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直皖戰爭戰前實力對比

袁世凱死前,北洋軍閥乃一個整體,並無直皖之分,後來分屬於直系皖系的北洋各師,都是在同一個母體中培育,在同一個家族中成長,各師骨幹交叉使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脈相連。北洋軍的家長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才逐漸分裂成直系皖系,先是暗鬥,後是明爭,不數年間,竟演成兵戎相見。現就試將直皖戰爭之前雙方實力分幾個方面做一對比。

1920年,直皖戰爭戰前實力對比

一、雙方地盤的對比

所謂雙方地盤,說的就是親近直系或皖系之督軍所控制的省區。直皖戰爭前,中國共有22個省和3個特別區,但南方之粵、桂、滇、川、湘、黔等六省基本不受北洋政府的控制,故所餘16個省和3個特別區即為直皖兩系所瓜分。其中的奉、吉、黑、直、豫、蘇、鄂、贛等八省及察、綏兩個特別區屬於直系,而魯、晉、陝、甘、皖、浙、閩、新等八省及熱河特別區屬於皖系。南方諸省因與北洋也有微妙關係,故在親近程度上也有區分,其中粵、桂更接近直系,滇、黔更接近皖系,川、湘二省則由於北洋勢力的滲透,正處於南北各方極力拉攏之中。

說到地盤,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鞏固的、鐵了心的追隨者控制的地盤;另一種則只是傾向於該系的依附者所掌控的地盤。後者中的許多其實並未介入直皖之爭,而只是聊以應付,或遙作聲援而已。

一個親近程度的遠近,一個地理位置的優劣,從這兩項標準便可作出兩系地盤的對比了。

我們先看皖系所控制的各省,陝甘新熱四省區,地處偏遠,既非直皖中原之爭的熱點,新疆楊增新不是段的親信,也不願加入中原之爭,熱河、甘肅經濟、軍事能力都有限,欲爭也無力,陝督陳樹藩被省內峰起之群雄糾纏,能夠儘量保持省內其他力量不入中原搗亂,也就是對皖系最大的貢獻了。這四個省區對皖系來說並不具很大的價值。

山西地處直隸之側背,居高臨下,如果運用得當,能對其構成相當威脅,位置是足夠重要的,但山西王閻錫山也非皖系親信,其在政治上八面玲瓏,經濟上閉關自守,能夠在直皖戰中不被直系利用已經不錯,其他則不可奢求。

山東的地理位置絕對是一流的,不僅有出海口,還有津浦鐵路從省內穿過,且山東歷來為兵源大省,可以為戰爭提供大量壯丁,但此時的魯督田中玉首鼠兩端,依皖而並未倒直,加之國內省內各派勢力矛盾重重,便使得這一絕好的地盤失去了對皖系應有的作用。

福建對於皖系是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的。儘管閩督李厚基在閩之根基並不雄厚,受粵軍及本省土著的牽制,自身已經難保,但皖系與南方此時的關係十分的緊張,有福建做一個前哨或者一個緩衝,對於江浙地盤之爭無疑是有利的。

真正鐵了心與直系抗爭並能夠起到關鍵作用的是安徽與浙滬兩地。安徽地當南北要衝,扼津浦鐵路,如果能與山東聯合抗直,則直軍從這一線南下北上都成大礙,且安徽附江蘇之背,至少能對其起到監視的作用。安徽督軍倪嗣沖乃段的老袍澤老鄉親,也是鐵桿擁段者,其反直旗幟十分鮮明,這從倪以下犯上橫阻馮國璋南下和屢屢召集反直會議於蚌埠等事中,便可得到充分證明。

至於浙滬,更是皖系做下的最最重要的另一個“眼”,也是直皖相爭最激烈的地區。在當時,淞滬在行政上屬於江蘇而淞滬護軍使一職則直隸中央,並不受江蘇督軍節制,到是與浙江血脈相通,儼然一體,因而直系一直想將其劃為已有。最初,此職由楊善德率第4師於二次革命時佔據,第四師在直皖分家後屬於皖系,而且是皖系的基本力量。後浙江內訌,楊移師督浙,淞滬護軍使一職空缺,馮國璋即欲乘機將其劃歸蘇督統轄,但未能奏效,此職被皖系第10師盧永祥搶到手。後楊善德死於任上,盧接楊督浙,直系再一次欲使齊燮元領第6師佔淞滬,無奈皖系又一次搶先任命了何豐林,為此差一點提前暴發了直皖戰爭(李盧戰爭),但最終仗沒打起來,皖系仍舊牢牢地佔住了這一寶地。於是浙滬與安徽,便一南一北將直系江蘇夾在了當中,從而陷直軍於不利。

除以上各省外,湖南、四川也曾為皖系所窺伺,段祺瑞先以親信大將傅良佐督湘,又扶持親皖之劉存厚督川,並派吳光新任長江上游總司令以作應援,意圖將該兩省佔為已有,並牽制湖北王佔元直軍。但因親直之第8師、第20師與南軍罷戰求和,傅良佐手中無兵,只有棄職潛逃;後繼之張敬堯在吳佩孚北撤後,也因無力與南軍相抗,兵力大多潰散;再後繼之吳光新在直皖相爭最激烈時做了王佔元的俘虜;傾向皖系之四川督軍劉存厚又很快失敗。皖系在湖南與四川的地盤企圖也就基本落空了。

1920年,直皖戰爭戰前實力對比

再看直系所佔的地盤。

直系曾因共同利害挑頭建立八省聯盟。在這八個省中,奉吉黑三省已成後起之奉軍私家花園,奉張只是因反皖與直系有共同利害故而加盟,但真正傾力相助則根本談不上,惟可助聲威,並有京奉鐵路可資利用,此對於直系是有利之處。

察綏兩特別區,影響力有限,且察督王廷楨與綏督蔡成勳對加入直皖之爭並不積極,只是因同屬直系大的團體,故而給予聲援,談不上多大的份量。

聯盟中,真正鞏固的是直、蘇、鄂、贛四省,而這四省加上河南,卻是頂頂重要的戰略要地。直隸的地位自不用說,其乃北洋陸軍的發祥地,北洋將領籍隸該省者佔最多數,省內有著名的保定軍校,可以為建軍提供大量幹部。省域環伺京城,扼京漢、津浦、京奉鐵路進入北京的咽喉通道。河北平原一馬平川,交通便利,一旦有戰事,既可於指顧間直搗黃龍,又可以快速機動兵力阻擊來犯者或者向四方出擊。直督曹錕初為直皖都想爭取的熱餑餑,但最終卻因與段的利益衝突而變為反皖領軍。

長江中下游之湖北、江西、江蘇三省,上下連成一片,居通衢,佔水道,扼天險,進退可以自如,攻防有以憑藉,漢陽、金陵兩大兵工廠就在此區內,戰爭所需之槍炮彈藥可以保障供給。三省不論在經濟上,還是戰略地位上都極重要,且三督王佔元、陳光遠、李純等都是直系基本武力,在反皖問題上態度一致而堅決,絕非那些順風倒的牆頭草可比。

唯一有些不穩的是河南。河南乃四戰之地,京漢和部分通車的隴海鐵路縱橫全省,上連直隸,下接兩湖,東可擊皖,西能阻秦,但河南督軍趙倜並非直系基本幹部,而是中立派,一旦趙倜倒向皖系,則直隸的地盤將被割裂而受到皖系包圍,這是直系所擔憂的。好在老段太急,反到幫了直系一個大忙。原因是皖系也看中河南,對趙倜非自己人也同樣的擔憂,於是欲命自己的親信吳光新率軍督豫。趙正恐慌間,直系四督及正欲率軍經京漢線北上的吳佩孚等將領強烈反對,最終使河南易督不成,保住了趙督軍的寶座,於是趙視直軍為救星而與皖繫結仇,一變而為反皖的急先鋒。直系又多了一個同盟軍,也穩住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地盤。

從上述分析看,直系所佔的中心可靠地盤盡是交通與經濟發達地區,且南北東西連成一片,極有利於兵力的戰略機動。皖系雖安插了許多親信骨幹於各省,但多分散於外廂,且被分割成幾塊,互不相連,一旦遇有戰事,其兵源兵器的補充明顯不及直系,兵力的機動也極易為直系所阻而不能相顧。故總的來說,直系所佔的地盤略強於皖系。

1920年,直皖戰爭戰前實力對比

二、雙方骨幹將領的對比

從兩軍高層的內部凝聚力來說,是各有千秋。段祺瑞作為皖系家長,其核心領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此時皖系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安福俱樂部的存在,已使皖軍內部有了很明顯的離心傾向。直系在馮國璋死後,處於群龍無首狀態,儘管曹錕勉強算作直系第二代首領,但其核心地位則遠沒有形成,從這一點上說,直系不如皖系。但由於受到皖系壓迫太甚,直軍將領暫時還能夠共患難,在反對皖系的目標上是一致的,這多少彌補了沒有核心人物的缺陷。

從雙方將領的戰鬥意志來說,差別也大。段系四大金剛之一的徐樹錚是直皖戰爭的縱火者,反直態度自然強烈,但其參與安福俱樂部的行為,招來了包括皖軍同僚在內的全國軍民的一致惡感,直軍抓住皖軍這一弱點,在“通電戰”結段,將攻擊的矛頭專指小徐和安福而不牽及其他,起到了很好的分化效果。就拿另外三大金剛的態度來說,靳雲鵬因表現出對直系的同情從而造成與小徐及安福部之間的激烈衝突,憤而辭去總理職務,成為直皖戰爭的一個導火索;傅良佐始終反對與直軍打仗,就在直皖戰爭一觸即發的當口,還最後一遍勸諫請段不要用兵與直軍作戰;曲同豐身為皖軍西路總指揮、參戰軍第一師師長,只打了三天仗,便繳刀投降,蓋“以段督辦嚴令驅迫,不得不為一時之服從”,而實際上曲根本就不想打。再比如張懷芝、薑桂題等,在直皖戰前,也曾多次往返於北京與保定之間,以第三者的面貌調停戰火。至於劉詢,陳文運、魏宗瀚等,因與直軍將領之間不是同窗便是同袍,並不存在太多惡感,更不願為聲名極臭的安福黨和“萬人嫌”小徐打仗了。

相比之下,儘管直軍缺少象皖軍那樣的核心領袖,但迫於安福俱樂部與老段小徐的獨裁專制,反到加固了直系的大團結。戰前電報戰中,八省同盟異口同詞,一致對準安福與小徐猛烈聲討,起到了壯大聲勢的極好作用。直軍參戰的前敵將領,清一色的曹吳嫡系,同根同脈,處此關頭,就更是敵愾同仇。曹吳等人,又正好是與安福繫結怨最深而成為段必欲打擊的對象,各將領利害相逼,故有非打不可之心;因成功地運用了宣傳戰,將全國民眾強烈的反內戰義憤幾乎全部引到了皖系一方,又有“師直為壯”,挺身而出之慨;加之得勝凱旋不久,此時殺氣未消,求戰心切,信心十足。這對於皖軍內部那種四面楚歌、消極厭戰的情況來說,形成了一個鮮明的比照。

從雙方將領的實戰水平來說,也很有一比。民初袁世凱任大總統時,段馮二人一個參贊中樞,一個將兵在外,故導致二人所網羅之部將也有了如二人一樣的特色,即段所親信的將領多是軍政機關的參謀型人才,而直系骨幹將領卻多是領兵打仗的帶兵官。若以兩軍帶兵官相比,則直軍帶兵官打仗多,而皖軍帶兵官打仗少。

自直皖分立到皖系戰敗為止,參、陸兩部總長、次長中,屬皖系者先後達五人之多,而屬直系者一個也沒有。即如皖系四大金剛,也要麼服務於中樞,要麼任職于軍校,更多從事建軍練兵等軍政工作,沒有一個是在外帶兵打仗的。

皖軍帶兵官也不少,如盧永祥、吳光新、張樹元、陳樂山、馬良、何豐林等,但打仗不多,打硬仗更幾乎沒有,到底能不能打也無從知道了。皖軍唯一打仗多的要算張敬堯了,張在第6師團長任上參加徵贛之役時曾創造過比較突出的戰績,任師長征川時也還差強人意,徵湘時的表現可就實在不敢恭維了。到是遠在福建的非主力將領臧致平、姚建屏、潘國剛等,由於其所處環境的險惡與戰爭的頻繁,磨練了實戰水平,不失為戰將之選。

也許是出於巧合,或者是老段私心作祟,從護國戰爭開始後的歷次對南軍作戰,多數都是由直軍承擔的。比如護國戰爭中北洋軍參戰各師:屬於直軍者,有第3、第6、第8、第20等4個師,而屬於皖軍者僅一個第7師。再比如第一次攻湘作戰,屬於直軍者,先後有第2、第3、第8、第11、第18、第20等6個師,屬於皖軍者,仍只有一個第7師。第二次攻湘作戰中,直軍在前6個師的基礎上又多出了一個第12師和新擴編的暫編第1師,達8個師,皖軍除仍由第7師參加外,又加派了一個山東暫編第1師,也才兩個師。

不管是老段的偏心也好,或者是純粹的巧合也好,反正是直軍打仗多,皖軍打仗少。如果真是老段的偏心,那他這樣做的初衷,也許是為了消耗直軍,待直軍打勝了也打疲了再由皖軍來坐享其成,但其結果卻是全面地鍛鍊了直軍部隊,造就瞭如吳佩孚、孫傳芳、馮玉祥、王承斌、齊燮元、劉玉春、彭壽莘等那樣一批能征善戰的名將,而皖軍將領卻沒能得到這樣的鍛鍊。以參戰雙方的主要將領來看,儘管徐樹錚、曲同豐、陳文運等也都有著極豐富的軍事理論知識,但缺乏實戰的鍛鍊卻使他們在臨陣時遠不及吳佩孚、王承斌、蕭耀南那樣運用自如,這不能不說是直勝而皖敗的又一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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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方軍隊的對比

至戰爭暴發前夕,屬於皖系的軍隊計有:中央陸軍第4、第5、第7、第9、第10、第13、第15師,參戰軍第1、第2、第3師,倪嗣沖安武軍、薑桂題毅軍、徐樹錚西北邊防軍、吳光新長江上游司令部以及擁皖各省軍等。屬於直系的部隊計有中央陸軍第1、第2、第3、第6、第8、第11、第12、第16、第18、第19、第20師及擁直各省軍等。

這麼一說,似乎當時的軍隊非屬直即屬皖,實際上有的很牽強,有的前後屬性有改變,有的尚在搖擺中。就皖軍來說,就有許多是臨時依附或者僅僅在隸屬關係上受其指揮的部隊。第9、第13師都是京畿衛戍部隊,第15師則系原馮國璋的親兵師,這3個師都只是因駐在北京,從隸屬關係上受其節制而已,與段並沒有太多的關係。駐山東之第5師原本是皖系基本部隊,但此時的態度並不特別鮮明,實際上與中立差不了多少。張敬堯第7師和吳光新長江上游部隊倒是老段的真心擁護者,但此時已經基本瓦解,有名無實了。至於陝西陳樹藩和福建李厚基的省軍,距主戰場既遠,實力又有限,自顧已經不暇,也根本算不上主力。倪嗣沖安武軍、薑桂題毅軍都是舊式軍隊,用於治安剿匪也許能行,與新式軍隊相抗則不是一個級別。這樣算下來,則皖系基本部隊就僅有駐於浙滬之陳樂山第4師、盧永祥第10師和參戰軍第1、第2、第3師等5個師以及徐樹錚西北邊防軍若干混成旅了。

直系因沒有控制中央政權,其所有部隊並非因隸屬關係強行列入,而是本著共同的反皖目標集合到一起的,是一個軍隊同盟。在這個同盟軍中,依反皖積極性和所能發揮的作用,又可以分成兩類。直、蘇、鄂、贛四省督軍所轄之第2、第3、第6、第12、第18等5個師應是中堅、主力,其他則是反皖不太積極也不太穩定的,只能算作外圍部隊。值得重視的是上述四督所新編的省軍,有的並不弱,特別是直隸省軍的幾個混成旅,不論其反皖積極性,還是戰鬥力,都不遜於某些陸軍師。

皖系基本部隊中,以第4師成軍最早,戰鬥力最強,該師(鎮)乃清末著名的北洋六鎮之一,在鎮壓辛亥革命中曾參加漢口進攻作戰,1913年參加對蒙作戰,同年二次革命時參加對上海、南京進攻作戰,有相當多的實戰經驗。第10師次之,該師於護國戰爭時期進駐上海,但沒打仗,只是以戰鬥行軍的姿態進入,故沒有實戰經歷,只是因處於淞滬那樣複雜的環境之中,部隊的訓練應該不會差。參戰軍3個師和西北邊防軍4個混成旅裝備精良,訓練的也不錯,但都是新成師旅,毫無實戰經驗。

1920年,直皖戰爭戰前實力對比

直軍主力5個師中,其中的第2、第3、第6師均為北洋六鎮之屬,從鎮壓辛亥革命的武昌戰役,到二次革命徵贛、到護國戰爭徵川、到護法戰爭徵湘,大凡北洋軍與南軍打仗,幾乎無役不與,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實戰經驗,鍛鍊了部隊頑強的作風。特別是護法戰爭中第二次攻湘作戰,吳佩孚率第3師及直軍3個混成旅於羊樓司大敗聯軍,成為近代戰史之經典戰例,更使第3師成為當時中國最能戰鬥的部隊。第2師(鎮)徵鄂之戰、第6師徵贛之戰,也都打的相當出色。第12、第18師成軍較晚,參戰經歷亦不多,應略遜色於第2、第3、第6師。

總的來看,兩軍基本部隊的編制和裝備大體是一致的,訓練的程度也應該沒什麼差別,在裝備上,參戰軍可能更強一些。但除第4師以外,皖軍另四個師的實戰能力卻遠遜於直軍各師。

再看直皖戰爭中雙方參戰部隊的情況。皖軍投入主戰場的有參戰軍第1、第3師、中央陸軍第9、第13、第15等5個師另1(2)個混成旅。直軍投入主戰場的有第3師1個師另3(4)個混成旅和1個新編旅。

單從參戰部隊番號上看,似乎皖軍要遠強於直軍,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我們來看一看雙方軍隊的實力:先看皖軍,曲同豐參戰軍第1師、陳文運參戰軍第3師,每師11000人,魏宗瀚第9師僅6000人,李進才第13師、劉詢第16師都各是8000人,宋子揚混成旅8000人。再看直軍,吳佩孚第3師11000人,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曹鍈等直隸混成旅,每旅各8000人,彭壽莘新編旅6000人。從參戰實力上看,雙方基本對等。

從雙方參戰部隊戰鬥力來看,對比就懸殊了。皖軍投入主戰場的部隊,參戰軍兩個師都是新編的,戰鬥力是否形成還很難說。至於京畿兩個師,都是在京門臉子站崗做秀用的,平時養尊處優慣了,大概壓根也沒想到過打仗,也壓根就沒有打過仗,其戰鬥力是可想而知了。第15師於成師之前的第5混成旅時期曾參加徵寧之役,算是皖軍參戰5個師中唯一經過戰火洗禮的部隊,如果願意打的話,大概還可以打一下。

直軍投入主戰場的第3師和省軍王承斌、蕭耀南、閻相文等混成旅,卻全是剛剛從湖南北撤歸來又都是在羊樓司大捷中打出了威風的百戰雄師,其戰鬥力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一流的。唯一的例外是負責東線作戰的曹鍈第4混成旅。該旅乃曹家子弟兵,許多軍官要麼是大帥的親戚子侄,要麼是七爺的嫖友賭友,有“茶壺隊”之稱,部隊的作風、紀律、戰鬥力等都異於直軍其他部隊,是直軍中的另類,也是戰鬥力很弱的一支。

從雙方軍隊的士氣來看,對比也十分的明顯。皖軍參戰之第9、第13、第15等師既不是皖軍嫡系,自然不願意為安福打仗,這是很明顯的。參戰軍兩個師是段一手締造,按理說應該為段效命,但該軍官兵對於這種內戰卻並不想打,尤其不願意跟直軍打。徐樹錚也知道官兵這種心理,所以一直到開戰在即了,仍對作戰的對象與任務秘而不宣,這便與直軍積極的思想發動與戰鬥動員相差了許多,其對於官兵士氣的影響顯然是十分不利的。

直軍的情況大異於皖軍,其參戰的幾個混成旅都是第3師所繁殖,沒有絲毫雜色,可保軍令貫徹無虞。官兵久離故鄉為安福系打仗,本來就有怨氣,而歷盡艱辛打下的地盤卻先一個傅良佐再一個張敬堯再一個吳光新,全讓皖系的人給佔了,負出那麼多的流血犧牲卻一點好處也沒澇著,於是都對安福繫懷著滿腔的忿恨,是為哀軍。加之此時又是得勝還鄉,乘戰勝餘威,故而官兵鬥志昂揚,士氣十分高漲。

對比雙方投入的軍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直軍投入的可算是最能打也最想打的部隊,而皖軍投入的卻是最不能打也根本不願打的部隊。

1920年,直皖戰爭戰前實力對比


四、雙方政治態勢的對比

在當時,皖系當朝,直系在野,當朝者揹負了太多的包袱,而在野者卻可以“站著說話不腰疼”。在許多政治問題上,直皖都大唱反調。皖系仇視西南勢力,主張武力統一,直系則與西南方面多有接觸,主張和平統一,故而西南政治軍事勢力對直皖兩系的態度十分的鮮明,在全國都在企望和平的背景下,給皖系造成相當的被動而對直系則有很大助益。在對待五四運動的問題上,皖系力主鎮壓,直系則給予支持。特別是在湖南,兩系形成的反差最大。張敬堯第7師對遊行請願的學生使用的是刺刀和馬鞭,而同駐湖南的吳佩孚第3師對學生卻採取了禮讓和歡迎的態度,對請願的學生管吃管住,吳還親身接待請願學生,發表與學生的立場完全相同的演講,贏得“愛國將軍”美譽。對比之下,雙方在輿論上所獲得的支持與反對也就不言而喻了。還有山東問題和西原借款問題,還有那個臭名昭著的安福俱樂部,都給皖系引來全國一致聲討,直系則抓住這些猛烈攻擊,又正好迎合了全國民眾的呼聲。所有這一切,都讓直系在政治上佔了絕對的上風而制皖繫於被動,給雙方在軍事上造成極大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爭的勝敗。


這就是開戰之前直軍、皖軍的對比。用事後諸葛亮來看直皖戰爭,則仗還沒打,勝負實際上便已見了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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