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承擔改造社會的任務，我想要的意義不在於去寫幾個轟動性的、社會效應很強的故事，而是將孩子日常的狀態呈現出來。孩子本身就是意義”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20年第8期
文 | 本刊記者 孫凌宇 實習記者 何沛芸
編輯 | 雨僧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6985，細讀大約需要15分鐘
2015年9月4日，袁凌在內蒙古科右前旗保安家牧場
袁凌作家、媒體人，著有《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會消失》等，2019年憑藉新書 《寂靜的孩子》當選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
新冠疫情期間，作家袁凌和妻子待在西安。最初，他想這是不是一個機會，能夠讓自己安靜一點，正好可以寫點東西。結果很快疫情兇猛，他開始感到衰弱，身體沒有發病，心理上卻像被感染了，十分受挫。
早上起來，他邊洗漱邊看一眼實時的疫情數據。上午儘量寫點東西，下午刷一會和疫情相關的消息，但不會一直刷。比起觀點和議論，他更關注普通人的事情，比如出租車司機，或是在武漢滯留的外地人。更多的時候，他選擇用書本來抵擋內心的浮躁。
一部分書與他擅長的非虛構相關。他看了一系列愛麗絲·門羅的小說，欣賞作者對生活本身的追求，情節也許不完整、不圓熟，但質地可靠，像是一個個的生活片段，他覺得這跟非虛構寫作承擔的作用是相通的。他認真讀了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評價這本書是歷史學的思辨和田野調查實地探訪的結合，具有強烈的非虛構性，是非虛構在學術層面的一種表現。
另一部分用來振奮人心。他再次翻開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保羅·策蘭的詩集，覺得在眼下面對災難、居家隔離時看意義非凡，更能體會其中被限制、被囚禁的詩性。他還重溫了《無夢樓隨筆：苦難中的孤獨靈魂》——學者張中曉上世紀60年代的作品，彼時他身患肺病，窮困潦倒，能省下的錢全部用於買書，在與艱苦的對抗中留下了大量珍貴的筆記。張中曉在浙江紹興鄰邊村落裡的故居，袁凌也探訪過。
到了疫情後期，袁凌受鳳凰網之託，電話採訪了兩名疫區的青少年，寫完兩篇稿子後，他終於安靜下來，心理壓力小了許多。如果沒有疫情，這個時候他應該會去北京待上十來天。去年他隨妻子搬到西安，結束了十幾年的北漂。
他生長於陝西安康市平利縣轄屬的村莊，北邊是秦嶺，南邊是巴山，漢水從中間流過。村莊地形如同一個筲箕，外圍聳立，內裡凹陷，因此被稱為“筲箕凹”，袁凌一度以此為筆名。
1990年，他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是村裡第一個大學生。如今，他再度回到陝西，在省會享受著知識分子圈和這座城市的接納。他預想著此地似乎可以久留，進而更深地理解它、把握它，以至最終能夠寫出點什麼。他提到獲得去年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提名的作家遠子，同樣在北京漂了十幾年，前一段時間決定回縣城生活。“因為他覺得北京的生活就是飄著的，他想回到縣城去，好像生活更切實一些。我其實內心也有這樣的感覺，但是我不想回到縣城。西安這樣的一二線間的城市，既有一些現代感，也有一些傳統的東西，沒有北京那麼大。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實在是把握不了。”
也是在去年，他出了新書《寂靜的孩子》，記錄了36個留守鄉村或寄居城市的孩子的生活，單親、重病、隨遷、失學等情形在他們身上交織出現，除了極個別城市案例，他們絕大多數身處遙遠的邊緣地帶，在沙漠中、雪山下、大海邊，生活於悲慘、拮据、窮困的家庭。成書前他早已想好這個書名，他在自序裡寫到一位多次接受再生障礙性貧血治療的青春期少年，“在最喧鬧的年齡，他失去了聲音，像一條忽然安靜下來的瀑布。除非走進，無人能夠聽到。”
吸引他走進瀑布的理由，也許是對同樣出身農村底層者的親近感，暴力的父親與早逝的母親，他也曾經歷；也許是對公益的熱心，又或是多年記者生涯培養的對置身現場、捕捉社會現實的衝動。“我忘不了這些男孩和女孩。在我們的世界裡，他們的生命不應該如此寂靜。或者由於地理的遙遠，無從聽到，或者就在我們身邊，卻受制於階層和身份，被看不見的玻璃牆消音。”去年年底，他因《寂靜的孩子》一書當選第五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
封面選的這個孩子生在海南省儋州細沙漁村的一個家庭，照片中他正踩著佈滿蜂窩的岩石向上攀爬，試圖爬上一座有兩千年曆史的古老燈塔。村子裡面其他人家都有船，他們家比較窮，沒有船。他很想出海，還想考上大學，到內陸來讀書
冬天凍得眼睛難以睜開，都沒耽誤記錄
這本書來得十分緩慢，歷時四年。前半段，2015年春天到2017年，他和攝影師趙俊霞搭檔，在鄉村兒童聯合公益旗下的免費午餐、大病醫保、暖流計劃等組織支持下，每月一次，走訪了內蒙古、新疆、貴州、四川、廣西等十餘個偏遠省份的近百位受救助孩子。
每次探訪，加上往返路途，需耗上半個多月的時間，一般他們週三或週四去，在學校裡觀察一下，接著跟受訪對象回家，待上一個週末，週一再到學校裡看一看。有時遇到“比較有意思”的孩子，一次不夠，最多的探訪了四次。
趙俊霞覺得袁凌辭職後情緒有點低落，對未來的職業發展比較悲觀，甚至考慮過從事體力勞動。出發前，她跟很多人提過這個項目計劃，最後一家企業輾轉資助了10萬元，作為開展資金，勉強夠他們買機票、吃住，以及支付到訪家庭一定的生活費。兩人沒有任何報酬，有時在縣裡轉車，吃得都很簡單，一碗米麵，或是一兩碟炒菜，住的地方也預算有限，實在不行，就從登山包裡掏出睡袋。
趙俊霞從2009年開始做攝影記者，工作中接觸過很多鄉村題材，逐漸對鄉村兒童上心，這個探訪項目也是源於她做一個長期攝影計劃的想法。2014年，她在公益組織的活動中與袁凌結識，隨後看了他的一些書（袁凌當時發表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和《從出生地開始》，後者講述的是鄉土變遷），在尋找文字搭檔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我們想法、方向比較一致，他寫出來會很不一樣。”
幾年接觸下來，她對袁凌印象最深的是他“對鄉土特別有感情”，“他很喜歡鄉村生活，有些家庭沒有那麼多苦難的時候，能從臉上看到他的快樂。”平日在北京見面，都是為了談事，到了鄉村，趙俊霞明顯感受到他的放鬆，跟小朋友在一起玩耍或是勞動，掰包穀、割草，都“特別開心”。
她還記得袁凌心地很柔軟，常常自發給孩子們買衣服、買鞋、買書，或者買點食品、油、土特產等。有一次，他們在新疆，遇上採訪對象的姑姑出嫁，姑姑是聾啞人，三十幾歲，終於談婚論嫁，袁凌當時已沒有收入，仍主動提出包個紅包，最終兩人湊了一千多塊錢。
在一個孩子家待四五天，一般給對方四五百塊錢，哪個孩子家裡辦喜事或是殺豬宰羊，還得多給點，“不能讓人家吃虧”。袁凌和趙俊霞反覆向當地的牽頭人強調，一定不要特殊招待，“生活上打成一片是最起碼的條件，你總不能吃住跟人家不一樣，不然就顯得是個外來者。”遇上特別熱情的彝族家庭，第一次去便殺了只羊招待他們，家裡光是小孩就有七八個，近二十口人一個晚上就把羊吃完了。後面幾天迴歸日常，煮一大鍋土豆，餓了隨時拿出來吃，先是冷的，後來變成酸的。家裡凳子都不一定有，更別提冰箱。
住的時候，家中太擠，趙俊霞被安排到附近的親戚家，袁凌沒走，縮在二樓。夜晚打雷下暴雨，雨水順著木板搭成的屋頂流淌下來，袁凌索性把查爾瓦（彝族服飾，類似斗篷披巾）蓋在頭上。第二天全家都感冒了，早餐合著吃一個火燒的雞蛋，一人一口往下傳。給客人們另外拿出一個鐵碗，倒了點不知何物做成的糊糊，味道還不錯，冷水衝攪一下，再加一點從鎖著的櫃子裡拿出的白糖，也不敢給孩子們看到。
之後兩年，袁凌又獨自通過真愛陽光、大愛清塵等組織，接觸到更多鄉村留守兒童、隨打工的父母遷居到城市的流動兒童、集中供養的孤兒等，涉及北京、上海、吉林、江蘇、陝西、河南等十來個省市，探訪持續至今。
探訪時，他的褲兜裡插著軟皮本，捲成一個圓筒，便於隨時記下第一手感覺。孩子們經常覺得奇怪，拿來看，又隨即因字跡潦草而作罷。他不用錄音筆，全靠記筆記，這樣的本子寫了近四十本。冬天凍得眼睛難以睜開時，都沒耽誤記錄。
書裡常常出現凌晨5點的生活場景，他睡得不踏實，有人起床他便會跟著醒。好幾次睡在樓上的草堆，或是沒有被子也沒有褥子的木板。還有一次到矽肺病村裡去，村民們咳得不行，袁凌擔心自己的肺結核復發，但依然住了下來。“沒有辦法，去都去了，有時候人要認命”。
糟糕的環境是一方面，睡不著還因為“心裡面掛著事兒”，“想到有些事沒記下來，想到可能還想採什麼沒采到，或是這家的生活太平淡了怎麼辦。有時候還要看人家睡著了以後啥樣。”
那幾年，原本消瘦的他體重下降，血壓升到180多。生過兩次病，一次在貴州，跟一個孩子和他爸去幾百公里外的精神病院探望他媽媽，雪天裡在摩托車上吹了五六個小時。另一次在甘肅，也是上吐下瀉。2018下半年，身體症狀集體爆發了一段時間，沒多久胃也出問題。這些考驗，在袁凌看來都是小事情。他更關心的是，能不能獲得孩子和家長的信任，採到東西。為了與孩子們親近，他跟著他們上山下海，在沙漠裡東奔西跑，追逐打鬧。他坦言，“我之所以寫了36個，不是因為別的孩子不重要，而是因為和他們的交情與瞭解沒那麼深。哪個孩子跟我更有緣，我就寫，排序都不想排，我就覺得每一個孩子的故事都是平等的。”
如今，他手頭還攢著許多“有緣”的素材，但“寫不動了”。他分享，“每一個故事沉浸進去，寫出來，傳達當時的情感和狀態，這種寫作過程特別累。但寫作本身是一個挺有意思的東西。《驢皮記》裡，患白血病的少年張浩抱著吉他彈唱《當你老了》時，他奶奶說，‘好聽，有點傷心，又像得到了寬心。’寫作也是這樣，讓你很累的時候，一方面也得到某種安慰和洗滌，會讓你從日常生活雜亂的人性中得到一種淘洗。這個過程不光是消耗你，同時可以療愈你。我希望讀者從這本書裡看到沉重、看到社會問題之外，也能收穫一種療愈。”
他勤勤懇懇記錄下這些孩子的生活樣式與心理狀態，用文學性的手法表現出來。他認為文學性的核心在於真實，類似杜魯門·卡波特的長篇紀實文學《冷血》，是要對生活本身有更長遠的關注，更多的具有存在意義，而不僅僅是熱點或情緒意義。“有的意義只有芥菜籽大，但它是真實的；別的可能有須彌山那麼大，但可能是虛假的。文學不承擔改造社會的任務，我想要的意義不在於去寫幾個轟動性的、社會效應很強的故事，而是將孩子日常的狀態呈現出來。孩子本身就是意義。”
他講他媽媽被打死那個事情，講了四次才講出來
人物週刊：採訪小孩跟採訪成人相比會更難嗎？
袁凌：相比成人，小孩可能要誠實一些是吧。他說的話你可能沒有必要反覆質辯，但是小孩也有他的心思，有他的難言之隱。有一個孤兒院裡的孩子叫孟新苗，他講他媽媽被打死那個事情，就用了四次才講出來，所以這個事情要有耐心，不要著急，如果他實在說不出來，也沒法去強迫。
人物週刊：你提到也有一些比較活潑喧鬧的，這跟《寂靜的孩子》會不會衝突？
袁凌：對，他可能情感深處還是有很大的損傷，但畢竟他那個年紀依然有野性、天真、活潑的一面，並且可能由於家庭原因而加劇。比如說李萬薇，打小她媽媽就跑了，她爸爸很老實，又很寵她，就被她欺負了。
但就算他們是活潑的，實際上也是隔絕的。李萬薇她們溝裡面孩子們的媽媽都跑光了，我們去的時候她正在補辦戶口，這樣的孩子在國家的名冊上都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方面來說，他們是寂靜的，因為他們的聲音、他們的生存狀態並沒有多少人瞭解。大家只知道留守兒童的概念，不知道留守兒童下面還有這麼多的東西。他可能是喧鬧的，但是喧鬧裡面有一種孤獨，非常的孤獨。
人物週刊：談到父母不在這類問題時會有顧忌嗎？
袁凌：父母不在還好，因為很多孩子父母都不在了，這還是比較簡單的問題。你問他，你愛不愛媽媽？這種就相對敏感一點。他媽媽跑了多少年了，你問他想不想，本身會勾起他的傷痛。還有一些爸爸喝酒打孩子，你去問他對爸爸的感情，這也很有挑戰性。
比如新疆的那個小男孩，和他爸爸經常在村裡遇到，但爸爸根本不理他，就當沒這個兒子。而且這孩子的媽也改嫁了，就把他擱到爺爺奶奶家，媽不是媽，爸不是爸了，讓人心情很沉重。我們做採訪的也沒辦法，那個時候還得問，問的時候儘量照顧到他，不讓他受到傷害。
人物週刊：你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這本書裡開篇寫採訪被棒棒強暴、生命垂危的重慶小女孩，見她不願意開口，你當時說“你想不想活，想活就說實話，就會有人幫你，不然就沒人幫你了”，我感覺這個還挺直接的。
袁凌：對，因為那個情況不一樣，那時候我是在做調查報道，就得把真相拿出來，到底是誰傷害了她？如果當時不克服心理障礙，就沒有辦法幫到她。我一直對這個事印象很深，但是我不會輕易這樣做。
現在寫這些孩子，我是抱著一個先看的態度，他們本身也不是新聞熱點，慢慢把他的日常生活狀態傳達出來就好，所以就沒有那麼強的對抗性。
人物週刊：你以前看過有關留守兒童的生活描寫嗎？
袁凌：肯定看過的，因為我小時候也算是留守兒童，從鄉村出來的肯定都關心。上學路上（一個公益組織）每年都出一份《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也邀請過我去給他們寫城市留守兒童，當時因為找採訪對象太難沒有合作成功。他們長期合作的是關軍，寫過一篇六萬字的《一片灰黃》，應該是寫甘肅的，西海固的問題。我也看過一些留守兒童的電影、紀錄片，包括成年之後犯罪的留守兒童，但這些更多的是把他們作為典型來反映。孩子在當中顯得蒼白、平面，我想把他們還原到日常中看一看。
比如說廣西大瑤山裡，媽媽們都跑了，小孩子要不跟爸爸、要不跟老人。有個接生婆都快90了，帶著一個孫子住在那裡，離異後的兒子在外打工，好幾年都不回來。你能感到這種消亡了的感覺，地老天荒似的。但是小孩同時他還在唱“核心價值記清楚”。
你不去，你就看不到一個鮮活的孩子，只能看到作為一個社會問題的樣本。孩子的生活，他本身的生命形態是被忽略掉的，所以我努力做的，是讓他們在不是新聞不是典型、在不被研究的情況下呈現出來。
甘肅肅南縣，患白血病的少年張浩站在山頂草場上。書中的配圖全是袁凌用手機拍的，他沒有選用攝影師拍的照片，希望消除刻意捕捉的衝突性與矛盾性，讓孩子們在自在的狀態下去呈現他們自己的存在
非虛構讓你面對現實，克服現實中的困難
人物週刊：你把從調查到特稿到非虛構的過程形容為“失焦”，以往追求明確的時效性和新聞點，到現在關注日常生活，這個過程你適應嗎？
袁凌：我沒有心理障礙，我本來做調查報道的時候，也不是太喜歡追那種大動態。加上年歲越來越長，慢慢自己也認識到變化，不太追求樣本性和衝突性。現在寫這些孩子連特稿都不算了，就是一些生活的記錄，但不管是寫非虛構，還是小說、詩歌，我都有這麼一個傾向。我特別討厭莎士比亞，我覺得他都是矯揉造作，所以我對戲劇性很強的一般都不喜歡。
人物週刊：有人評價這些記錄不像小說、不夠好看和順滑的時候，你會受打擊嗎？
袁凌：我沒有很受打擊，我一直以來就是在應對這種眼光中去寫作的。小說能夠給人一種替代性的滿足，但非虛構它要滿足人性中往上攀登的部分，要讓你面對現實，去克服現實中的困難，讓你去挑戰，逼著你去思考，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所以肯定比看小說要累多了。
想象力和真實度相互激盪，才會有文學的未來，不管單純強調哪一方面都是不對的。你想一想寫得最好的文學作品，也不是說純粹讓你有個心理按摩，按摩到後來其實也是缺營養的、蒼白的，因為柏拉圖也說過，美是難的。現代派的很多文學大師也都是批判的，也會提出社會治理問題。這種質疑我已經習慣了，同時也覺得是一種提醒。我也寫小說，能不能在虛構和非虛構之間、想象和真實之間有一個邊界的跨越，其實是現在很多作家都在面臨的問題。
人物週刊：你現在寫的是什麼？
袁凌：我在《延河》上開了一個專欄，叫君子豹變。以前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寫非虛構的，其實我也寫小說，出過小說集。已經發了兩篇了，都是一些離開了鄉土到城市漂泊的故事，不管是打工、上學還是白領，都會有這種分離的感覺。還有一些本身就是城裡的人，但他也找不到歸屬感。寫一些這個時代普遍的身份焦慮和內心衝突。
以前北漂那麼多年，我也想寫北漂的事情，但我寫得不好，我的想象力太貧乏了。我現在正在學習有一些想象的同時，又保留一個真實的質地，這個是我現在最頭疼的事情。
人物週刊：怎麼學習？
袁凌：就是一篇篇地寫，就是磨自己，我感覺挺痛苦的。天，怎麼這麼笨，怎麼這麼差勁。雙雪濤說他自己全無天賦，只是苦幹，我覺得他是裝B。可能我的天賦都集中在語言感覺和對事實本身的一種傳達上面，不管是白描式的還是理念的穿透都很強，但是離開了事實的想象，我就是寸步難行。
人物週刊：為什麼一定要逼自己做這個事情？
袁凌：因為我的定位不是一個記者，我是一個文學寫作者，不侷限於虛構或非虛構。我不僅要會扣籃，還要會投三分，這樣的話我才能夠完成我想象中的作品，就是希望把整個時代和社會的生存做一個總體的呈現。這種呈現肯定不能完全是自學性的，一定會有一些綜合性的，有一些深化，有一些材料，就像高嶺土，雖然質地很真實很好，但是你需要化合，要通過高超的鍛造和燒製的技術，最後把它變成青花。
可能我現在做的最多是一個陶器，但是我希望最後能燒出青花瓷。我想我現在正在鍛鍊的地方，不是我要造假，我希望它一直擁有質地的真實感。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它很真實，但是同時它也不光是紀實。
人物週刊：聽說你的書桌上長時間放過一張礦難中死者的遺照，你放了多長時間？
袁凌：也就幾個月。當事人的父親幫過我，做過我的線人，反映了不少腐敗案件，本身也是一個為社會服務的人。他兒子出事後，想讓我去報道一下，但是當時報紙沒有通過選題，我也就沒有去做，我感到挺慚愧的，好像很難放下這個事情。圖片本身還是很可怕的，倒在血泊中。後來我出差半個多月，回來以後發現照片被我室友扔掉了，他覺得太嚇人了，不吉利。為這件事我很生氣，和他吵了一架，還差點打起來。
人物週刊：像這種對受訪者的虧欠，後來還有反覆地出現嗎？
袁凌：這種東西會一直有，但是認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能做的都是很有限的。我後來為他爸爸和他寫了一個故事，叫《父與子》，收到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裡面。後來又把它單獨改成《三峽好人》。
人物週刊：現在記錄這些孩子，可能並不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改變，這會讓你感到困擾嗎？
袁凌：肯定會有困擾。這本書有一定的公益性，但不是直接為某一個孩子籌款。可即使是非虛構寫作，也不是為了改變現實。它是一個附帶的過程，就是有這麼多人看到那個現實，慢慢地會去改變。非虛構寫作沒有改變現實的使命，只有記錄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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