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有一部紀錄片叫做《人生七年》，片中訪問了十二個來自不同階段的七歲的小孩，每七年再回去重新訪問這些小孩，到了影片的最後就發現富人的孩子還是富人，窮人的孩子還是窮人，但是裡面有一個叫尼克的貧窮的小孩，他到最後通過自己的奮鬥變成了一名大學教授，可見命運的手掌裡雖有漏網之魚的，但畢竟是有限的。
由此，我不由想起了延續千年之久的封建科舉制度。
錢穆先生曾這樣評價科舉制度：科舉取士使得“此1 000年來，中國社會上再無固定之特殊階級出現”。
科舉制度淘汰沿襲已久的世襲制和舉薦制的陳規陋習，拓寬了發現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人才質量，對維護封建政治統治十分有利。
所以，當看到新科舉子悉數跪在腳下，唐太宗得意地笑了：“天下英雄都進了我的圈套啦！”（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而科舉制度執行過程中的一些做法，對於我們今天的高考制度改革，也許仍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話說公元968年的一天，宋太祖趙匡胤正欣悅地審閱新科進士名單，突然皺起了眉頭：“名單上名列第六的陶邴，是翰林學士（相當於辦公廳主任）陶谷的兒子吧？”
趙普：“是的。這孩子學習很刻苦，是個大才子。”
趙匡胤：“這次考試主考官是誰？”
趙普：“是……陶谷。”
趙匡胤：“兒子參加考試，老子為什麼不迴避？”
趙普：“老陶自己提出迴避了，但是實在沒有合適的人替他。這父子倆都是規矩人，小陶又有實力，所以我們就沒深究。”
趙匡胤勃然大怒：“不長腦子！你們要動搖國本嗎？”即刻下旨：今後，對上了預備錄取名單的官二代，由禮部牽頭，額外增加一道複試，不通過不錄取。
這是一道載入史冊的聖旨。自此，在科舉取士過程中，對官宦子弟嚴格設限，貫穿了整個宋代，有時甚至顯得不近人情。
1038年的殿試，六個高幹子弟榜上有名。宋仁宗認為這很丟人，連夜通知這幾家家長：趕緊做孩子們的工作，給窮人讓讓道！朝廷每回圈定殿試名次時，都儘量把幹部子弟往後排，以至於形成了禮讓平民子弟的良好風尚。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宋代這種抑制官宦子弟、傾斜平民子弟的做法獲得了廣泛認可。選拔人才不論出身，標準唯一，打開了社會底層的上升通道，杜絕了階層和階級固化的可能，使社會達致動態穩定。
趙宋王朝國運319年，時間之長，在中國歷史上僅次於兩漢，並且，始終沒遇到像樣的農民起義，最後亡國也不是因為內亂，這與其嚴格的科舉政策直接相關。
無獨有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會試結束後，康熙皇帝憂心忡忡地對內閣說：“我認真研究了錄取名單，發現幹部子弟居多，老百姓會不會有意見？”
於是康熙一朝完善了相關制度，例如為抑制“縉紳之家多佔中額，有妨寒峻進身之路”，分設“官生卷”、“民生卷”，官二代只能考“官生卷”，試題比“民生卷”深得多，實際上增加了平民子弟的上榜機會。
費孝通先生專門做過統計，發現清朝科舉錄取的平民子弟，向上五代均無功名的，佔13.33%；父輩無功名的，佔33.44%，兩項相加達46.77%，與官二代的錄取率大致持平。這樣的社會階層流動速率，同20世紀的美國相當！
宋太祖趙匡胤和康熙皇帝的做法，無疑是古代版的教育公平範例。
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李約瑟先生稱科舉制度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科舉取士甚至也成了西方公務員制度的模板。
人們對“公平”問題歷來敏感，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科舉制度的本質正是機會均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正是這種制度成功的體現，也是這種制度之下社會文化心理的寫照。
假設，沒有科舉制度，或者科舉取士沒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二代、富二代獨吞，窮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多出色，永遠如螞蟻一般自生自滅，那麼，千千萬萬勞苦大眾內心的屈辱和絕望，將會匯聚成多麼巨大的破壞力！
在與封建科舉制度的橫向比較和與國外考試製度的縱向比較中，毋庸置疑，我國現行的高考制度，無疑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它為無數基層民眾提供了一條公開透明的晉升渠道，為國家選拔了無數優秀人才，也使社會公平得以最大程度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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