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詩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徐志摩、席慕容、汪國真、余光中這四個人物是頗耐人尋味的，他們在公眾層面擁有顯赫的名聲、眾多的粉絲、巨大的影響，然而在詩歌圈內對他們並不完全認可，認為“徐志摩的詩連羅大佑的歌詞都不如”、“席慕容只是流行詩”、“汪國真是糖水詩人”、“余光中的詩有形無神、入皮不入骨”等聲音不在少數。
徐志摩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詩最著名的新月派的“當家小生”，他與張幼儀、林徽因、陸小羅等知名女性的故事甚至比他的詩歌還要有名，所以給人典型的風流才子形象。事實上，徐志摩在詩歌創作上有著強烈的個人主張和追求，他師法英國現代詩，試圖建立西方詩歌與中國舊體詩詞相結合的新的詩歌審美標準。由於歷史原因，他曾長期被歲月塵封。而改革開放後“一經復出”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他作品布爾喬亞的基調和十分優美的外在語言，給當時讀者打開了一個嶄新的閱讀世界，為公眾所追捧。歷史地看，在中國新詩尚處於較為幼稚的探索階段，徐詩的創作水平在同代人還是較為突出的，其貢獻可以說是歷史性的。但是，從今天的角度看，徐志摩難以躋身大詩人行列的原因：一是過於注重外在形式的東西，精神厚度不足；二是作品基本沒有體現時代精神；三是對老外刻意摩仿的痕跡較重。
席慕容的詩與三毛的散文、瓊瑤的小說，作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臺港文學熱潮的“三駕馬車”，曾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她的詩寫得極美，抒情靈動，飽含著對生命、愛情、故鄉的摯愛真情。其作品的內在生命力和個人風格是獨特的、經典的。同時，她的讀者群之大是其他詩人包括男性詩人在內所無法想像的。當然，席慕容的詩內在精神存在著世俗化、心靈挖掘較淺等問題，偏於通俗文學、大眾文學的範疇，這也是詩歌界對其不認同的關鍵因素。
汪國真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詩壇上一顆特別閃亮的流星，在後朦朧詩時代他以年輕系列詩作掀起青春詩歌的熱潮，但一夜間被捧上“神壇”，又一夜間莫名其妙地跌下“神壇”。說老實話，汪有成為大詩人的決心、勇氣、動力和實踐，但似乎缺乏詩人應有的天才。他曾放出“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豪言，現在回憶起來，既令人尊敬，又略有點可笑。汪詩的主要特點是滿滿的正能量、喜歡借用哲理、“小鮮肉”式的語言風格，而主要問題：一是對生活、心靈和人性缺乏獨特的、深刻的感受，因而其詩總象是重複別人的意象或翻譯別人的思想，給人以塗了一層糖衣的格言的感覺。二是自身想象力不夠、語言衝擊力不足，使其詩像是一道只有甜味的料理，要知道好的詩應該是一道具有複合味道的大菜。三是風格較為單一，給人千詩一面的印象。但在普通公眾層面（也許主要是中學生或者初級）至今仍然有相當巨大的影響力。
余光中因為他那首超級著名的《鄉愁》而得名鄉愁詩人。作為臺灣資深文化人，他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四度空間"，去年12月14日逝世，其創作贏得了社會和公眾的普遍盛讚。本人也曾寫下“詩人駕鶴去，眾輩或悲餘。鄉愁凝四度，化作江南雨”。但是，其實圍繞余光中始終有著諸多的爭議，拋開文學之外的東西，余光中一生十分努力地致身於詩歌、文學，經歷了先西化後迴歸的軌跡，可謂著述甚豐。不過，總的看，其作品的精神建設沒有突破，要麼一味模仿西方，要麼一味拘於傳統，沒有實現中西文化元素在其創作深層次融合，缺乏具有震憾人心的作品。
徐志摩、席慕容、汪國真、余光中所形成的現象，其實彰顯的是公眾與詩歌界認知的反差：公眾更關注於詩歌的對主流文化的認同、對社會協同的意義、對傳統經典的傳承以及外在語言形式的優美，而詩歌圈則更關注於詩歌的內在感受的獨特、精神認識的深刻、語言運用的張力以及對傳統不斷的突破。也許說的更通俗一點，就是公眾認為詩歌應該是“大眾的夢”，而詩人往往認為詩歌首先應該是“私人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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