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大清帝国，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非京城独有。在上海，郑观应在1890年看到的是：“上海租界的街道宽阔、平坦、干净。一旦进入中国领土，就肮脏不堪了。不是牛粪马尿，就是垃圾污水臭泥，到处都是大小便。患疮和疾病的人无处可去，虽然他们倒在地上呻吟着，但人们只是冷漠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过。可以看出，政府部门的失职，有钱人的为富不仁，这也难怪被外国人欺侮了。”
在山东营口，俄罗斯人强迫中国公民用手清理大便，导致激烈冲突。1902年，《大公报》发表文章，打抱不平说：“查街管理卫生的俄军士兵，经常看到道上路旁、墙下拐角处，都会留下粪便，他们拒绝使用铁锹来清除，经常强迫人用手把粪便移开，深结民怨。在那之后，有一人被强迫去拿粪便，突然，中国人手里拿着粪，丢了俄罗斯士兵一脸，就跑了。”俄罗斯士兵强迫当地民众将粪便握在手中，而中国人则将粪便扔在俄罗斯士兵脸上，导致冲突。根据文章的语气，作者对俄罗斯士兵的仇恨远远超过了他对中国人排便的厌恶。
在山海关，正如《大公报》所报道的，1905年禁随地大小便后，人们经常抱怨生活的不方便：“舆情沸沸。所有胡同都是居民，远离厕所，不允许随意小便，没有公厕……”
在天津，王锡彤在1898年的印象是：“道路的污秽，街巷的狭窄都是不敢想象的。”“据说在1900年以前是厦门以外中国最脏的城市，”美国人阿灵顿说。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和北京，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局部随地大小便。这种全市性的禁令只有武力威慑的支持才能推行。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局的英国负责人曾看到“另一个国家的人为了宣扬自己的清洁信条，在公共场合开枪射杀当众小便的人”。
联军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如此。天津文化界人士储仁逊曾亲眼目睹一名外国士兵发现一名十几岁的中国少年随地大便后，用刺刀威胁少年，用双手将大便捧到到指定地点。
遗憾的是，回京后的清政府无意继承八国集团留下的公厕。与需要政府掏钱的公厕相比，他们更喜欢联军留下的维持公共秩序的巡逻系统，以及道路两侧居民资助和维护的路灯系统和洒扫系统，因为这些不要清廷再掏钱了嘛。
在天津，盟军撤离后负责接收的袁世凯保留了官厕，但这种官厕与公厕不一样。据储仁逊说，大便需要五文，小便需要两文，袁世凯可是真会赚钱啊。1902年，据《大公报》报道，盟军离开天津后：“外国官员掌权时，街道非常干净。1904年，大公报还报道说：“行人（天津市）可以随意在街上小便，没有人禁止。”天津卫又与往常一样，成了个大厕所了。
18世纪60年代，奉命出国的张德彝、志刚等，曾见过巴黎的“干净无尘”、英国的“常洗、极干净”的厕所；18世纪70年代，奉命出国考察的李圭、刘锡鸿，曾见过伦敦的“干净无垢”、东京的“河渠清广、畅通道路，不停地洗，一点都不脏”。。。但在清末所有新的政策措施中，公厕却一直缺位。即使八国集团联军在北京实施公厕制度，清政府也无意继承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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