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徐志摩、席慕容、汪国真、余光中这四个人物是颇耐人寻味的，他们在公众层面拥有显赫的名声、众多的粉丝、巨大的影响，然而在诗歌圈内对他们并不完全认可，认为“徐志摩的诗连罗大佑的歌词都不如”、“席慕容只是流行诗”、“汪国真是糖水诗人”、“余光中的诗有形无神、入皮不入骨”等声音不在少数。
徐志摩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诗最著名的新月派的“当家小生”，他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罗等知名女性的故事甚至比他的诗歌还要有名，所以给人典型的风流才子形象。事实上，徐志摩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强烈的个人主张和追求，他师法英国现代诗，试图建立西方诗歌与中国旧体诗词相结合的新的诗歌审美标准。由于历史原因，他曾长期被岁月尘封。而改革开放后“一经复出”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作品布尔乔亚的基调和十分优美的外在语言，给当时读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阅读世界，为公众所追捧。历史地看，在中国新诗尚处于较为幼稚的探索阶段，徐诗的创作水平在同代人还是较为突出的，其贡献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徐志摩难以跻身大诗人行列的原因：一是过于注重外在形式的东西，精神厚度不足；二是作品基本没有体现时代精神；三是对老外刻意摩仿的痕迹较重。
席慕容的诗与三毛的散文、琼瑶的小说，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港文学热潮的“三驾马车”，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她的诗写得极美，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爱情、故乡的挚爱真情。其作品的内在生命力和个人风格是独特的、经典的。同时，她的读者群之大是其他诗人包括男性诗人在内所无法想像的。当然，席慕容的诗内在精神存在着世俗化、心灵挖掘较浅等问题，偏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范畴，这也是诗歌界对其不认同的关键因素。
汪国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诗坛上一颗特别闪亮的流星，在后朦胧诗时代他以年轻系列诗作掀起青春诗歌的热潮，但一夜间被捧上“神坛”，又一夜间莫名其妙地跌下“神坛”。说老实话，汪有成为大诗人的决心、勇气、动力和实践，但似乎缺乏诗人应有的天才。他曾放出“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豪言，现在回忆起来，既令人尊敬，又略有点可笑。汪诗的主要特点是满满的正能量、喜欢借用哲理、“小鲜肉”式的语言风格，而主要问题：一是对生活、心灵和人性缺乏独特的、深刻的感受，因而其诗总象是重复别人的意象或翻译别人的思想，给人以涂了一层糖衣的格言的感觉。二是自身想象力不够、语言冲击力不足，使其诗像是一道只有甜味的料理，要知道好的诗应该是一道具有复合味道的大菜。三是风格较为单一，给人千诗一面的印象。但在普通公众层面（也许主要是中学生或者初级）至今仍然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
余光中因为他那首超级著名的《乡愁》而得名乡愁诗人。作为台湾资深文化人，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四度空间"，去年12月14日逝世，其创作赢得了社会和公众的普遍盛赞。本人也曾写下“诗人驾鹤去，众辈或悲余。乡愁凝四度，化作江南雨”。但是，其实围绕余光中始终有着诸多的争议，抛开文学之外的东西，余光中一生十分努力地致身于诗歌、文学，经历了先西化后回归的轨迹，可谓著述甚丰。不过，总的看，其作品的精神建设没有突破，要么一味模仿西方，要么一味拘于传统，没有实现中西文化元素在其创作深层次融合，缺乏具有震憾人心的作品。
徐志摩、席慕容、汪国真、余光中所形成的现象，其实彰显的是公众与诗歌界认知的反差：公众更关注于诗歌的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对社会协同的意义、对传统经典的传承以及外在语言形式的优美，而诗歌圈则更关注于诗歌的内在感受的独特、精神认识的深刻、语言运用的张力以及对传统不断的突破。也许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公众认为诗歌应该是“大众的梦”，而诗人往往认为诗歌首先应该是“私人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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