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的立脚基础
周鲁
萧公权先生在《中国ZZ思想史》一书中，提到了两种思想家的标准，一为中国思想家的标准，一为现代思想家的标准，其书《附录》之《中国ZZ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云：
“盖处二十世纪之时不精通先秦以来之学术不足为中国之思想家，不精通欧美之学术不足为现代之思想家。”
按照萧公权先生的观点，若要同时成为“现代”和“中国”的思想家，就要同时精通欧美的学术与先秦以来的中国学术。或者说，精通先秦以来之学术者，只能称之为中国思想家，哪怕他是一个当代人；精通欧美学术者，只能称之为现代思想家，哪怕他是一个中国人。
然而，即使不能成为现代思想家，而若要成为中国思想家，亦殊为不易也。
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支流的观点，其书第一章《先秦学术之重要》云：
“我国民今日之思想，试默察之，盖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其人或不自知，其事不可诬也。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固不容不究心矣。”
钱穆先生在致Yys先生的书信当中，提出了在学术研究中不可不从源头处用力的观点，并对同时代的学者有所评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三册《素书楼余瀋》之《致Yys书》云：
“穆平常持论，为学须从源头处循流而下，则事半功倍，此次读弟文时时感到弟之工夫，尚在源头处未能有立脚基础，故下语时时有病。只要说到儒家、道家云云，所讨论者虽是东汉魏晋，但若对先秦本源处留有未见到处，则不知不觉间，下语自然见病。陈援庵、王静庵长处，只是可以不牵涉，没有所谓源头，故少病也。弟今有意治学术思想史，则断当从源头处用力，自不宜截取一节为之，当较静庵、援庵更艰苦始得耳。陈寅恪亦可截断源头不问，胡适之则无从将源头截去，此胡之所以多病，陈之所以少病，以两人论学立场不同之故。弟今采取之立场，则万不可截去源头者，此层盼试细思自可得其意。”
在钱穆先生看来，当时的Yys先生在中国思想的“先秦本源处”尚“未能有立脚基础”，这不仅是对余先生的善意提醒，同时也是他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
生活在宋代的一代大儒朱熹先生，曾经以优雅的文学语言，描绘了“源头活水”的重要性，《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观书有感二首》之一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在于“三代”，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先秦本源处”。离开了“三代”，便无法谈中国的文化。古人所谓的“言必称三代”，不仅是把“三代”当作文明的源头和历史的陈迹，而且是一种寄托着理想的符号。这种理想的寄托，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对于逝去的“黄金时代”的追念，是一致的。
生活在唐代的韩愈先生，有“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之语，依笔者之理解，韩愈先生并非完全不读魏晋以来之书，只不过是强调“三代两汉之书”的重要性而已。
生活在明代的吕坤先生，也强调“学识须从三代以上来”，其《Shenyin语》内篇卷二之“问学”云：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无学无识。学识须从三代以上来，才正大，才中平。今只将秦汉以来见识抵死与人争是非，已自可笑，况将眼前闻见、自己聪明，翘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
今天的中国，似乎有萧公权先生所说的“现代思想家”，然而他所说的“中国思想家”，则似乎很难见到，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在“三代两汉”的“源头活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阻断了。在学术思想上，钱穆先生所说的从源头处用力者鲜，而“截取一节”为之者多。“截断源头”，即为当代中国思想界之一大病。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载《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一文云：
“我们发觉欧洲现代思想是希腊思想的延续，希腊哲学是现代化思想的基础。在欧洲是如此的话，那末，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其旧有的基础呢？”
中国思想的现代发展，正如张君劢先生所云，是要利用其旧有的基础，而旧有基础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三代两汉”的“源头活水”。着眼于“三代两汉”的“源头活水”，下一番正本清源的功夫，中国的思想家才能有一个立脚的基础。
西历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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