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 武帝劉徹，在我國曆史上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到其晚年，崇信方術，造承露盤等以求長生不老，又任用江充，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太子劉據和衛皇后，受株連者數萬人。經濟上，由於漢武帝連年對外用兵和肆意揮霍，國庫空虛，民眾不堪壓迫，發動暴亂。軍事上，漢朝也遭受挫敗。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劉屈犛與李廣利合謀立昌邑王劉髆為太子。後劉屈犛被腰斬，李廣利妻被下獄。李廣利聞訊恐遭禍，欲再擊匈奴取得勝利，以期漢武帝饒其不死。但之後兵敗，李廣利只得投降匈奴。種種打擊，使劉徹心灰意冷。
朝臣看到武帝對發展農業予以極大關注時，搜慄都尉桑弘羊就和丞相、御史大夫一起向武帝上書，建議開發輪臺的土地（今新疆輪臺縣），這要放在以前，武帝一定欣然聽從，但此時武帝已經深深後悔自己以往的行為，不願再給百姓增加負擔。他覺得開墾土地固然很好，但輪臺離長安8000多里，要調發兵卒，動員百姓，到那裡開荒，少不得又出現家庭離散，軍士遠征的局面，這和過去調兵打仗沒什麼分別。於是武帝沒有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議，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和決心，他鄭重其事地下了道長長的詔書，就是著名的《輪臺詔書》，詔書全文如下：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在《輪臺詔書》中，武帝對自己以往的征伐事業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表示了沉痛地懺悔，指出輪臺屯田雖非征伐，但要耗費巨資，擾害百姓。兩者性質一樣。武帝還通過征伐匈奴前種種迷信行為的批判，徹底否定了方士之言，巫盅之說，又是一次深刻地自我解剖。他明確宣佈再不要聽到類似輪臺屯田擾害百姓一類的建議了，提出當前主要任務是禁止嚴刑暴政，取消苛捐雜稅，努力發展農業生產，給百姓以休養生息之機。取消不必要的軍事行動，只要獎勵養馬保持武備力量即可。《輪臺詔》對西漢王朝的鞏固和發展有不同凡響的劃時代意義，它也是漢武帝晚年統治思想的一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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