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时年68岁的汉武帝刘彻颁布了一道诏令，在这道诏令中，
汉武帝否决了有利于对外战争升级的轮台屯田计划，并对李广利征伐匈奴一事表示悔恨，同时仍要求各地补充军备。这道诏书即是大名鼎鼎的《轮台诏》。
（汉武帝）
后世学者在研究这道诏书的时候，通常会把它当成汉武帝真心悔过、改弦更张的标志。他们认为，此道诏书意味着汉武帝的治国方略开始由“尚功”调整为“守文”，并开始重视民生、休养生息。甚至有人认为，此道诏书拯救了垂垂危矣的大汉王朝，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使汉朝避免了秦朝式的灭亡。
（大秦）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汉武帝不颁发此诏，大汉真的就会重蹈秦朝的覆辙么？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 《轮台诏》本质上是否真的像历代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份罪己诏？
- 假如《轮台诏》是真心“罪己”，那么它的执行情况如何？它对“昭宣中兴”又有多大影响？
- 汉武帝晚年时期的危机和秦末的危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我们就这三个问题，一起来分析一下——
真心悔过还是权宜之计？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轮台诏》到底是不是罪己诏？
当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治国方针上出现战略性失误，导致国家面临危难时，通常会通过一纸诏书自我反省、检讨过失，目的是重拾民心、稳定政权。中国历史上周成王、秦穆公、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帝王都曾颁发过罪己诏自责。
（罪己诏）
真正意义上的罪己诏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内容：
- 是什么（犯了那些错）；
- 为什么（为什么会犯这些错）；
- 怎么做（接下来如何改过自新）。
我们对照着《轮台诏》一条条来看。
其一，我们知道，造成汉武帝晚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暴乱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大汉王朝在其统治年间长年穷兵黩武、严刑峻法以及沉徭重税。重压之下，百姓不堪其负，纷纷揭竿而起，才导致大汉渐渐有“亡秦之迹”。
（农民起义）
可是纵观《轮台诏》，对于上面提到的三大过失，可以说基本上是只字未提，全文就只是对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做了否定，并进行了解答：
- 提出“遣卒田轮台”不可行，因为在打车师之时供给尚且不足，更何况远一千多里的轮台；
- 指出因为大汉官员不解敌意，盲目出兵，导致李广利攻打匈奴失利；
- 否决了几项提议，包括刺杀单于、边地管理以及追加民赋；
- 最后谈武备问题，要求“毋乏武备”。
在此诏书中甚至连时间最近的“巫蛊之祸”都没提及，显然汉武帝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他不愿去承认他犯下的那些“错”。
（汉武帝）
其二，在《轮台诏》中也完全找不到汉武帝反省自己“犯错”的原因，完全看不到他发自内心的“自责”。唐德宗在颁发罪己诏的时候，曾深刻自责：
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墙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旧唐书》
在唐德宗的罪己诏中，可以切实地感觉到“罪己”之意，将错误的原因都归结于自己的不智和不明。而反观汉武帝，即使对于诏书中着墨最多的李广利前线失利，也只是“甩锅”他人，完全不提自己的好大喜功，可以说一丝“罪己”之意都没有。
（汉将军李广利）
其三，最重要的，悔过之后该如何“自新”，这一点在诏书中也是完全无迹可寻。但是有人在文中找到这样一句话“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于是提出这即是汉武帝改弦更张的证明，但是事实上这句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轮台诏》
其实这几项看似“悔过”的举动，仅仅是为了强调“补缺，毋乏武备”，本质上还是在谈军事上的事情，并没有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策略调整，即并没有悔过然后自新。
（秦皇汉武）
所以综上，对于这份所谓的“罪己诏”，汉武帝既没有承认犯了什么错，又没有分析自己为什么犯了这些错，更没有指出该如何悬崖勒马、及时止损。所以《轮台诏》根本算不上一份真正的罪己诏，仅仅是汉武帝在特殊时期的一项权宜之计罢了。
改弦更张还是固步自封？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颁发《轮台诏》之前，曾对众臣说了这样一句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
然后《轮台诏》颁发之后：
（汉武帝）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
根据《资治通鉴》上的这两项记载，有人指出，虽然《轮台诏》没有明显的“罪己”之意，但是汉武帝在诏书颁发后确实做了一些治国方针上的调整，最终为“昭宣中兴”奠定基础，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接下来我们开始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假如《轮台诏》是真心罪己，其执行情况如何？对“昭宣中兴”的影响又如何？
由于汉武帝自《轮台诏》颁布之后2年就去世了，所以我们从他的实际继承者霍光开始说起。
（权臣霍光）
其一，在对外战争上，汉武帝的强势政策并没有改变，在霍光执政期间，甚至扩大了战争规模，使得大汉疆域在汉宣帝时达到了最大。
对于匈奴，霍光继续保持着强压政策，内忧外患下的匈奴被大汉打得抬不起头；对于西域的管理，霍光也是寸步未让，甚至完成了对轮台的屯田，这可是在《轮台诏》中被否定的事件；对于扩张，霍光显然比汉武帝更积极，趁着匈奴与乌桓的矛盾，尽管国内民生凋敝，却依然发动战争，一石二鸟。
可见，霍光很好地继承了汉武帝四处征伐、积极扩张的国策，《轮台诏》并没有让他止戈修武、发展民生。
其二，在对内管理上，汉武帝的严刑苛法也继续得到了贯彻：
（霍光）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汉书》
（霍光）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汉书》
即使是以贤明著称的汉宣帝，其子汉元帝都曾指责过他“持刑太深”，而汉宣帝则回答汉家的制度本来就是“霸王道杂之”，即同时兼及儒家的王道与法家的霸道，简直和汉武帝如出一辙。
（汉宣帝）
其三，对于武帝时沉重的民赋和徭役，霍光倒是进行了改弦更张，实行了轻徭薄税的国策，但是这种调整却并非是来自汉武帝的指示：
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霍光）纳其言。——《资治通鉴》
可见，霍光对于国策的调整，是来自于大臣们的进谏，是严峻形势不得不做出的改变，跟汉武帝是否罪己并无关联。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同样是征伐和扩张，为什么霍光就能做到轻徭薄税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里就要说一下汉武帝的功劳了。汉武帝打匈奴打了二十多年，匈奴势力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汉军的军威也已经打响了，霍光要做的只是清尾工作，压力自然就小了，也就不用再依靠沉重的赋税了。
（昭宣中兴）
所以综上，即使《轮台诏》是一份罪己诏，汉武帝也确实在反省、检讨、自新，但是汉武帝死后却依旧没有改弦更张，也即是说，轮台罪己对后面的昭宣之治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
秦末与汉武帝晚期的区别在哪？
接下来我们再来研究最后一个问题，汉武帝晚年的危机和秦朝末年的危机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一、外部区别
汉武帝晚年和秦朝末年外部环境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攻势一个是守势。
汉武帝晚年，匈奴这一困扰中原多年的异族势力已经被打怕了，即使是国内爆发了内乱，朝廷也能够分出足够的兵力去平定叛，因为此时汉军对待匈奴是攻势。
（匈奴）
而反观秦朝，国内爆发农民起义时，秦军对待匈奴是守势，秦军真正的主力都在镇守边疆。项羽战胜的所谓的“秦军主力”只是修长城的那帮人，所以秦国败亡的速度才会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二、内部区别
汉武帝晚年和秦朝末年内部环境最大的不同在于国民思想上一个是统一的，而另一个是则是离散的。
秦王扫六合，虽然完成了疆域上的大一统，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却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秦国所信奉的是法家思想，而其他六国对残酷的法家思想是相当排斥的，秦始皇为了强制思想上的统一，甚至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但是却依然没有效果。所以，秦朝自建立至灭亡，国民的思想始终是离散的。
而汉武帝则不同，他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继秦始皇完成疆域上的大一统之后，又完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 通过对君权至上、三纲五常的宣传，完成了对国民思想的束缚，使国民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下，是很难形成秦末那种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
（董仲舒）
所以综合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虽然汉武帝晚年大汉渐有“亡秦之迹”，但是有着外部稳定的环境以及内部思想上的大一统，大汉朝灭亡的可能性还是极小的。当然，如果没有后来的昭宣中兴，随着内外优势的消失殆尽，王朝的倾覆也只是时间问题。
总结
三个问题分析完了，我们再来总结回答一下：
- 《轮台诏》并不能称之为罪己诏；
- 即使《轮台诏》真心罪己，也没有让汉武帝的后继者改弦更张，对昭宣中兴并无实质的影响；
- 汉武帝晚年和秦末是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的，即使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大汉也不会迅速败亡。
再回归文章的标题，基本上可以回答了，即使汉武帝没有颁布《轮台罪己诏》，大汉重蹈秦朝覆辙的可能性也是极低的。
读史有感
秦皇和汉武都是震古烁今的千古一帝，但是同样的，也都把王朝推向了倾覆的边缘。汉武帝比较幸运，有着能力挽狂澜的好儿好孙，而秦始皇则比较悲剧，直接二世而亡。
（秦皇汉武）
深究这两位帝王“犯错”的原因，其实都在“民生”二字，雄才大略的他们没有在“功业”和“民生”之间形成良好的平衡，过度汲取百姓的利益，从而导致民生凋敝，危机不断，也印证了那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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