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和獨處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兩種方式，對於每個人來說，這兩種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罷了。由於性格的差異，有的人更愛交往，有的人更喜獨處。
人們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種能力，卻忽略了獨處也是一種能力，並且在一定意義上是比交往更為重要的一種能力。反過來說，不擅交際固然是一種遺憾，不耐孤獨也未嘗不是一種很嚴重的缺陷。
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人之需要獨處，是為了進行內在的整合。所謂整合，就是把新的經驗放到內在記憶中的某個恰當位置上。唯有經過這一整合的過程，外來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為一個既獨立又生長著的系統。
所以，有無獨處的能力，關係到一個人能否真正形成一個相對自足的內心世界，而這又會進而影響到他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事實上，無論活得多麼熱鬧，每個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獨處時間，那便是睡眠。不管你與誰同睡，你都只能獨自進入你的夢鄉。同床異夢是一切人的命運，同時卻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
據有的心理學家推測，夢具有與獨處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夢則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個例子是居喪。對喪親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勸慰，而是在獨處中順變。
關於孤獨對於心理健康的價值，還有一些有趣的談論。例如，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是動物的本能，“不反應的能力”則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覺過剩”的禍害並不亞於“感覺剝奪”。總之，我們不能一頭紮在外部世界和人際關係裡，而放棄了對內在世界的整合。
容格後期專門治療中年病人，他發現，他的大多數病人都很能適應社會，且有傑出的成就，“中年危機”的原因就在於缺少內心的整合，通俗地說，也就是缺乏個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覺人生的空虛。他試圖通過一種所謂“個性化過程”的方案加以治療，使這些病人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我懷疑這個方案是否當真有效，因為我不相信一個人能夠通過心理治療而獲得他本來所沒有的個性。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即個性以及基本的孤獨體驗乃是人生意義問題之思考的前提。
人類精神創造的歷史表明，孤獨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孕育、喚醒和激發了精神的創造力。我們難以斷定，這一點是否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抑或僅僅適用於那些有創造天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創造力的潛質，區別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論，人的天性是不願忍受長期的孤獨的，長期的孤獨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獨中，有的人的創造力意外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一種情形是牢獄之災，文化史上的許多傳世名作就誕生在牢獄裡。例如，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莫爾的《紓解憂愁之對話》，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處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內寫作的。班揚的《天路歷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也是在牢獄裡醞釀的。
在疾病促進創作方面，我們可以續上一個包括尼采、普魯斯特在內的長長的名單。太史公所說“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獄和疾病之災與創作的關係，雖然他更多地著眼於苦難中的發憤。
強制的孤獨不只是造成了一種必要，迫使人把被壓抑的精力投於創作，而且我相信，由於牢獄或疾病把人同紛繁的世俗生活拉開了距離，人是會因此獲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種新的眼光的，而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條件。
創作過程無疑能夠抵禦憂鬱，所以，據精神科醫生們說，只有那些創作力衰竭的作家才會找他們去治病。但是，據我所知，這時候的憂鬱往往是不治的，這類作家的結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殺。另一類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牛頓、康德、維特根斯坦，則相當自覺地選擇了孤獨，以便保護自己的內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擾地專注於意義和秩序的尋求。這種專注和氣功狀態有類似之處，所以，包括這三人在內的許多哲學家都長壽，也許不是偶然的。
讓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獨的精神創造者的確是野獸，也就是說，他們在社會交往的領域裡明顯地低於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當無能，甚至有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在社交場合，他們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們觀察到，他們倒比較容易與小孩或者動物相處，那時候他們會感到輕鬆自在。
另一方面，他們卻同時又是神靈，也就是說，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際交往了，對於他們來說，創造而不是親密的依戀關係成了生活意義的主要源泉。所以，還是尼采說得貼切，他在引用了“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一語之後指出：亞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種情形：必須同時是二者——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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