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前世今生

新加坡被迫独立

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新加坡广播电台突然中断正在播放的流行歌曲，在不同的三个频道分别用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宣读了新加坡总理和马来西亚总理的两份宣言，令人震惊地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当天中午，李光耀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泪俱下，称签署分家协议令人痛苦，他激动的情绪使会议中断了20分钟。

33年后，李光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仍对新加坡的独立感到无奈：“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然而，在李光耀任期内(1965-1990)，我们不仅看到独立的新加坡生存下来了，并且看到它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杂乱无章的贸易港口变成了一个名声雀起的发达国家；看到“新加坡国”不再是个政治玩笑，而是一个在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施展影响的活跃小国。

新加坡历史

新加坡由何而来呢，据记载，大约在12世纪中，室利佛逝帝国的一名王子圣尼罗乌他玛( Sang Nila utama)一次外出打猎时登陆这岛屿，发现一头怪兽跑进森林里，随从告诉他那是一头狮子，王子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就决定在岛上建立一座城市定居下来，并取名 Singapura，即狮城之意，臣属室利佛逝帝国。终于我们今天的新加坡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之前，新加坡岛一度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不过这离它向世人展示它耀眼的光芒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暂且把它忘记吧。

新加坡的历史比较短暂。关于新加坡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见于公元3世纪的文献，此时的新加坡在中国的文献中被称为蒲罗中。同时，在马来人的生化传说中，印度人是新加坡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后来土著马来人在这里繁衍生活。1819年新加坡只有三四百人，1824年1月第一次正式户口调查，显示共11000人，1827年16000人，1836年30000人，1852年80000人。

公约15世纪初时，新加坡隶属于马六甲帝国，17世纪为荷兰控制成为其殖民地。19世纪初，英国人佛莱士来到这里，看中这块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和重要的特地，将其据为己有，并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开展殖民统治和进行东西贸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成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逐渐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中心，其军事、政治、经济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日本的不断侵进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式微，新加坡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被其统治达三年半。战后，日本战败，英国卷土重来，新加坡又重新成为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属地。

尽管英国再次成为新加坡的殖民者，但是，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涨，新加坡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也一波高过一波。最终，新加坡于1959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新加坡地理位置优势

新加坡是世界著名的良港之一，航道水深，港面辽阔，非常适合远洋巨轮的进出和停泊。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处于东南亚的半岛区和群岛区的水域之间，东临南中国海与北加里曼丹相对;西朝马六甲海峡与苏门答腊岛相望;南隔新加坡海峡是印尼的廖内群岛;北靠柔佛海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为邻，一条跨越海峡的长一点零五六公里的长堤把新加坡岛与柔佛、进而与大陆联为一体。这样的地理位置使新加坡正好在东南亚地区海陆交通的十字路口上，成为东南亚航运的中心。在国际大洋航线上，新加坡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联合国列举的8个重要国际海峡中，新加坡毗邻的就有两条: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北宽南窄，北面通往印度洋，南面通往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是从欧洲、中东、南亚到东亚或澳洲的海上航线必经之处，也是两大洋和亚、澳、欧、非四大洲海上交通的重要水道。新加坡恰好处在马六甲海峡的南面出入口，扼守着海峡的咽喉，控制着两大洋交通的要冲，地位极其险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兼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加坡劣势

新加坡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由大小58个岛屿组成，总面积647.5平方公里，飞机穿越全国只要3分钟，领土面积在世界各国中排第172位，是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而且自然资源缺乏，“除了空气可以自给以外，所有的资源，包括淡水都依赖进口”。

自然条件的不足和优势真是异曲同工，都要求新加坡实行开放、外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为新加坡的对外交往创造了先天的地理条件，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和借助外部因素为己服务，如此，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就与对外关系紧密结合起来，李光耀说过:“我们是海岛国家，又是东西、南北的重要交通中心，……我们连接着所有主要文明的中心。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新加坡在外交上表现得比一般小国更活跃，在某种程度上是地理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新加坡经济发展

1990年新加坡位居世界第十八大商品出口国及第十三大商业服务出口国，其商品出口量是整个印度的3倍;新加坡的人口是中国的11400，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中国的9.5 % 0。而且新加坡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中的位次不断提前，1995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九位，平均购买力居世界第五，外汇储备居世界第六，是世界第二大海港和第七大空港，第十五大贸易国。21世纪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人均收入列世界第九，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第二大钻井平台生产基地，第三大炼油中心，最大的硬盘生产国，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亚洲第二大金融中心，东南亚的硅谷，对外贸易占东南亚的近1l3 。

1995年7月，世界经合组织宣布，从19%年1月起，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在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一直位居前列。1995年的排名中，新加坡在国内经济力量上居第2位，国际化居第2位，政府效率居第1位，金融居第1位，基础设施居第12位，管理居第5位，科技居第10位，人力资源居第1位。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与东南亚相关的商业决策都需将新加坡考虑在内，几乎所有跨国公司一一不论其从事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计划从北美、西欧或日本向外扩展时，都会先考虑是否将新加坡作为落脚点。

按传统意义上以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为主的计算方法，新加坡当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但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使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从领土国家向市场国家迈进，现在“衡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的实力是件复杂的事情。新加坡在地理和人口数量上是一个轻量级民族国家，但是如果计算它的经济规模、通讯发达程度、人才素质和外交能力，新加坡又具有相当的重量。因此，按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新加坡可以处于轻量级到重量级的不同级别。”所以，新加坡人对国家未来的外交地位有更高的期望:“新加坡应当致力于成为东方的日内瓦，亚太地区的外交中心。我们有实现这一志向的必不可少的物质、社会和智能基础。”

再次，英国宣布撤离新加坡军事基地，增加了新加坡的经济压力。新加坡的经济至少有5000万英镑或20%来自英军的开销，10个家庭中几乎有一个是靠英军来维持生活，英军基地直接雇佣了3万名左右的平民雇员，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4万份工作。许多商店、餐馆、酒吧等都靠英军和他们家眷的光顾而生存。此外，英军的存在意味着新加坡只需在国防上付出最低的宝贵资金，减少了新加坡的经济负担，随着英军的撤退，新加坡需要自己负担国防，在当时的情况下，犹如雪上加霜。

为了突破经济困境，新加坡政府从1966年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1966年起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战略，期间经过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阶段(1966 -1979年)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化阶段(1980-1985年);1986年提出优先发展国际通讯、贸易、金融和咨询等服务业，要把新加坡建成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区域性服务中心;90年代后，新加坡在继续发展出口工业和服务业同时，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增强新加坡经济的辐射性。以上发展战略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外向型，从出口导向到区域服务中心，再到海外投资，其市场和目标都是面向国外。

以跨国公司为主攻对象

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开始，新加坡政府就试图吸引外商来投资设厂，发展制造业，为此专门在裕廊开辟工业园，1961年又成立经济发展局((EconomicDevelopment Board)，负责吸引外资。最初来的主要是香港和台湾商人，开办纺织厂或玩具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低，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少，工业园里面空荡荡的。新加坡迫切需要规模大、分量重、有足够号召力的国际大型企业入驻，以恢复国内外对这个被驱逐出来的新共和国的信心。60年代后半期，恰逢美国跨国公司实行结构调整，向海外迁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加坡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公司身上。”李光耀及其同事不同意发展经济学关为吸引投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一是保持自由经济政策，鼓励商品、资本、劳力的自由流动;

其二是面向出口政策，1967年底新加坡颁布“经济扩展(豁免所得税)法案”，突出鼓励发展面向出口工业。规定凡输出新产品到任何市场或输出任何产品到非原有市场的企业，均提供税收优惠，出口额越大，优惠越优厚。1970年和1975年又两度修改以上法案，要旨仍是鼓励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面向出口工业，增强制造业出口竞争能力。其三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政策。8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实施多项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措施，诸如减少公司税率;节制工资增长;降低中央公积金缴纳率和技能发展基金税率，降低公用事业收费标准。

新加坡己经形成以外国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企业结构。外国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制造业和金融业两大部门中居主导地位，李光耀称跨国公司是新加坡的企业火车头。在制造业，外国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产值占70%，增加值占60%，就业占50%，出口占80%。与之相比，韩国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大企业集团在其国内产值中占60%，出口占70%;台湾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6%，产值占60%%，出口占50%;香港的情况类似于台湾。

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中，以美国、日本和西欧的跨国公司为主体，许多著名的西方跨国公司都在新加坡设立了子公司，如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荷兰菲利普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松下、日立、索尼、东芝等大企业。从投资看，1983年前英国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国，83年后美国超过英国保持领先地位。90年后，日本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国。至1991年底，日本的股权投资累积额为124.5亿新元，占外资累积额的19.8;相应数字里，美国的是111.1亿新元，占17.7%;英国是82.4亿新元，占13.1 %。

以建立国际性和区域性经济中心为主要目标

新加坡吸引外资不仅仅为了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它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建成国际性和区域性经济中心，既是贸易中心又是服务业中心。

首先是建成贸易中心。贸易是新加坡的经济支柱，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口贸易港之一，它的繁荣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起落紧密相连，新加坡政府深有体会，提出“我们的港口不仅是服务于200万新加坡人民的港口，而且是服务于所有东南亚国家需要的地区港口。这种状况是否长期存在，部分取决于我们周边国家的经济活力，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应对地区需要的能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邻居国家不会为了帮助我们而利用我们的转口贸易设施，它们利用我们转口是因为这样更有效、更经济、更有利可图。所以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港口吞吐能力和效率来满足邻国国家的需要。”“我们的邻居变得越繁荣，它们的经济越有活力，新加坡生存的机会就越大，经济也会更繁荣。”

1986年新加坡超过鹿特丹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目前有600多条航线通往世界800多个港口。新加坡是少数贸易总额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之一，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通常在3.5 -4之间，为世界之最，列为“超级贸易”国家成员(super-trading nations ) 。1994年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倍，人均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之首。

其次是服务业中心。虽然新加坡是贸易大国，以贸易立国，但是其商品贸易历来都是赤字，通过无形贸易(invisible trada.如旅游业、运输业、服务业)和流入资本的盈余弥补国际收支。1978年后国际服务业成为新加坡出口经济的主导部门，它是特产港和制造业之外的第三大增长因素。1990年，新加坡商务服务出口值是瑞士的86%，世界的1.8%。

新加坡国际服务业中最突出的是金融服务业。政府积极参与，对那些经常会被人们忽视的公共商品—维持市场的诚实信用、市场环境对经营的便利性以及新加坡元的币值稳定—提供保护，成立金融管理局，对金融市场实行严格的监管，树立了法治和慎密的声望，为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业营造优良的市场环境，使金融服务业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动力。

1968年新加坡在亚太地区首创亚元市场，为确立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际金融中介行业的迅速扩张，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扩大了新加坡的地理优势。新加坡与大西洋、中东及太平洋地区相连接，使其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基金中心，在离岸业务方面起到了地区性放贷中心和最终借贷中心两者之间的枢纽作用。由于新加坡为纽约/伦敦市场和香港/东京市场在时间与地域上架起了联系的桥梁，从而使它有能力成为世界首要的24小时国际商业的外汇交易中心，到了90年代，新加坡己成为继伦敦、纽约和东京之后的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新加坡有100余家外国银行，世界上最大的50家跨国银行均在此设立了分支机构，新加坡己成为世界主要的离岸银行业、基金管理业、风险管理业中心。

新加坡也是亚太航空网络中心，80年代末新加坡为确保世界空运中心地位，出台了一项政策:允许外国航空公司在新加坡建立基地，并在当地经营补给业务，通过樟宜机场与国际航空线路接通。樟宜机场逐步脱离对外国公司的依赖后，成为包括飞机维修与服务、燃料供给、货物运输、机上食品及免税商店在内的国际主要航空港。要去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首都，飞行员和乘客们必须先抵达新加坡，就好像过去要打国际电话就需要到拥有及时通讯联络设备的电话局一样。

在资讯服务业方面新加坡也不甘落后，80年代起，新加坡实施“智慧岛”计划，打造现代知识和资讯中心。1992年设立新加坡合作计划(The SingaporeCo-operation Programme，简称SCP)，由外交部下属的技术合作署(TechnicalCo-operate）负责，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类型的培训项目，推广新加坡成功经验。其提供的技术援助分两种:双边援助计(BilateralAssistance Programmes)和联合训练计划(又称第三国训练计划，Third CountryTraining Programmes，简称TCTP)。前者一般在新加坡进行，以亚太、非洲、中东、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为对象，包括各领域的技术、管理知识和英语培训，每年都有几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或技术人员在新加坡接受培训。后者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协作向第三国提供培训项目，新加坡己经有20多个合作伙伴实施这一计划，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德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泰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通过TCTP，新加坡及其合作伙伴联合向受援的发展中国家传授它们的经验、技能和其他资讯资源。其他面向外国的资助项目还有为东盟国家贫困青年提供在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新加坡奖学金，旨在进一步促进新加坡与全球联系、资助国内外人士学习工作交流的新加坡国际基金。

90年代后，海外投资成为新加坡对外经济关系的一支新锐，政府积极扶持和参与海外投资，制定和实施鼓励海外投资的计划和政策，提供税务奖励和投资津贴等诸多优惠条件，放宽对外投资的限制，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并寻求与投资重点国订立投资保障和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制定市场开发协助计划，以帮助本地中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该计划的援助范围有:资助本地企业设立海外促销机构、推销新产品和劳务、改进产品的包装和设计、参与海外商展以及派遣海外贸易团体等。至1993年底，新加坡海外投资累积额达500.6亿新元，重点是东盟国家和中国。

新加坡外教策略

每个国家开展经济外交时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做出选择，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经济外交就突出以石油为武器在国际社会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的特点，日本的经济外交则明显表现为以经济援助换取政治好感的特点，而美国也常常通过经济手段拉拢或压制它所区分的友好国家或不友好国家新加坡的经济外交有哪些特点呢?因为国情的特殊，经济外交既是新加坡发展战略的重头戏，也是外交重点之一，在原则、目标等方面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经济外交遵循国家安全第一的原则。

国家的发展以安全为基础，为确保国家安全，新加坡在实施经济外交时不充当“唯利是图”者，当利益与安全发生矛盾时，首先考虑安全。在越南侵柬期间，新加坡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因此一度中断与越南、苏联的部分经济关系，停止向越南出售战略物质，包括石油产品、航空与海事器材、机械设备等，后又禁止公民到越南贸易、投资和旅游经济关系是除安全关系的另一个对外关系的基础，经济关系的亲疏程度往往与外交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轻重成正比，经济外交服务于外交总目标。

新加坡的经济极易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为了避免对个别国家和地区产生过强的依赖性，新加坡的经济外交采取多边卷入的方式，即所谓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个篮子里。这种方式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选择。因为与新加坡有经济利益联系的国家和组织将不允许他们在新加坡的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是以经济手段弥补政治军事手段的欠缺。所以新加坡独立后就最大限度地保留传统的经济联系，比如允许国银行在新加坡继续营业；同时也最大范围地开拓新的市场，比如迅速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经济外交的多边卷入也体现了新加坡外交积极的实用主义特色。

尽管按照多边卷入的原则广泛开展经济外交，但经济关系还是不可避免的有亲疏之别，而这些亲疏之别也决定了相关国家在新加坡外交战略中的地位轻重。我们从下面两份反应新加坡外贸和投资这两项对外经济关系中最主要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世界范围里，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市场和投资国，日本其次。在东盟区域，马来西亚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东盟对新加坡的贸易和投资出现上升趋势。虽然中国不在新加坡主要投资国之列，但中国是新加坡海外投资的主要去向国，所以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都是新加坡外交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美国，新加坡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是为了保护在美国的市场份额，避免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作为亚洲第一个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新加坡借助经济手段吸引美国对它的关注，维持新美“特殊的双边关系”，保证新加坡的利益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英国本来是与新加坡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因为经济关系的淡化而地位下降。

精英主义的模式，这种治国理念可以选拔出于国家发展有利的优秀人才。在外交领域，精英主义的治国理念和“权威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使得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制定权集中在以李光耀、吴作栋、吴庆瑞、拉惹勒南等为首的几个人手中，进一步保障了新加坡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强调“儒家文化”和华人群体在新加坡外交发展中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新加坡是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东方文明国家，这一族群的文化认同和特殊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历史积怨，对新加坡外交目标的确定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力。

影响和左右一个国家外交战略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新加坡外交政策的研究多是从国际和国家两个层面入手分析，缺乏从个体层面来考察新加坡外交政策变化的文章。而从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优秀的个人，如李光耀、吴作栋、拉惹勒南等人对其国家的发展发挥着不可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新加坡与中国关系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6 %。尽管新加坡以法律保障马来人权利，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在新加坡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华人，执政党PAP的大部分主要人物都是华人，如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林金山等等。这种状况使新加坡成了东南亚地区一个绝对的异类。因为在20世纪中叶，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一股对华侨华人的排斥、歧视甚至仇视态度，并且程度不同地推行同化华侨的政策。

新加坡独立时，两大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正处于反华、排华高峰。印尼实行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规定出生在印尼的人就是印尼国民。虽然1955年中国与印尼就双重国籍问题达成了谅解，事实上结束了印尼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但是1958年的印尼国籍法为华人入籍设定了种种限制，实际上拒绝华人入籍，结果在1958年一1965年，数以万计的华侨被驱赶回中国。1969年印尼还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使华人地位进一步恶化。印尼直到1980年才放宽华侨入籍政策，鼓励华侨华人归化印尼，成为印尼公民，但是华人问题一直是印尼的一大顽症。在马来西亚，尽管按1957年独立时的宪法规定，约有60%的华人有资格成为公民，但马来西亚实行马来人特权制，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回教为国教，确认马来人的保留地制度、服务公职的保留名额制度、高等教育优先、独享某些特殊行业经营等特权。因此，马来西亚的华人无法取得与马来人平等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的原因之一就是马华种族平等与否的矛盾。其他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曾经严厉限制华侨入籍和中国移民入境，直到中菲建交后放宽:越南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由强迫华侨入籍发展到78年公开大规模排华和驱赶华侨华人出境，造成几十万的华人难民;柬埔寨和老挝一度也是追随越南的政策;即使在泰国和缅甸这两个相对比较善待华人的国家，也曾经采取过限制华侨华人的政策。总之，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政策基本上延续到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普遍改善而逐渐平息。

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反华和排华有忌妒华人经济实力的因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源于对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党组织的恐惧和由此产生的对国内华人情感认同的疑虑。国内许多研究认为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主要表现为华人的国籍问题，实际上，国籍问题反映的是华人在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而华人的认同和归属是自他们离开中国、移居海外起就存在的，之所以会在2o世纪中叶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从他们居住国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华人认同的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中国，是冷战环境下的“异端”和“共产主义的词。这些贺词在吉隆坡和雅加达激起强烈的反感和憎恶，我不希望因自己和周恩来有同样的血统，而使这种情绪转而针对我。”因此，新加坡在国际问题上必须遵循和维护主权国家基本原则，标榜自己的主权国家身份;在安全问题要提防邻国，要借助多边卷入的大国均势局面;在处理与区外国家关系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尽可能考虑到邻国的想法，尤其是对华政策必须慎之又慎。70年代后新加坡才逐渐渡过艰难时期，开始与邻国建立起睦邻关系。

国家受当地华人归属问题的困扰。在新加坡，这个问题更加严重。50年代中期后，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明确反对“双重国籍”制，支持海外华人认同所在国1956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戴维·马歇尔，马歇尔说英国政府和新加坡各政党正在考虑给予效忠新加坡的外国血统居民以新加坡公民权，问中国政府的态度。周恩来总理就新加坡的中国人的国籍问题作了明确表示：

1、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取得他们自愿取得的新加坡的公民资格，完全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中国政府相信，这将有助于促进他们本身的利益，有助于新加坡的稳定和安宁，有助于中国同新加坡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

2、任何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自愿地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就不再具有中国公民资格；当然他们所固有的种族联系和文化联系仍然继续存在。

3、任何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的中国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在根据新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把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中最突出的位置，实行睦郐政策，努力建立与邻国和睦、融洽、相互信任的关系。推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自然成为能否成功发展睦邻关系的敏感因素。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新加坡就面临着何时与中国建交的问题。新加坡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做最后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东盟国家，对发展新中的政治关系表现得非常慎重，李光耀对此作了很坦率的解释：“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是东盟内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我们新加坡人有自己的特点，在东盟成员国的头脑中总是有一种潜在的怀疑、猜测和不安，认为新加坡既然有75%的人是华人，所以容易受中国操纵，站到中国一边去。通过采取这种最后个立场，我们向东盟伙伴，也向中国表明，我们是我们，是新加坡人。”1974年5月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当年9月，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在纽约邀请拉惹勒南共进晚餐，向拉惹勒南发出访华邀请，新中开始直接的官方接触。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访华，在所有官方场合都说英语，签名也用英文，以显示他不是中国人，新加坡不是第三中国，而且他把中方送的一份礼物本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的书——还给中方，因为新加坡有印裔居民，其次是中国对新加坡华人的影响问题。这是制约新加坡早期对华政策的内部因素。陈庆珠教授认为“新加坡不像其它新国家，它不要求对外政策服务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不是国内矛盾的延续。”分析新加坡的中国政策时，这个观点似乎并不适用。二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华人。

新加坡与中国经济

一是贸易

新加坡获得自治后，继续允许己由新中国接管的中国银行在新营业，扩展中新贸易，1949-1981年，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是新中非正式外交接触的联系点。新加坡统计资料显示，在60年代后半期，中国还是新加坡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的进口市场(见表3-4)另据中方统计，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的10年里，新中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的比例连续超过3}，是新加坡在中国外贸中比例最高的10年(见表3-5 )，那段时期，新加坡一度是香港之外的中国第二大外汇来源地。 1979年新中签署贸易协定，彼此提供最惠国待遇，1980年互设贸易代表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新中贸易迅猛发展。1984年新加坡居日、港、美、西德之后，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而据新方的统计，1984年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五大供应国。

二是，技术转移

由于具有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及与中国传统的经济关系，加上邓小平对新加坡管理方式的赞赏，新加坡在中国初创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地位显赫，中国重视来自新加坡的意见和建议。新加坡在管理专才、顾问服务、酒店管理及市场推广技术等服务业方面的先进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周全的通讯设备和有效的金融服务所能提供的迅速的商务服务，以及它作为全球高技术中转站的角色，都值得开放之初的中国学习和利用。1985年新加坡的首任财长、资深经济学家吴庆瑞被聘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顾问，主持策划广州及海南岛对外开放市场的计划。

三是，投资

在新加坡的海外发展战略中，中国是其海外投资的优先考虑地区，政府鼓励投资者扩大在中国投资，专设中国投资风险补偿基金为投资者提供风险补偿。新加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开始于1982年，到1990年以前，累计合同数390个，实际投资金额1.79亿美元②，次于港澳地区、美国、日本，是中国第四大投资国。新中建交后，经济关系发展迅速。1994年5月，由新中两国合作的、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成片开发项目苏州工业园正式启动，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现在，中国己成为新第四大贸易伙伴，新加坡对华贸易和投资均占东盟国家首位，是中国第一大海外劳务市场和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直接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外，新加坡还有意充当外界与中国交往的桥梁。因为与别的国家相比，它具有与中国同文化背景、同语言、同生活习惯、熟悉大陆情况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人们认为新加坡计划香港回归后“成为非共产党世界与中国之间的主要联系者”，这一计划如果得以实现，将使新加坡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更加重要。现在看起来，新加坡对自己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前景估计过于乐观。1985年9月25日，泰国《新中原报》评论说，新加坡的捷足先登颇令人羡慕:“新加坡将是第一个获得中国特别优待的国家，新加坡商人可与中国各省直接贸易，不限于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新加坡舆论也认为:“新中虽然一直没有正式邦交，但新中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好过许多有正式邦交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李光耀总理曾经四度访问中国，他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与尊重，与中国领袖所建立起来的个人情谊，都证明了实际交往的重要性，绝对不逊于建立正式的邦交。”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与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这么密切的经济关系，可能只有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