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是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
韦小宝是小说的主人公，他一反金庸以往的风格，不似令狐冲那样豪放不羁，虽然他也挺重义气，但那是在不掉脑袋的情况下；也不像杨过那样英俊潇洒，迷倒万千少女，但也说不上有多丑；更不像袁承志那样出身名门，他出生在妓院，根本不知父亲是何许人也；当然，他更没有郭靖的精忠报国之志，也无陈家洛的高强武艺……
与金庸小说中的众多男主角相比，韦小宝简直不值一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金庸却给他赋予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鹿”是“逐鹿中原”的“鹿”，“鼎”是“问鼎”的“鼎”，因此，从名字上看，这部小说和政治、权力斗争紧密相关。
康熙除鳌拜，他是功臣；保护顺治，有他的份；擒拿吴三桂，他功不可没；签《尼布楚条约》，他是主帅……好像康熙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如果是别人，我们也许会理解，但像他这样一个大字不识几个、不学无术的市井无赖，就让人觉得有些啼笑皆非了。因为这些历史事件都是很严肃的史实，在金庸笔下，有了韦小宝的参与，一切都显得那么好笑。
韦小宝何其幸运，人家一不小心就成为了人生赢家。感觉啥好事都能让他碰上，什么贵人都能让他遇上，什么美女都能成为他的老婆，简直活成了广大男同胞心中的样子。
如果他的命大多半归功于他的灵机应变，那么他的艳福齐天可真让人无法理解了。段正淳招女人喜欢，是因为人家颜值高，出身好，并且十分了解女人的心思，韦小宝是哪一样都不占。但连洪夫人和阿珂这样的大美女也终于心甘情愿跟着他。或许，在韦小宝的夫人们的心中，韦小宝的重义气、广交朋友、聪明调皮、从不死板让他看起来像个男子汉，进而连他的无赖作风也变得可爱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这部小说如此细说历史，看似荒诞，但细细品读的话，我们会发现，作品中蕴含着金庸的个人独到的历史观。
“鹿”被喻为人民群众，小说表面上写的是韦小宝，其实是写以韦小宝为代表的普通大众们。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照金庸演绎的清初历史看，如果没有韦小宝这个功臣，康熙是绝对办不成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大事的，说不定他的江山都难保。这看似可笑至极，但细想来，少数精英固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历史的前进步伐却少不了像韦小宝这样的普通大众的推动。
在《鹿鼎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金庸小说的风格已大大不同于早期的作品《书剑恩仇录》。如果说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安排陈家洛成为反清英雄，可以看出他深受传统历史观的影响，即汉族统治时期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其他如北魏、元朝、清朝都属于异族统治；那么在《鹿鼎记》中，他的历史观则有了新的发展。
何以见得呢？
首先，韦小宝的父亲不知姓甚名谁，更不知是满族，是汉族，亦或是其他民族。
其次，韦小宝与皇帝是童角之交，内心并无反他之意。相反，他内心极为认可这位皇帝的统治。
韦小宝生来胸无大志，根本就无追名逐利之心。更何谈如陈家洛一般成为反清志士。他不仅不去反抗清政府，还为康熙完成除鳌拜、擒吴三桂等大事立下汗马功劳。功成名就后他也不贪恋权力，而是选择携一众妻妾归隐江湖，做一个自在的活神仙。
由此可见，在《鹿鼎记》中，金庸已经认同少数民族并非不开化的蛮夷之族，而是和汉族一样，同属于中华民族。而北魏、元朝、清朝也只是少数派执政，算不上异族统治。
谈起小说的创作缘起，金庸说：“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金庸的这段话正是他独到史观的最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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