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家的立腳基礎
周魯
蕭公權先生在《中國ZZ思想史》一書中，提到了兩種思想家的標準，一為中國思想家的標準，一為現代思想家的標準，其書《附錄》之《中國ZZ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雲：
“蓋處二十世紀之時不精通先秦以來之學術不足為中國之思想家，不精通歐美之學術不足為現代之思想家。”
按照蕭公權先生的觀點，若要同時成為“現代”和“中國”的思想家，就要同時精通歐美的學術與先秦以來的中國學術。或者說，精通先秦以來之學術者，只能稱之為中國思想家，哪怕他是一個當代人；精通歐美學術者，只能稱之為現代思想家，哪怕他是一箇中國人。
然而，即使不能成為現代思想家，而若要成為中國思想家，亦殊為不易也。
呂思勉先生在《先秦學術概論》一書中，明確提出了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支流的觀點，其書第一章《先秦學術之重要》雲：
“我國民今日之思想，試默察之，蓋無不有先秦學術之成分在其中者，其人或不自知，其事不可誣也。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支流。欲知後世之學術思想者，先秦諸子之學，固不容不究心矣。”
錢穆先生在致Yys先生的書信當中，提出了在學術研究中不可不從源頭處用力的觀點，並對同時代的學者有所評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三冊《素書樓餘瀋》之《致Yys書》雲：
“穆平常持論，為學須從源頭處循流而下，則事半功倍，此次讀弟文時時感到弟之工夫，尚在源頭處未能有立腳基礎，故下語時時有病。只要說到儒家、道家云云，所討論者雖是東漢魏晉，但若對先秦本源處留有未見到處，則不知不覺間，下語自然見病。陳援庵、王靜庵長處，只是可以不牽涉，沒有所謂源頭，故少病也。弟今有意治學術思想史，則斷當從源頭處用力，自不宜截取一節為之，當較靜庵、援庵更艱苦始得耳。陳寅恪亦可截斷源頭不問，胡適之則無從將源頭截去，此胡之所以多病，陳之所以少病，以兩人論學立場不同之故。弟今採取之立場，則萬不可截去源頭者，此層盼試細思自可得其意。”
在錢穆先生看來，當時的Yys先生在中國思想的“先秦本源處”尚“未能有立腳基礎”，這不僅是對餘先生的善意提醒，同時也是他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學者的普遍看法。
生活在宋代的一代大儒朱熹先生，曾經以優雅的文學語言，描繪了“源頭活水”的重要性，《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觀書有感二首》之一雲：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在於“三代”，也就是錢穆先生所說的“先秦本源處”。離開了“三代”，便無法談中國的文化。古人所謂的“言必稱三代”，不僅是把“三代”當作文明的源頭和歷史的陳跡，而且是一種寄託著理想的符號。這種理想的寄託，與世界上其他民族對於逝去的“黃金時代”的追念，是一致的。
生活在唐代的韓愈先生，有“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之語，依筆者之理解，韓愈先生並非完全不讀魏晉以來之書，只不過是強調“三代兩漢之書”的重要性而已。
生活在明代的呂坤先生，也強調“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其《Shenyin語》內篇卷二之“問學”雲：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才正大，才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況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
今天的中國，似乎有蕭公權先生所說的“現代思想家”，然而他所說的“中國思想家”，則似乎很難見到，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在“三代兩漢”的“源頭活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為阻斷了。在學術思想上，錢穆先生所說的從源頭處用力者鮮，而“截取一節”為之者多。“截斷源頭”，即為當代中國思想界之一大病。
張君勱《中西印哲學文集》載《中國現代化與儒家思想復興》一文雲：
“我們發覺歐洲現代思想是希臘思想的延續，希臘哲學是現代化思想的基礎。在歐洲是如此的話，那末，中國為什麼不能利用其舊有的基礎呢？”
中國思想的現代發展，正如張君勱先生所云，是要利用其舊有的基礎，而舊有基礎中最為重要的，莫過於“三代兩漢”的“源頭活水”。著眼於“三代兩漢”的“源頭活水”，下一番正本清源的功夫，中國的思想家才能有一個立腳的基礎。
西曆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作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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