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青島、寧波、合肥等地近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消費券。蘇寧、國美、美團等也推出了“企業版”消費券，規模從數千萬元到數億元不等。“相比直接向居民分紅、撒錢的方式，消費券能夠更直接地轉化為消費行為。”光大證券發佈研報稱，消費券或帶動消費額外上升20%。
消費券是財政通過轉移支付提振消費的一種形式，是一種需求管理政策，即以財政收入作為背書，向全民或特定群體發放特定形式（非現金且限定用途）的消費補貼，通過直接刺激提振當期消費。
從傳導機制的特點來看，消費券政策經常應用於消費停滯之時，相對於傳統需求管理政策，其目的更明確、作用更直接，這一點滿足當前我國的實際需求。
從某種程度看，一個地方的財力決定了消費券的派發規模。此次南京市推出的總額度3.18億元的消費券，總共包括7大類。其中，餐飲、體育、圖書、信息等4類電子消費券共計5000萬元，採用多批次網上搖號方式公開發放（不限戶籍）；另有困難群眾、工會會員、鄉村旅遊等3類消費券，也在陸續發放中。
消費券如同催化劑，用有限的資金帶動或促進服務業復工復產。在電子消費券和商家自身營銷活動的疊加作用下，南京市消費市場明顯回暖。
放眼全球，從日本、中國臺灣地區的經驗來看，消費券對消費的額外拉動作用在10%～40%之間。由此可見，疫情衝擊之下，考慮將消費券作為我國經濟刺激政策的選項之一，有助於形成消費回補，能夠在總量上實現消費回升。
但也需看到，無論是哪種消費券，分開來、攤平了都算不上是“普惠”。尤其對於大部分抗風險能力不高的中小型服務業企業，這種程度的刺激被平均之後，其作用並不明顯。
3月13日，在重慶小天鵝火鍋標準化生鮮火鍋外賣的門店內，後廚的工作人員在清點生鮮火鍋外賣訂單的火鍋配料 劉潺/攝
也有觀點認為，疫情期間的大量消費需求實際上被隱藏或壓抑了，在消費券的刺激之下，市場會擔心透支未來消費。
這樣的擔憂不無道理。從消費者角度看，疫情下部分消費者存在“被降薪”“收入被減少”的情況，有些消費者還因工作變動，出現離職、失業、待業等情形，直接影響消費能力。然而，隨著疫情態勢的變化，一些新的消費需求有可能會出現，所以從消費市場看，消費券是否會透支未來消費，也充滿了不確定性。
疫情後的消費券政策，能補貼低收入人群，促進內需回補，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消費券從面值上看並不算多，卻可以向民眾傳達抗擊疫情的信心，號召共克時艱。尤其面向低收入群體發放消費券，通過提供補貼，有助於彌補因疫情影響導致的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
有專家建議，消費券政策可以向湖北省等疫情嚴重地區傾斜，對湖北省就業人口全員發放消費券，並向全國低收入就業群體發放消費券。
對特定人群派發消費券也是現實之舉。按全國14億人口來估算，若以1000元為標準全民發放消費券，則需要高達1.4萬億元左右規模，將大大加重財政負擔。對收入較低、民生負擔較重的就業群體給予補貼，而非全民派發消費券，既可立竿見影地幫助受疫情衝擊較大的群體渡過難關，維護社會穩定，也有助於穩定消費。
消費券“勸”消費的作用有多大？確切數字還有待測算，但如果想要與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坦然處之，還需要穩住就業，穩住預期，穩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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