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3年，浙江餘杭縣民葛品蓮因病亡故，他的妻子畢秀姑頗有姿色，人稱“小白菜”。之前，葛品蓮夫妻賃居於舉人楊乃武處時，小白菜曾和楊乃武傳出過緋聞。葛母懷疑自己兒子的死另有隱情，於是就跑去縣衙喊冤告狀，縣令劉錫彤經過驗屍，認為葛品蓮系中毒身亡，隨後將畢秀姑抓來嚴刑審訊。最後畢秀姑受不了，被迫供認謀害親夫，毒藥乃是楊乃武所給。官府因此判楊乃武當斬，畢秀姑凌遲。由於當時的死刑案件是需要逐級審核的，在這個過程中，楊乃武屢次翻供，同時寫了很多申訴狀，讓家人到京城去告御狀。此案一時間成了當時的轟動新聞，乃“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公元1875年，朝廷派了浙江學政胡瑞瀾重審此案，結果維持原判。浙江官場明目張膽地結成了一個利益同盟，引起了各界的強烈不滿，尤其是言官的抨擊。後來刑部直接插手，經過開棺驗屍，驗明葛品蓮確因病身死。公元1877年，此案終於水落石出。最後，這個轟動一時的冤案，以一大批官員的落馬定罪而告終。餘杭知縣劉錫彤是這起冤案發生的罪魁禍首，被髮配了黑龍江；仵作沈祥以及其他相關人等30多位官員被革職、充軍或查辦；還有一些高管試圖一錯到底，將冤案作成鐵案，後也被牽扯到了其中，比如浙江巡撫楊昌俊、浙江學政胡瑞瀾，杭州知府陳魯等一干官員100多位，全都被革除頂戴花翎，永不錄用。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如此大的冤案，之所以能夠平反，還多製造冤案的官員進行了追責和懲罰，多少可以顯示出清朝政治制度中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整個事件的發展，從最初的官民之爭，進而變成了官場內部對司法正義的分歧，其中也不乏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當此案捅到朝廷時，四川總督丁寶楨為此大鬧過刑部，聲稱如果這個“鐵案”要翻的話，將來就沒有人敢作地方官了。可刑部右侍郎翁同龢卻堅決支持“據實判決”，他說：“刑名乃一國重典，豈可視為兒戲？像這樣的冤案不平反，作為一個良心的大臣怎能心安？”隨後見兩宮太后時，一再“為此陳奏，力請湔（jiān）雪”。
值得一提的是，以翁同龢為代表的清朝高官，大多數都是出自讀書的士人，而非不學無術的奴才或是武夫，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正義的堅守。為何這麼說？因為相比於當時的讀書人，很多出生於底層技術的官僚，或是家奴走狗之類的人，他們只會一味地追求功利性結果，不擇手段，毫無人性良知，以及最起碼的法律意識。在此案中，餘杭知縣劉錫彤就是這類人。在最後的庭審中，面對朝廷的責問，他一時間沒了話，便大罵原負責屍檢的仵作，說：“爾當時如何驗法？爾誤我，爾誤我！”仵作回道：“當時老大爺叫小的如此，小的將若何？”刑官笑指劉令說：“尚有何辭？”劉令乃語塞，低首無語。
此外，清朝司法監察制度中的御史和言官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兩個官職都是可以“治官”的。清朝的言官是可以“風聞言事”的，也就是說他們以批評官員為職責，不必要求說要有證據。還有楊乃武自身的舉人功名，對他的嚴刑逼供，也激起了天下士子的公憤和輿論。晚清時期，現代化的報紙已經出現了，而且當時有辦報自由，基本上都是民間的組織，根本不受官方的控制。此案中，它們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起到了伸張正義的效果。當時由英國商人美查創辦的《申報》剛一年多，就對此案進行了首次報道。在此案複審的階段，又是全程跟蹤報道，先後發表了70多篇相關文章，還有40多篇報道和評論，甚至還公開刊載了楊乃武的幾分上告狀。
最終在多方因素的影響下，這樁清末奇案得以真相大白，楊乃武得以死中得活，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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