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主动扶植相声，老舍是个中的佼佼者。他在新相声的创作、改编和理论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人们称他是新相声的奠基人和引路人。
老舍出身在曲艺和相声的发源地北京的满族家庭。由于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北京清末的旗人感到无力回天，日益沉溺在消遣性的民间文艺里自娱。生活在这样的旗人文化区，老舍童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曲艺，加上他有一个开茶馆的表舅，又给他提供了耳濡目染的方便。这样，他从小爱好戏曲、曲艺，对相声特别热爱。
《老舍先生和相声艺术》一文中说：老舍先生出于对相声艺术的喜爱，就曾在创作和表演方面一试身手。比如，在伦敦讲学期间(1924——1929年)，有时与友人欢聚，就曾即兴表演过传统相声《大保镖》、《黄鹤楼》。他对相声不只是爱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着眼于相声的讽刺和战斗作用，还亲自写过相声。
1938年3月27日，老舍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总务部主任，实际上主持会务。不久，作家郁达夫等到台儿庄前线慰问，发现士兵没有书看。抗敌协会向全国文艺界发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希望文学家多创作通俗文艺。老舍带头创作，写了许多鼓词，发表在《抗到底》杂志上，并交给演员董莲枝等人演唱。同年8月，抗敌协会迁到重庆，老舍举办了两期通俗文艺讲座，先后创作了相声《卢沟桥战役》、《台儿庄大捷》、《维生素》、《新对联》、《欧战风云》、《骂汪精卫》、《中秋月饼》等，讴歌抗日英雄，鼓舞人民斗志，鞭挞汉奸和贪官污吏。相声演员欧少久、董长禄在书场里表演这些相声，很受欢迎，被誉为“抗战相声”。
遗憾的是，这些相声的手抄本在“十年动乱”中散失。据欧少久、董长禄回忆，相声《卢沟桥战役》中有这样一段讨敌电文的“贯口”：窃自去岁，倭寇战据丰台，我军挥泪撤退赵家庄；今年又扰平津，将士忍痛扎驻保定府。卢沟桥头洒遍壮士热血，宛平城内填满健儿头颅。山河变色，满地硝烟。国民奋起，齐挥鲁阳之戈；将士呼号，众唱抗战之歌。顽寇虽强，不能越雷池一步；将士用命，怎能黔驴技穷？敌人飞机、大炮虽多，不能胜我大刀白刃；倭贼战舰、铁牛虽厉，不能克我铁臂钢头。寇以铁来，我以血往。黄浦江边英雄壮烈传千古，吴淞口岸豪杰伟绩永千秋。保山城杨子清将军英灵不暝，古北口罗吉田团长忠魂长在。佟鳞阁、赵登禹为国身亡着先鞭，郝梦龄、刘师长抗敌牺牲继后效。自全面抗战以来，全国民气沸腾。前方将士冒枪林、浴弹雨，与敌周旋炮火之间；后方民众捐金钱，送给养，毁家纾难走救亡之路。这段相声在成都、重庆等地演出百余场，盛况空前。
相声《中秋月饼》则采用了谐音、比喻的手法来揭露日寇的暴行：
乙：您把月饼馅儿又比喻什么呢？
甲：我略举几种，比如“五仁”——就是说日寇侵华，惨无人(五仁)道！……“豆沙”——见人都杀；“细沙”(洗杀)；洗劫一空，再来杀害；“枣泥”就是把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糟(枣)踏的和泥土一样！
乙：太可恨了。
相声《中秋月饼》的定场诗是这样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谈到中秋月饼，运用谐音、比喻的手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这段相声曾遭重庆当局禁演。爱国名将冯玉祥看了老舍创作、董长禄表演的《欧战风云》，亲笔题词：“胸中具成竹，舌底翻莲花。”并夸赞董长禄是“大演说家”。董激动地说：“没有老舍先生的脚本，我是没法说的。”
这两段相声都是号召人民奋起抗击日寇，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
老舍不仅写相声，还亲自表演过相声。在重庆国立编译馆组织晚会，演出话剧前，老舍常登台表演相声，有时“垫场”变成了“大轴”。他对常任侠谈心得时说：“说相声首先要沉得住气，自己不许笑，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说到紧要时抖出一个‘包袱儿’，就能使得观众哄堂大笑。”
《老舍文集》第十三卷《中秋月饼》注：相声《中秋月饼》是老舍于1938年在重庆编写的。1939年春天，应著名导演应云卫邀请，在重庆电影制片厂的联欢晚会上，老舍亲自登台与相声艺人欧少久表演了这段相声，受到与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又加演一段老舍编写的相声《绕口令》。当时，《大公报》综集民意，称这些节目为“抗战相声”。有关抗战内容的《绕口令》，业已失传。这段《中秋月饼》是欧少久回忆讲述、殷文硕记录整理的。解放以前，对老舍来说，相声虽然还不过是个业余爱好，创作不多，也没有提高到理论的水平上来研究，却为解放以后的相声创作和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老舍对相声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方面，二是理论方面，三是创作方面。
一、组织方面
过去戏曲、曲艺艺人归警察局管，没有人看得起，相声艺术本身也被称作“玩艺儿”，不登大雅之堂，连艺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及相声艺术。解放前后新旧社会交替，一些相声艺人对相声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国际闻名的语言艺术大师能把相声视为民族艺术之花，并伸出援助之手，积极从事扶植和改进相声的工作。他对相声事业的参与像一面旗帜，给相声增添色彩。艺人有了信心和勇气，以他为精神上的靠山，大胆进行改进工作。过去的相声艺人说相声是为了吃饭，于是“同行是冤家”，他们之间很少进行作品和表演经验的交流。老舍在艺人的团结方面也发挥了他的凝聚力，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及其发展在很多方面也有赖于他。
1949年12月底，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相声演员侯一尘、侯宝林等得知以后，马上到他居住的北京饭店找他。他们知道老舍熟悉民间说唱艺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自己创作和表演过“抗战相声”，并深信老舍一定能帮助他们改变相声的现状。老舍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答应为他们改编传统相声。
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一文中描写了他们访问老舍的情况：
1949年底，侯一尘打听到老舍先生已自美国归来，下榻北京饭店。第二天、侯宝林、侯一尘、刘德智、罗荣寿、于世德等往访。当谈到大家思想消极时，老舍对刘德智说：“你说了好几十年相声，怎么会带头胡思乱想起来了？我就不信，相声一点前途没有啦？我同意宝林他们几位的意见，大伙抱成一个团儿，都出主意——改嘛！”接着又说：“早些时候有段相声说‘这个庙’、“那个庙”的叫什么来着？”侯等回答：“《地理图》。”老舍说：“对。还有《报菜名》……”一连气提了十几段相声。在历数了这些传统节目之后说：“依我看，这些东西把骂大街、贫嘴废话去掉，加上些新内容、新知识，既有教育意义，还有笑料，照样受欢迎。”最后他自告奋勇地说：“大家回去，把这些本子找来，我给改改，先蹚蹚道儿，改出几段大家先演着，不过大家都得动手才行哪！”拜访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相声艺人访老舍》的消息。老舍在两个月内改出了《贾博士》、《维生素》、《两条路线》三段相声。从此以后，老舍就成了这些相声演员的引路人。
老舍经常参加该小组的活动，始终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协助他们创作新相声，改编旧相声。小组解散后，他继续关心相声艺术的发展，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对新相声的成长和进步加以肯定，又中肯地指出不足之处。在他的带动之下，罗常培、吕叔湘、吴晓铃等不少语言、文艺工作者参与了相声改进工作。
二、理论方面
解放后，过去的相声节目已经不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相声要想发展，应该创作适合新的社会生活的相声作品。但是当时，大部分的民间艺人文化水平不高，对自己创作和改编新段子也有些顾虑。相声改进小组的艺人就请他写些段子。老舍知难而进，运用传统手法，努力引进新内容，推陈出新，改编和创作了许多相声段子。写出来的段子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他经常向艺人学习表演技巧，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相声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
首先，老舍对相声进行科学分类。1951年写的《谈相声的改造》一文中把自己过去听过的相声分为贯活类、口技类、书史类、逗笑类共四种。后来，他的见解有了发展，1962年写的《多编好相声》中又分为五类，并对每一种类加以分析，要求写作时各就所长，多编好相声。
纯粹逗哏的：老的相声段子此类很多，可借鉴其中的技巧以推陈出新。
纯粹技巧表演的：如绕口令，可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
讽刺性相声：是相声中最常见的一种。应区分讽刺对象，对人民内部落后的东西取善意态度，对敌人则狠狠打击。不敢讽刺，放弃讽刺是不对的。
歌颂性相声：是解放后新出现的一种，丰富了相声的内容。
化装相声：是一种新的尝试。可以有这种形式，但不是相声发展的总路线。
在写作态度上，老舍首先肯定相声在新社会中的价值。在《相声改进了》、《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等文章中指出“相声是人民所喜爱的，我们必须一同把它搞好”，“相声不但能存在，而且很有前途”，问题在于写作的主导思想是否合乎人情。他强调写作新相声不能学旧相声中的糟粕，而“要创作以人情为出发点的，笑而不淫的，有文艺性的新段子”。为了做到这一点，“要先学思想，以免只顾逗笑，而把思想弄错，或信口开河，无中生有”。
这些想法用到具体的写作中，突出了一个“新”字，“若是改造旧相声呢，我们必须珍惜那些老材料，不可大刀阔斧乱删。要知道，旧相声段子缺欠的不是资料，而是思想的方向。”(《谈相声的改造》)而且“若只在思想上求新，而在语言上不敢大胆创造，使内容与形式不统一；或只顾宣传，而忘了招笑，便会失去相声应有的效果，是不成功的创作。”(《相声语言的革新》)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新社会是否可以存在讽刺的问题有争议。老舍的看法是肯定的。1956年为《文艺报》组织的关于相声《买猴儿》的讨论而写的文章《谈讽刺》中指出：“我们讲民主，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需要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他不同意“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迟早要酿成大患。讽刺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他认为“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文学。”(《曲艺和曲艺写作》)“相声中的讽刺，假如用合适了，正是一种宣传的利器。”(《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他的相声理论用他自己写作相声的实际经验加以检验，因而很有说服力，对当时乃至今天的相声创作都有重要影响。
三、创作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重庆写过《中秋月饼》、《卢沟桥》、《台儿庄之役》、《欧战风云》、《樱花会议》等宣扬抗日救国的相声作品，但，他的相声创作主要集中在解放以后。据初步统计，创作或改编的相声作品有三十多段，他在写作过程当中结合自己的相声理论，身体力行地提高了相声的艺术品位。
归纳起来，老舍的相声创作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鲜明的时代气息
和许多饱尝民族屈辱，经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作家一样，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以后，立刻被新鲜事物所感动，以狂喜般的政治热情投入解放以后的创作活动。他把自己一生渴求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新政府和领袖身上，歌颂他们，为他们作传。这时期他写相声的主要目的也是利用相声这个文艺战线上的尖兵和表演艺术上的轻骑兵宣传社会主义为人民带来的变化，他还提倡“若要创造一篇相声，我们就必须到活图书馆——民间——去观察，去搜集资料。”(《谈相声的改造》)于是他的每一段相声都充满着鲜明的时代气息，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语言，对新生活热情地加以歌颂。如在《鸿兴饭馆红旗飘》中，通过在旧社会“门口儿乱七八糟，里面又黑又窄，苍蝇排队，老鼠成群，玻璃从安上就没擦过，地上翻翻土就能种麦子”，到那里吃饭简直是“故意找拉痢疾，闹胃肠炎”的饭馆在解放后成为北京的一面卫生红旗的变化，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又如《厚古薄今》这个不到四十行的小相声，通过“甲”、“乙’’夸张的对话，一面批评怀古风气，又反过来歌颂了新生活。
二、擅写文哏
作为语言艺术大师和戏剧艺术大师，老舍善于驾驭语言，运用丰富的知识。他的相声作品幽默含蓄，用词优美，构思巧妙，提高了相声的文学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相声是耐在案头上读的文学相声，而要拿到舞台上表演，还必须经过演员的再度创作。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在《新文学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里说：“没有一位艺人，能够写出一篇不能增减一字的相声。相声的段子都是随说随修改，用多少人的聪明与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把一段话练得像个样子了的。”在《谈相声的改造》中又说：“一段相声编好之后，便慢慢地成为艺人们公有的，于是今天由一位艺人充实一下，明天又由另一位充实一下，一来二去便变成极结实的一段活儿。”
三、旧瓶装新酒
在写作技巧上，他精练地运用传统的相声形式表现了新的时代生活内容。如由《菜单子》改编的《维生素》的“底”，从原来单纯的罗列菜名，加入了营养知识，如菠菜有什么维生素，豆腐有什么维生素，仍是一口气说出来，在了解丰富的中国菜肴的同时，可以得到科学知识。除了“贯口”，还常常巧妙地运用口技、绕口令、谐音、岔讲等传统手法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使听众在笑声中激发对新生活的热爱。
四、浓厚的生活气息
老舍在小说、戏剧中自如地运用北京土话，使作品富有浓厚的北京风味，在相声里则有所不同。他考虑到相声的宣传教育作用，尽量使用普通话。他的相声作品在语言上看不出多少地方色彩，但通过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敏锐的观查能力绘声绘色地描写出了富有北京特点的相声。
总之，老舍放下作家的架子，深入生活，严肃认真地参与相声事业，为提高相声的艺术品位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的贡献和成就为今天的相声工作者所继承，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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