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隆兴和议”签订后，持续近四年的宋金战争终于彻底结束。宋孝宗也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想要“匡复宋室”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对于北伐失败以及签订和约，宋孝宗并不甘心，当初的那团火并没有熄灭，只是少了点野性。他不得不承认，以本国现在的情况，是绝不可能打败金朝，收复旧土的。
怎么办？宋孝宗决定先从内部着手，一步一步发展经济军事实力，这样才能有资本和金朝斗。而在对外方针上，宋孝宗学聪明了，他决定先不打草惊蛇，摆出一副低姿态，以免引发冲突。
于是，宋孝宗的下一步计划开始了——重整旗鼓欲雪前耻。
频频出手稳定政局
- 改年号
和约签订后，宋孝宗又是先从年号上“下手”，改“隆兴”为“乾道”。当初，宋孝宗踌躇满志，一上位就想“中兴”，现在看清形势以后，决定先稳扎稳打，慢慢发展。而且，“乾道”不光是给国人看的，也是给宿敌金人看的，其目的就是稳定双方情绪。
- 与金朝“重修于好”，稳定边境秩序
其一，为了北伐，宋孝宗设立一系列军事机构，如“江淮都督府”、“河东招讨司”等等。如果这些机构不撤，难免会给金人一种“随时再战”的感觉。所以，为了稳定局势，宋孝宗下令撤销。
其二，连年的战争令边境地区百姓叫苦不迭。尤其是两淮地区，许多地方甚至沦落成废墟，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古来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是百姓生活不好，宋孝宗这位子能坐稳吗？于是，他连续下达几道政令——1.免除边境地区一切杂税；2.令地方官员“劝民种桑赏格”，督促官员鼓励百姓重建家园；3.令地方驻军帮助百姓屯田。同时，由于宋金重开和局，宋孝宗也着令恢复双方贸易往来。
其三，在1164年金兵南下时，大批南宋边境将领不思为国，反而畏敌如虎，纷纷弃城南逃。在战时，孝宗无暇顾及，和约签订后，孝宗立马下旨彻查这些“临阵脱逃者”。如辅将孔福，因弃城南逃，被孝宗下令斩首。其余人纵使逃过死劫，也难逃被革职发配边疆的命运。
孝宗处置这些庸将，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孝宗并不能“慧眼识英雄”，之后还是有不少佞臣（如王抃等人）被重用。很多忠直大臣看不下去，上书劝谏，可孝宗终是不听。
- 确立皇储
太子乃国本，关乎一朝兴衰，高宗久未立皇储就引起了朝臣们的纷争。和议后，在大臣们的进言下，高宗也开始着手册立继承人。孝宗不同于高宗，生育能力还算不错。孝宗嫡妻郭氏就为孝宗诞下五子（四男一女），而其中四子及幼女皆早亡不论。
尽管出了“皇嫡孙”的风波，孝宗还是确立嫡长子赵愭为皇太子。史料上关于赵愭的记载并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太子是个当皇帝的好苗子，高宗和孝宗都十分看好他(不过很可惜，这个太子英年早逝，接替他的是一个“不孝子”光宗)。
困境重重
正当孝宗处理完隆兴北伐的余绪，准备从内政下手发展国力时，他却发现国内的情况远比他想象的严重。
- 士大夫多浮华，不务正业，结党营私，消沉颓废
首先摆在他眼前的自然是身边人的问题了。原来一些士大夫还有着些许气节，锐意进取。可在北伐失败后，那些鼓吹“苟安”之风的人又开始活跃起来。甚至，本来是主战派的官员也开始保守起来，转换身份成为主和派。
而随“保守苟安”一同出现的，便是那盛行已久的“务虚之风”。有的人身居高位，却无所事事，每天的“工作”不是把酒言欢，就是吟歌颂舞。爱好一大把，能力与心志却全无。有的人甚至披起“佛衣道服”，每日不是谈佛理，就是论道德。百官一副超脱世俗样，如此一来，何不隐居山林，何必尸位素餐？何况这些人表面上自命清高，背后里还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勾当，时人陈亮曾尖锐地批评：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
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均不言国事，耻于谈论关于民生的财政大事，尤其是农事。在1166年，司农少卿一职空缺，孝宗任命进士出身的莫子济充任。本来没什么毛病，然而这一调任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都认为让莫子济去管农事是对士大夫的巨大侮辱。
孝宗听闻后，无不感慨：
近士大夫均耻言农事，农事乃国之根本，士大夫好高谈阔论而不务实，却耻言之。
不仅如此，一些不务正业的官员还看不起那些干实事的官员，一看见有人出头，就立马群起而攻之。由此，这些人形成了一个个小集团。一个人出事不怕，背后的势力总会扶他一把。
大臣陈俊卿曾提醒孝宗：
若长此风，鉴司定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县官。
而且，“务虚之风”与“结党营私”这两种风气，已然渗透到整个大宋王朝，无论是京城还是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孝宗一度想扭转战局，却奈何屡禁不止。
- 财政困难
南宋自定都临安以来，财政状况就不容乐观。朝廷虽然多次增加赋税，但还是入不敷出。绍兴三十一年，户部入不抵支达400万缗，北伐后更是高达600万缗。
1.官员的俸禄及支出
高宗南渡建立南宋后，国土锐减到原来的68%，这就造成了每年应举人数的减少。然而，高宗为了笼络人心，将原来每次录取300人左右提高到巅峰时的近500人。
北宋主任官可以享受荫补，但人数有限只有一两人。到了南宋，不仅高级官员有此权利，低级官员也跟着沾光有了特权，人数也增长到四五人甚至更多。同时，各级官员还可以向朝廷推荐没有任何资历的平民为官。而且，只要没有贪赃枉法的案底，他们都可以同其他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晋升。
官员晋升的职位暂无或已满怎么办？那就现成加一个或是多人任一职！
在这种情况下，京官人数一度暴增，拿一组数据作为对比：
仁宗时期（天圣年）不满2000人，北宋末期有2700人，而到了乾道中期（孝宗时）竟有3、4000人之巨。
再拿一组数据做对比：
元丰年间（1078——1085年）每月官员俸禄有36万缗，而高宗时有80万缗，再到孝宗时就过了百万，最高峰甚至到达了120万缗。
2.军费支出
其实军费的问题，在高宗时就有所体现，不过到了孝宗朝更为严峻。孝宗即位以后，力图北伐，因此大力扩兵（从30万到40万）。
40万大军，每人每年花费200缗，算下来军费每年就高达8000万缗。然而，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仅有6530万元（这还是最多时）。
要是这些钱都花在军队建设上，那也就罢了，至少可以增强军力，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哪个地方的军官都会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而且军官人数冗繁。四川宣抚司统兵7万余人，但每个军官平摊下来统兵还不到4人，可见军官机构之繁复。
3.无谓的犒赏
这些犒赏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军士，二是百官，而且几乎集中在祭祀之时。军队每次受赏2、300万缗，而各类官员等又受赏过百万，如此一算又是巨大的开支。
除上述三点外，还有财政管理的混乱、高宗敛财、宗室支出等等。而且，京城尚是如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能好到哪去？
- 民乱
之前就已经说到南宋政府的财政困难，由此产生大量赤字，朝廷是如何解决的呢？提高税收。
孝宗十分想抑制苛捐杂税，然而现实却告诉他不能。为了填补财政赤字，孝宗给建康、临安、镇江三地下达命令——年收商税至少2400万缗，比高宗时还要多400万。
官方命令下达后，各地官员纷纷“弹冠相庆”，因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横征暴敛了。奸商与官员勾结去压榨其他商人以及百姓的事屡见不鲜，百姓由此穷上加穷。连饭都吃不上，岂不是官逼民反？
虽然乾道初风起云涌的起义被镇压，但这毫无疑问给了孝宗一个警醒——若国不强不富，就别谈收复故土。
- 老将凋零，贤臣难寻
孝宗本来就被内政所困，然而贤臣尽失又给了他当头一棒。陈康伯一直主张坚持抗金，自绍兴末年入相以来，深受朝野拥戴。此前北伐失陈康伯败被主和派攻击，而后赋闲回家。乾道元年孝宗又重新启用陈康伯为相，而此时他已69岁，而且疾病缠身。
在接到命令后，陈康伯还是抱病入朝。然而，由于过度劳累，陈康伯当天回家就病情加剧，不久便离开人世。接着，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王刚中，抗金名将张焘、同安郡王杨存中，新安郡王吴璘也相继去世。
自陈康伯去世以后，相位一直空缺，孝宗本来欲立虞允文为相。不过在看到金朝来使颇为傲慢后，虞允文竟然要求处死使者，这又让孝宗觉得其不够稳重。之后洪适拜相，但能力又不足，遭到很多大臣弹劾，孝宗也不满意。洪适也有自知之明，没过三个月，他就辞职而去。
如此种种，相位之争一直持续了很久。尤其是主战主和两派时常起争执，这又让孝宗头疼不已。不光是贤臣难寻，孝宗自身也没有识人之能，例子就是“龙、曾事件”以及“张说风波”。
重整旗鼓
尽管困难重重，孝宗还是没有选择放弃，反而更有斗志。于是乎，他又展开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
- 民生上
北伐失败后，孝宗就下达了诸多政令以缓解边境“灾情”。然而，政策的提出以及实施可不是一回事，事实也确实佐证了这一点。有的人根本不予理睬，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有的人为了完成任务，谎报实情，粉饰太平；更有甚者，借着朝廷援粮或是乱下指令，以此来牟利。
基于此，孝宗又不得不下令严禁以上行为并给予犯法者以严惩。 同时，孝宗又在着手建立新的常备救荒制度（原有的义仓、常平仓等积弊重重）。而后，孝宗发现社仓（由百姓掌管）的便于监督性以及可靠性。在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后，孝宗终于把“社仓法”这项利于民生的制度推行至全国。尽管之后还是有舞弊现象，但在刚开始的几年确实对缓解灾情有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孝宗还着手废除或是逐步放宽那些“害民”的制度，比如“和籴”（本是北宋年以市价收购粮草的制度，然而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勒索）和“盐钞”（本来是北宋政府为了管控食盐市场实行的专卖制度，却不料被官员利用，甚至官商勾结以谋暴利）。
- 政治上
其实在隆兴年间，孝宗就有整顿吏治的举措，然而收效不大。乾道年后，孝宗开始从多个方面下手，以求彻底解决官场吏治的问题。
1.裁撤冗官
在这一方面孝宗有三次行动：
第一次：乾道元年，针对许多官员私带属吏，造成人浮于事的情况，孝宗下令“权摄使臣及额外人吏”。
第二次：乾道三年，针对“将多兵少”，军队之中官员泛滥的情况，孝宗下令裁减“三衙”（殿司、马司、步司）官属。
第三次：乾道六年，孝宗决定来一次“大裁员”。通过精简，朝廷各部官员人数基本达到北宋年间的水平，有的还有所减少。比如吏部，尚书属员在北宋年间有46人，绍兴年间增长到近100人，精简后与北宋年间持平。再如兵部尚书属吏，北宋年间有47人，精简后只有30人。
2.控制入仕人数，严选官员
宋朝为了优待文武官员，允许“荫补”。前文也说了，北宋初年的规矩是只有高级官员才有资格，而且只允许一两人。然而，在绍兴年间，这种笼络官员的行为却迎来了恶性的发展。
而“任子法”牵涉人数众多，触碰了官员自身的利益，每当孝宗想要对此改革时，都会引发一阵无休止的讨论。最后，孝宗也不得不妥协，改以
任子补阙为官，必须经过吏部的考试和审核，凡未经考试或考核不合格者，一律不准差遣，即便时降级补授文学教授之类的闲散职位，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孝宗也对“荐举制”进行了改革。原来官员推荐人员必须得是“选人”（宋代文臣寄禄官，有职位有待遇，却没有实际职事），而且也不是经常进行。然而到了北宋末年以及南宋初年，“荐举”竟成了每年一次，而且对象也改成了“白身人”（没当过官，也没参加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
针对以上情况，孝宗实行规定：控制人数（每年仅100人，多则补至下一年，少则任其少），严格考核其能力，实行“连坐制”（即推荐人对被推荐人负责，若被推荐人犯法，推荐人一同获罪）。
3.端正吏风
之前也说到，宋朝“务虚之风”以及“朋党之风”横行已久，要想彻底改变吏治就必须同时纠正以上两种风气。
对此，他一再强调：
诸路监司，今后分上下半年依条巡按，询访民间疾苦，纠察贪堕不职官吏，仍具请实以闻。如敢依前纵容公吏等乞觅骚扰，当置重典。
孝宗不光对官员循循善诱，还以身作则。“凡军国政事，事无大小，悉以闻之。”这就是孝宗的真实写照。他也曾打趣道，“朕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
为了彻底缓解以上种种乱象，孝宗主要从三方面下手：
（一）强调升官的“真理”：唯有真才实学，唯有出色的政绩；
（二）严格考核官员能力，他于乾道二年下令：“风绩有闻，优与增秩；所莅无忧，罚之无赦”。
（三）严格考核官员资历，杜绝“重京官而轻地方官”的现象，推出“磨练期”。
- 经济上
之前孝宗为缓解财政状况，着令大肆增加商税，然而这一举措却引起了民乱。孝宗意识到这么做不行，便计划寻找其他方法。
和现在许多国家缓解经济危机的做法一样，宋孝宗也采取了增发纸币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增发纸币确实缓解了财政上的不足，然而发行货币量暴增的后果也可想而知。例如东南会子1000，实际只值750，贬值25%；湖北会子更严重，1000实际价值只有500，贬值50%！之后，孝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拿出库银予以整顿。
接着，孝宗还开始出售官田以及稳定赋税。官田其实历朝历代都有，宋朝也不例外。本来经过国家经营，官田也应该会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兴元府官田岁入租粮9673石，而支出竟然有11440石。
这种情况多是一些豪强贵族收了好田不交租，然而却给那些贫民以薄田造成的。既然官田经营不善，短时间内也难以纠正，宋朝政府就开始着手出售，而到了孝宗朝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淳熙(乾道之后)年间，官府出售的官田就达到了700万亩，对缓解财政赤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南宋立国以来财政收入一直在增加，由最初的不足1000万缗增长到了乾道初年的5500万缗。但是宋朝的财政却一直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就是支出太过不合理，管理体制过于混乱。
孝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主要采取了两步计划来增收补缺：一是统一财政管理，二是建立支出账目审报制度。客观来讲，孝宗的这两步计划若能贯彻实施，南宋政府绝对不愁没钱花。
然而又由于当时耻于理财以及贪腐泛滥的风气，这些计划都流产了。不过，纵使是个“半成品”，南宋的财政也因此得到了不少改观，也为南宋日后经济的繁华打下了基础。
- 军事上
从乾道三年起，那个不服输的孝宗又回来了。当初，他是多么的豪情壮志，却不料因为准备太过仓促，导致大败。他绝不甘心北伐就这样结束了，也绝不愿意做一个守成之君。
现在，国内的民生政治经济渐趋于稳定，孝宗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跳动。没错，他想北伐！然而这一次，他并不着急。兴许是吸取了之前失败的经验，孝宗决定稳扎稳打，在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逐步扩充军事实力。
在1166年至1170年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孝宗总共进行了三次阅兵，意图就是为了表示自己不甘偏安，勇于收复故土的决心。而通过这几次阅兵，孝宗也充分了解了国家的军事实力，意识到南宋的军队并非一无是处，这也增强了他恢复故土的信心。同时，南宋上下无论是军人大臣还是百姓都为之一振，士气大增。
其次，要想北伐不光得要有好兵，还得有良将。然而，在之前国内一片偏安的气氛中，再加上宋朝一直“重文轻武”的传统，国人均耻于尚武。针对这种情况，孝宗着令兴办武学，同时提高武将的地位。接着，他还对军队中“以资升迁”而不是“以能力升迁”，或者是“任人唯亲”的情况予以整顿。
最后，孝宗还身体力行，带着大臣以及皇子们一同练武。纵使在弓箭以及骑马的练习中多次受伤，孝宗也觉得无所谓。而大臣们多次劝谏，而孝宗却说“朕正以仇耻未雪，不欲以自逸尔！”
北伐计划流产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孝宗也密切关注金朝的动态。在乾道中期，金朝出现了“连年受灾”的情况，孝宗大喜，以为机会来了。
同时，他也为了防止金人为转移国内矛盾悍然发动南侵，在边境修茸以及修建了许多战略城池。1169年，孝宗多次会见前线指挥官，并颁布十一项军政条令以严肃军纪。
同年底，他又启用了主战派老将李显忠和成闵。6月，他又把主战派虞允文调回京城，任命其为枢密使(主管全国军事大权)以及右相。可以看到，孝宗几乎是无条件信任主战派的虞允文，意图是什么？开战。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孝宗着令前线立马进入战备状态，同时招兵买马，举国之所能打造武器装备。为了保质保量，孝宗不仅命令一批又一批钦差大臣去检查，他自己也多次检阅军队。
然而，孝宗还是想得太简单了。他看遍朝中大臣，发现能当北伐大任的，竟也只有虞允文一人。其他人不是能力不够，就是主和派。
真应了刘一清的那句话:
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
不过好在还有虞允文，孝宗还是没有放弃。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剑指中原时，一个噩耗传来了——虞允文去世，此时距他赴任不过一年余。
此时，纵使孝宗再想北伐，朝中也没有称得上“回声”的“回声”了。“顶梁柱”倒下，酝酿多年的北伐计划也随之化成泡影。
稳扎稳打，创造“盛世”
孝宗放弃了，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军事边防，反而多次下达命令，要求驻军加强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孝宗听到高宗“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坚忍，终于有成而已”的话也不觉得刺耳了。
这时候的他，已经接受了现实，不再一味谋求北伐，转而发展国内。
孝宗曾说，自己这辈子就想干两件事，一是收复中原，二是改变国弱民贫的局面。第一件事他已然觉得没希望了，就转而投入到第二件事上。
在国内秩序稳定以及孝宗的努力下，南方各地的经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在农业方面:有如“周遭圩岸缭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处，翠茸锦上织黄云”的圩田之兴，也有“层层梯田缘山顶，翠绿禾苗映白云”的梯田之盛。“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也由此流传。
在商业方面:城市经济全面恢复，甚至超过了北宋时的水平，“商人云集”、“万民辐辏”、“百货聚汇”，繁华程度可想而知。
农村集镇也在此时兴起发展，“晓市众果集，枇杷盛满箱。梅施一点赤，杏染十分黄。青李下待暑，木瓜宁论霜。”这就是当时盛容市集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海外贸易也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有如“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又如“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
而在其他方面如教育、政治、文化也迎来了不错的发展，总得来说，孝宗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算的上是南宋王朝的鼎盛期，史称“乾淳之治”。
总结
总的来说，宋孝宗是南宋王朝少有的“不甘偏安”的君主，也是比较励精图治的皇帝。在统治时期，孝宗力行节俭，勤政爱民，也有一番兴复之志。然而，现实却给他泼了很多盆冷水。错综复杂的局面，令他几乎无从下手。不过，凭着满腔为国为民的热血，他还是不畏困难砥砺前行，无论是改革还是北伐。
然而，孝宗也不是没有缺点。他虽然勤政却又不擅长处理政事，虽然事无巨细却总是显得有些“只拘小节”。他鼓励官员进谏，却未能调动大臣从政的积极性。他专门写出了《用人论》，却未能言行一致任用贤才，当然这跟当时的环境(良臣实少)也分不开。
说到底，孝宗实在是个悲情的君王。
自从以偏支入继皇室以来，他目睹了国家的破败与腐朽，非常想改变现状却又有心无力。
孝宗是封建王朝历史上少有的孝子，而高宗对他也可谓情真意切，可他却养了个不孝子光宗(晚年禅让)。
大业未成，儿子不孝，重华宫里，也只剩老人的一声长叹。
《宋孝宗传》、《宋高宗传》、《宋帝列传》、《悲情的盛世》、《皇帝列传·宋孝宗》、《这就是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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