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有一部分文藝工作者主動扶植相聲，老舍是個中的佼佼者。他在新相聲的創作、改編和理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人們稱他是新相聲的奠基人和引路人。
老舍出身在曲藝和相聲的發源地北京的滿族家庭。由於清王朝已經江河日下，北京清末的旗人感到無力迴天，日益沉溺在消遣性的民間文藝裡自娛。生活在這樣的旗人文化區，老舍童年時代就開始接觸曲藝，加上他有一個開茶館的表舅，又給他提供了耳濡目染的方便。這樣，他從小愛好戲曲、曲藝，對相聲特別熱愛。
《老舍先生和相聲藝術》一文中說：老舍先生出於對相聲藝術的喜愛，就曾在創作和表演方面一試身手。比如，在倫敦講學期間(1924——1929年)，有時與友人歡聚，就曾即興表演過傳統相聲《大保鏢》、《黃鶴樓》。他對相聲不只是愛好，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著眼於相聲的諷刺和戰鬥作用，還親自寫過相聲。
1938年3月27日，老舍在武漢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擔任總務部主任，實際上主持會務。不久，作家郁達夫等到臺兒莊前線慰問，發現士兵沒有書看。抗敵協會向全國文藝界發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號召，希望文學家多創作通俗文藝。老舍帶頭創作，寫了許多鼓詞，發表在《抗到底》雜誌上，並交給演員董蓮枝等人演唱。同年8月，抗敵協會遷到重慶，老舍舉辦了兩期通俗文藝講座，先後創作了相聲《盧溝橋戰役》、《臺兒莊大捷》、《維生素》、《新對聯》、《歐戰風雲》、《罵汪精衛》、《中秋月餅》等，謳歌抗日英雄，鼓舞人民鬥志，鞭撻漢奸和貪官汙吏。相聲演員歐少久、董長祿在書場裡表演這些相聲，很受歡迎，被譽為“抗戰相聲”。
遺憾的是，這些相聲的手抄本在“十年動亂”中散失。據歐少久、董長祿回憶，相聲《盧溝橋戰役》中有這樣一段討敵電文的“貫口”：竊自去歲，倭寇戰據豐臺，我軍揮淚撤退趙家莊；今年又擾平津，將士忍痛扎駐保定府。盧溝橋頭灑遍壯士熱血，宛平城內填滿健兒頭顱。山河變色，滿地硝煙。國民奮起，齊揮魯陽之戈；將士呼號，眾唱抗戰之歌。頑寇雖強，不能越雷池一步；將士用命，怎能黔驢技窮？敵人飛機、大炮雖多，不能勝我大刀白刃；倭賊戰艦、鐵牛雖厲，不能克我鐵臂鋼頭。寇以鐵來，我以血往。黃浦江邊英雄壯烈傳千古，吳淞口岸豪傑偉績永千秋。保山城楊子清將軍英靈不暝，古北口羅吉田團長忠魂長在。佟鱗閣、趙登禹為國身亡著先鞭，郝夢齡、劉師長抗敵犧牲繼後效。自全面抗戰以來，全國民氣沸騰。前方將士冒槍林、浴彈雨，與敵周旋炮火之間；後方民眾捐金錢，送給養，毀家紓難走救亡之路。這段相聲在成都、重慶等地演出百餘場，盛況空前。
相聲《中秋月餅》則採用了諧音、比喻的手法來揭露日寇的暴行：
乙：您把月餅餡兒又比喻什麼呢？
甲：我略舉幾種，比如“五仁”——就是說日寇侵華，慘無人(五仁)道！……“豆沙”——見人都殺；“細沙”(洗殺)；洗劫一空，再來殺害；“棗泥”就是把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糟(棗)踏的和泥土一樣！
乙：太可恨了。
相聲《中秋月餅》的定場詩是這樣的：“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頭？”談到中秋月餅，運用諧音、比喻的手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這段相聲曾遭重慶當局禁演。愛國名將馮玉祥看了老舍創作、董長祿表演的《歐戰風雲》，親筆題詞：“胸中具成竹，舌底翻蓮花。”並誇讚董長祿是“大演說家”。董激動地說：“沒有老舍先生的腳本，我是沒法說的。”
這兩段相聲都是號召人民奮起抗擊日寇，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勵鬥志的作用。
老舍不僅寫相聲，還親自表演過相聲。在重慶國立編譯館組織晚會，演出話劇前，老舍常登臺表演相聲，有時“墊場”變成了“大軸”。他對常任俠談心得時說：“說相聲首先要沉得住氣，自己不許笑，控制住觀眾的注意力。說到緊要時抖出一個‘包袱兒’，就能使得觀眾鬨堂大笑。”
《老舍文集》第十三卷《中秋月餅》注：相聲《中秋月餅》是老舍於1938年在重慶編寫的。1939年春天，應著名導演應雲衛邀請，在重慶電影製片廠的聯歡晚會上，老舍親自登臺與相聲藝人歐少久表演了這段相聲，受到與會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又加演一段老舍編寫的相聲《繞口令》。當時，《大公報》綜集民意，稱這些節目為“抗戰相聲”。有關抗戰內容的《繞口令》，業已失傳。這段《中秋月餅》是歐少久回憶講述、殷文碩記錄整理的。解放以前，對老舍來說，相聲雖然還不過是個業餘愛好，創作不多，也沒有提高到理論的水平上來研究，卻為解放以後的相聲創作和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
老舍對相聲的貢獻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組織方面，二是理論方面，三是創作方面。
一、組織方面
過去戲曲、曲藝藝人歸警察局管，沒有人看得起，相聲藝術本身也被稱作“玩藝兒”，不登大雅之堂，連藝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及相聲藝術。解放前後新舊社會交替，一些相聲藝人對相聲的前途喪失了信心。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國際聞名的語言藝術大師能把相聲視為民族藝術之花，並伸出援助之手，積極從事扶植和改進相聲的工作。他對相聲事業的參與像一面旗幟，給相聲增添色彩。藝人有了信心和勇氣，以他為精神上的靠山，大膽進行改進工作。過去的相聲藝人說相聲是為了吃飯，於是“同行是冤家”，他們之間很少進行作品和表演經驗的交流。老舍在藝人的團結方面也發揮了他的凝聚力，相聲改進小組的成立及其發展在很多方面也有賴於他。
1949年12月底，老舍由美國回到北京。相聲演員侯一塵、侯寶林等得知以後，馬上到他居住的北京飯店找他。他們知道老舍熟悉民間說唱藝術，在抗日戰爭時期還自己創作和表演過“抗戰相聲”，並深信老舍一定能幫助他們改變相聲的現狀。老舍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答應為他們改編傳統相聲。
於世德在《我這半輩子》一文中描寫了他們訪問老舍的情況：
1949年底，侯一塵打聽到老舍先生已自美國歸來，下榻北京飯店。第二天、侯寶林、侯一塵、劉德智、羅榮壽、於世德等往訪。當談到大家思想消極時，老舍對劉德智說：“你說了好幾十年相聲，怎麼會帶頭胡思亂想起來了？我就不信，相聲一點前途沒有啦？我同意寶林他們幾位的意見，大夥抱成一個團兒，都出主意——改嘛！”接著又說：“早些時候有段相聲說‘這個廟’、“那個廟”的叫什麼來著？”侯等回答：“《地理圖》。”老舍說：“對。還有《報菜名》……”一連氣提了十幾段相聲。在歷數了這些傳統節目之後說：“依我看，這些東西把罵大街、貧嘴廢話去掉，加上些新內容、新知識，既有教育意義，還有笑料，照樣受歡迎。”最後他自告奮勇地說：“大家回去，把這些本子找來，我給改改，先蹚蹚道兒，改出幾段大家先演著，不過大家都得動手才行哪！”拜訪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相聲藝人訪老舍》的消息。老舍在兩個月內改出了《賈博士》、《維生素》、《兩條路線》三段相聲。從此以後，老舍就成了這些相聲演員的引路人。
老舍經常參加該小組的活動，始終和他們保持密切聯繫，協助他們創作新相聲，改編舊相聲。小組解散後，他繼續關心相聲藝術的發展，撰寫了不少評論文章對新相聲的成長和進步加以肯定，又中肯地指出不足之處。在他的帶動之下，羅常培、呂叔湘、吳曉鈴等不少語言、文藝工作者參與了相聲改進工作。
二、理論方面
解放後，過去的相聲節目已經不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相聲要想發展，應該創作適合新的社會生活的相聲作品。但是當時，大部分的民間藝人文化水平不高，對自己創作和改編新段子也有些顧慮。相聲改進小組的藝人就請他寫些段子。老舍知難而進，運用傳統手法，努力引進新內容，推陳出新，改編和創作了許多相聲段子。寫出來的段子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他經常向藝人學習表演技巧，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對相聲改進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加以研究和探討。
首先，老舍對相聲進行科學分類。1951年寫的《談相聲的改造》一文中把自己過去聽過的相聲分為貫活類、口技類、書史類、逗笑類共四種。後來，他的見解有了發展，1962年寫的《多編好相聲》中又分為五類，並對每一種類加以分析，要求寫作時各就所長，多編好相聲。
純粹逗哏的：老的相聲段子此類很多，可借鑑其中的技巧以推陳出新。
純粹技巧表演的：如繞口令，可利用舊形式、表現新內容。
諷刺性相聲：是相聲中最常見的一種。應區分諷刺對象，對人民內部落後的東西取善意態度，對敵人則狠狠打擊。不敢諷刺，放棄諷刺是不對的。
歌頌性相聲：是解放後新出現的一種，豐富了相聲的內容。
化裝相聲：是一種新的嘗試。可以有這種形式，但不是相聲發展的總路線。
在寫作態度上，老舍首先肯定相聲在新社會中的價值。在《相聲改進了》、《介紹北京相聲改進小組》等文章中指出“相聲是人民所喜愛的，我們必須一同把它搞好”，“相聲不但能存在，而且很有前途”，問題在於寫作的主導思想是否合乎人情。他強調寫作新相聲不能學舊相聲中的糟粕，而“要創作以人情為出發點的，笑而不淫的，有文藝性的新段子”。為了做到這一點，“要先學思想，以免只顧逗笑，而把思想弄錯，或信口開河，無中生有”。
這些想法用到具體的寫作中，突出了一個“新”字，“若是改造舊相聲呢，我們必須珍惜那些老材料，不可大刀闊斧亂刪。要知道，舊相聲段子缺欠的不是資料，而是思想的方向。”(《談相聲的改造》)而且“若只在思想上求新，而在語言上不敢大膽創造，使內容與形式不統一；或只顧宣傳，而忘了招笑，便會失去相聲應有的效果，是不成功的創作。”(《相聲語言的革新》)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新社會是否可以存在諷刺的問題有爭議。老舍的看法是肯定的。1956年為《文藝報》組織的關於相聲《買猴兒》的討論而寫的文章《談諷刺》中指出：“我們講民主，重視批評與自我批評，所以我們才需要諷刺文學，欣賞諷刺文學。欣賞諷刺文學是我們的民主精神的一種表現。”他不同意“家醜不可外揚”的觀點，“作家的責任是歌頌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頌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會漸次擴大遲早要釀成大患。諷刺是及時施行手術，刮骨療毒，治病救人”，“擁護我們的社會制度不等於隱瞞某些人某些事的醜惡與不合理”。他認為“一篇好的相聲就是一篇好的文學。”(《曲藝和曲藝寫作》)“相聲中的諷刺，假如用合適了，正是一種宣傳的利器。”(《介紹北京相聲改進小組》)他的相聲理論用他自己寫作相聲的實際經驗加以檢驗，因而很有說服力，對當時乃至今天的相聲創作都有重要影響。
三、創作方面
抗日戰爭時期，老舍在重慶寫過《中秋月餅》、《盧溝橋》、《臺兒莊之役》、《歐戰風雲》、《櫻花會議》等宣揚抗日救國的相聲作品，但，他的相聲創作主要集中在解放以後。據初步統計，創作或改編的相聲作品有三十多段，他在寫作過程當中結合自己的相聲理論，身體力行地提高了相聲的藝術品位。
歸納起來，老舍的相聲創作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鮮明的時代氣息
和許多飽嘗民族屈辱，經受過五四運動洗禮的作家一樣，老舍從美國回到北京以後，立刻被新鮮事物所感動，以狂喜般的政治熱情投入解放以後的創作活動。他把自己一生渴求民族復興的希望寄託在新政府和領袖身上，歌頌他們，為他們作傳。這時期他寫相聲的主要目的也是利用相聲這個文藝戰線上的尖兵和表演藝術上的輕騎兵宣傳社會主義為人民帶來的變化，他還提倡“若要創造一篇相聲，我們就必須到活圖書館——民間——去觀察，去搜集資料。”(《談相聲的改造》)於是他的每一段相聲都充滿著鮮明的時代氣息，通過巧妙的構思和生動的語言，對新生活熱情地加以歌頌。如在《鴻興飯館紅旗飄》中，通過在舊社會“門口兒亂七八糟，裡面又黑又窄，蒼蠅排隊，老鼠成群，玻璃從安上就沒擦過，地上翻翻土就能種麥子”，到那裡吃飯簡直是“故意找拉痢疾，鬧胃腸炎”的飯館在解放後成為北京的一面衛生紅旗的變化，歌頌了社會主義新人新事。又如《厚古薄今》這個不到四十行的小相聲，通過“甲”、“乙’’誇張的對話，一面批評懷古風氣，又反過來歌頌了新生活。
二、擅寫文哏
作為語言藝術大師和戲劇藝術大師，老舍善於駕馭語言，運用豐富的知識。他的相聲作品幽默含蓄，用詞優美，構思巧妙，提高了相聲的文學性。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的相聲是耐在案頭上讀的文學相聲，而要拿到舞臺上表演，還必須經過演員的再度創作。這一點他自己也很清楚，在《新文學工作者對戲曲改進的一些意見》裡說：“沒有一位藝人，能夠寫出一篇不能增減一字的相聲。相聲的段子都是隨說隨修改，用多少人的聰明與相當長的時間，才會把一段話練得像個樣子了的。”在《談相聲的改造》中又說：“一段相聲編好之後，便慢慢地成為藝人們公有的，於是今天由一位藝人充實一下，明天又由另一位充實一下，一來二去便變成極結實的一段活兒。”
三、舊瓶裝新酒
在寫作技巧上，他精練地運用傳統的相聲形式表現了新的時代生活內容。如由《菜單子》改編的《維生素》的“底”，從原來單純的羅列菜名，加入了營養知識，如菠菜有什麼維生素，豆腐有什麼維生素，仍是一口氣說出來，在瞭解豐富的中國菜餚的同時，可以得到科學知識。除了“貫口”，還常常巧妙地運用口技、繞口令、諧音、岔講等傳統手法表現一定的思想內容，使聽眾在笑聲中激發對新生活的熱愛。
四、濃厚的生活氣息
老舍在小說、戲劇中自如地運用北京土話，使作品富有濃厚的北京風味，在相聲裡則有所不同。他考慮到相聲的宣傳教育作用，儘量使用普通話。他的相聲作品在語言上看不出多少地方色彩，但通過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敏銳的觀查能力繪聲繪色地描寫出了富有北京特點的相聲。
總之，老舍放下作家的架子，深入生活，嚴肅認真地參與相聲事業，為提高相聲的藝術品位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的貢獻和成就為今天的相聲工作者所繼承，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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