都是错的。可见疑古之风，正由当时尊崇古学之大流生出。
人物活动，涉及时间与空间，故系年之外尚须考证其活动路线和区域，这就又带出了古史地之学。
现在人谈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是从地理学去讲。这是现代学术分科使然，当时却是“古学”研究之一端。如钱穆就在做《先秦诸子系年》之同时也作古地理研究，后来辑为《古史地理论丛》《史记地名考》。
《古史地理论丛》包含古三苗疆域考、黄帝故事地望考、雷学淇《纪年义证》论夏邑、周初地理考、《楚辞》地名考、战国时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说、秦三十六郡考、古代江淮河汴水道交通等。你要看这些才明白为何编《古史辨》的顾颉刚后来又会创办《禹贡》、饶宗颐也作《楚辞地理考》等事。钱先生的学友蒙文通所著《古史甄微》颇露机栝：他由诸子学术的分派讲起，说可分为齐鲁、楚和三晋法家之学三系，然后由其地理，考察到上古民族，而说民族亦可分为三系。
换言之，这种古史研究、民族研究、地理研究，其实是思想史的一部分，是内在统合在一起的。他们不像后来做历史地理的谭其骧等人，这些人是历史地理学，不是古史研究，尤其不是思想史，学脉分也!
天文历法之学，同样也因此而盛。此乃历史冰窖之“绝学”，因考证古史而被翻出来。因为很多事必须有明确的时间点，例如《尧典》的年代、甲骨的先后、武王伐纣的日子、周朝是否行夏时、孔子生日是哪一天、他是否见过老子等等，都需考证古历法。中国历法复杂，宋朝就用了十八种，古则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其学又长期执掌于钦天监，学者难窥其奥。为了考证古史，这才开始钻研，而成绩甚为可观。最著名的是董作宾之《殷历谱》。我师鲁实先先生对他很有意见，写了《殷历谱纠譑》，另作《历术卮言》《刘歆三统历谱证舛》及《正史历志校注》五十卷等。他作《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重点也在历法上。
这都是民初古学之余烈。发展到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事实上仍属于这一脉。
四、深入蛮荒
此等古学，还有两个延伸线，一是往上，一是往外。
如蒙文通这种由晚周诸子向上延伸而讲上古史的越来越多，如傅斯年从《性命古训辨证》到民族学式的《夷夏东西说》，后来作过《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的李宗侗写了社会学式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等，早期民族学社会学的开拓者都是这么来的。
这时又遇到甲骨出土，罗振玉的文字考释、王国维的古史解说，直接把本来仍盘旋在战国诸子的领域拉提到殷商和周初。李济的考古发掘、董作宾的殷历分期、郭沫若的社会史解说，相继而起，古史研究可谓蔚然。
直到现在，考古、人类学、古文字、出土文献几个专业，可说都是这一阶段的延续。方法可能越来越多参用了西方，但向古求索，欲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内涵找答案，这个国学运动的方向和性质大抵未变，愈来愈要“深入蛮荒”。
向外，与向上也不矛盾。而且如果把向上追索到原始社会与民族形容为“深入蛮荒”，则向外研究边疆民族与史地，甚或是域外，也可以说是另一中深入蛮荒(因古人本来即常称此为蛮、常以为荒。此见识当然不妥，这里做为形容词用，形容研究进入了一个过去人迹罕至之地)。
事实上，清朝从道光以后西北史学已经勃兴，如龚定庵便颇以蒙古新疆史地自负。晚清时局所需，此学更盛。国学运动带动古学复兴，这一冷门领域遂也被炒热。洪钧、沈增植、屠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新元史》均负盛名。《新元史》且被列入二十四史体系，成为二十五史。
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也都很精彩。
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亦是后学奉为圭臬的。早期国学在宗教方面是个短板，只支那内学院、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熊十力等少数人知道点佛教，道教就茫然了，更不用说基督教、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信仰。陈先生可说是为后学大开户牖。20世纪30年代，这些研究更与海外结合。但不是引入西潮或新潮，而是与欧洲汉学家合力访古。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皆称劲旅。姚从吾后来在台湾也继续发展此路。翁独健则还编了《道藏引得》，替后来渐渐正规化的道教研究奠了基。
引入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当然更是助长了古史研究士气。冯承钧的译著就达到一百多种。除翻译《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关系上古史和中外交流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也成为热门研究对象。
王国维就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两种。《穆天子传》则法国沙琬认为非周穆王而是秦穆王，且内容虚构，与《山海经》同样无史料价值。我国学者如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王贻梁、陈建敏有《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等则皆用以证史，反对沙琬之说。曾与陈中凡等人共同主编《国学丛刊》的顾实更认为穆天子游辙所至，且至欧洲。
五、思想的主干
也就是说，清朝的古学主要是经学与小学(语言文字训诂学)，清末国学运动及其发展，却主要是古诸子学与古史学。而诸子学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古史学包括地理、部族、礼俗、社会、神话、文化交流等等，所涉至广，可说前所未有。加上新材料出如泉涌(甲骨、敦煌、内阁大库，及地下考古所得等等)，实是替史学开了个大时代。
详细的就不再一一说了，如此简单勾勒，诸位应当就能发现：以为早被西潮席卷而去的晚清民初学术界，其内里涌动的大流，恰好就是“复兴古学”。第一流的人才都集中在这一脉络上，几乎所有学术议题也环绕这个主题展开，在这大流中又开创了不少实质成果。
而且，现在检点一下，你自然就会承认那时真正有成果的，其实在这里，而不是向西方学习或做时尚弄潮儿的那些地方。虽然那些地方也颇动世俗观听，为大众媒体所喜鼓吹或报导，但观澜者当索其源，观思潮者，亦当深入洋流，毋眩于小波碎浪。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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