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與沂蒙兵學-焦子棟
（蘭陵後學 焦子棟）
戰國時期，七雄爭霸，戰事不斷，諸侯之間的戰爭規模越打越大，次數越來越頻繁，戰爭成為時代發展的重心，軍事和國防對於國家命運至關重要。荀子從 “以禮義治國”的最高原則出發，認為“以禮義治軍”亦是軍事與國防的最高原則。“禮義”的根本就是維護好與實現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處理不好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政權就會被推翻，國家就會滅亡，天下就會大亂。故荀子講“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王制》）
荀子兵學思想是儒家第一部比較完備的軍事理論體系，集中體現在他的《議兵》篇之中。荀子心中的軍隊應是王者之兵、仁義之兵。王者之兵、仁義之兵堂堂正正，不需要“權謀”與“勢詐”。“王者之兵”是“仁義之兵”與“威武之兵”的有機結合。這其實是荀子“王道霸道兼取”治國思想在兵學上的具體體現。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軍隊就可能成為“虎狼之師”，危害天下；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後盾，“仁義之師”也會徒有虛名，很難做到“禁暴除害。”
“彼兵者，所以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王制》）這裡既是荀子“禮義治軍”最高軍事原則為指導，建設“仁義之兵”的具體要求，亦是對“止戈為武”（《左傳》）“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兵法》）等兵學思想的傳承與弘揚。
荀子認為“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要“壹民、附民”，就必須“隆禮”“貴義”“好士”“愛民”“政令信”“賞重”“刑威”“權出一”，才能“上下一心，三軍同力”，進而“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是對儒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基本治國理念的繼承與發展。
荀子還論及具體的戰略戰術原則——六術、五權、三至、五無壙。
“六術”——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臧（同“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 （《議兵》）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制度、號召、政策、命令，必須嚴肅而有威勢；獎賞刑罰，必須堅決實行而有信用；軍隊駐紮的營壘和收藏物資的軍庫，必須周密而堅固；轉移、發動、進攻、撤退，既要安全而穩重，又要緊張而迅速；偵探敵情、觀察其變動，既要隱蔽而深入，又要多方比較而反覆檢驗；應對敵人進行決戰，一定要根據自己已瞭解清楚的情況去行動，不要根據自己懷疑的情況去蠻幹。”
“五權”——“無慾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同“熟”）而用財欲泰。” （《議兵》）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要只顧拼命前進而不注意休息；不要急於求勝而忽略可能造成失敗的原因；不要只對內威嚴而對外輕敵；不要只知用兵之利，而不知用兵之害；用兵方案要深思熟慮，後勤物資必須有絕對保障。”
“三至”——“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議兵》）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前敵將領對於君王的命令暫時不接受有如下三情況：寧可自己被君王所殺，也不可以使自己率領的軍隊駐紮在不利之地，也就是說要佔據有利地形；寧可自己被君王所殺，也不可以使自己率領的軍隊去打無把握取勝的戰鬥；寧可自己被君王所殺，出不可以使自己率領的軍隊去欺負老百姓，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三至”就是三條最高兵學原則。後來有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亦是從此演化而來。戰場形勢瞬息萬變，這就需要前敵將領在“戰”與“不戰”之間馬上做出應急性抉擇，否則就會貽誤戰機，或不能敗敵，或為敵所敗。
“五無壙”——敬謀無壙（同“曠”），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慎重謀劃、慎重對待軍務、慎重對待部屬官員、慎重對待士兵、慎重對待敵人。”
一、荀子對姜尚兵學思想的傳承
從宏觀上講，如果把周公的“制禮作樂”歸於“文治”，那麼就可以把姜尚的“兵權”“奇計”歸於“武功”。荀子以“禮義”為統領，這是周公、孔子的對他的影響；以“禁暴除害”為統領，這是姜尚對他的影響。
根據已有的史料證明，荀子至少三次到過齊國，前後在20年左右，其中在前278年至前265年的13年間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最為老師”，因此，荀子必然受到姜尚、管仲、司馬穰苴、孫臏等人思想的影響。況且，百家爭鳴之中必有兵家參與。
荀子把大臣劃分為四檔：“人臣之論（通“倫”）：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接著給出了“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應卒（同“猝”）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通“與”），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的判斷標準。並且認為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姜尚屬於聖臣之列：“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臣道》）足證姜尚在荀子心中地位之崇高。因為聖臣是最高境界的大臣。同時證明了姜尚的治國思想、兵學思想對荀子的影響之深。
姜尚（約前1156—前1017年），姜姓，呂氏，一名望，字子牙，別號飛熊，“東海（今山東日照沿海一帶。晉代張華《博物志》：“海曲城有東呂鄉東呂裡，太公望所出也”；《水經注·齊乘》：“莒州東百六十里有東呂鄉，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漢代“海曲”在今山東日照一帶，“莒州”今日照所轄莒縣一帶）上人”。
相傳姜尚72歲時在渭水之濱的磻溪垂釣，遇到了求賢若渴的周文王，被封為“太師”，稱“太公望”，俗稱太公（沂蒙民間俗稱“姜太公”），被周武王尊為“師尚父”。姜尚輔佐武王伐紂建立周朝，是齊國的締造者，武王克紂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勳，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說：“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也就是說姜尚中國古代兵學的鼻祖。
世傳姜尚著有《太公兵法》（又稱《六韜》）一書。《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曾有著錄曰：“《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1972年4月，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中關於《太公兵法》的就有五十多枚，證明《太公兵法》至少在西漢時已經廣泛流傳。“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儘管《太公兵法》一書不全是姜尚的親筆，但基本上反映了姜尚的兵學思想，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
1、在“政治攻勢”高於“軍事攻勢”上的傳承
《太公兵法·文韜》指出：“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
荀子《王霸》篇指出：“其法治，其佐賢，其民願，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能夠依法治國、選賢任能，上下團結一致，風俗美好，這就是不可戰勝的最強大的力量。
2、在利益驅動原則上的傳承
《太公兵法·文韜》在記述周文王向姜尚請教如何能夠贏得民心時，姜尚的回答是：“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重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樹斂焉。”
在荀子的《富國》篇中亦有類似的論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姜尚與荀子的這些觀點，總括起來就是今天所講的利益驅動。姜尚注重的是直接利益交換，荀子注重的是間接利益交換。
在具體論述如何贏得民心時，《太公兵法·文韜》講了四個“天下歸之”。
第一、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這裡是講要學會利益分享。
第二、德之所在，天下歸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這與荀子所講“兵者，禁暴除害”相一致。
第三、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這仍然是在講利益分享。
第四、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這裡繼續說明利益驅動原則的有效性，同時也提出了與荀子“人之性惡”相類的觀點——“凡人惡死而樂生”。荀子在《性惡》篇中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3、在強調：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的傳承
《太公兵法·龍韜》指出：“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
荀子《議兵》篇指出：“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
中國傳統兵學認為用兵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姜尚與荀子均持此觀點。
4、在“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上的傳承
《太公兵法·虎韜》指出：“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荀子《王霸》篇指出：“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
兩軍之戰是綜合勢力的較量，兩將臨敵之變是綜合素養的較量。這在解放戰爭時期 “魯南大捷”上體現的更為真切。天降雨雪，這是人民軍隊所戰之天時；“魯南泥濘行不得”，是言國民黨第二十六整編師及第一快速縱隊陷入走不動、爬不動的“糖稀湖”（天下雨雪，使得蘭陵古鎮北部的田野成為又粘又稠的“糖稀”）；三是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不得民心，特別是沂蒙解放區的人民大眾更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同仇敵愾。
二、荀子對左丘明兵學思想的傳承
左丘明，生卒不詳，為孔子（前551-前479年）同時代人，春秋時魯國向邑（今蘭陵縣向城鎮）人。作為中國古代史學界的傑出代表，開創編年史、國別史的的先河，運用洗煉凝重的筆法，選剪豐富翔實的史料，為中華民族留下了《春秋左氏傳》（以下簡稱《左傳》）及《國語》這兩座歷史文化寶庫。《左傳》是儒家經典“五經”或“十三經”之一。
《論語·公冶長》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以上材料證明，左丘明與孔子一樣都是儒家推崇的聖人。司馬遷稱左丘明為“魯之君子”。
漢代劉向在《別錄》中說：“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在這個師承關係中，吳起（約前440－前381年）是戰國初期軍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吳起一生歷仕魯、魏、楚三國，通曉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內政、軍事上都有極高成就。在楚國時，曾主持“吳起變法”。後因變法得罪貴族，慘遭殺害。因此，除了《左傳》本身的兵學思想，在傳授的過程必然滲透吳起的兵學思想。
1、在 “兵事不可避免”，“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上的傳承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議兵》：“兵者，禁暴除害也。”皆是講兵事不可避免。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征伐以討其不義”。《左傳·成公十五年》：“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執而討之。”
“禁暴除害”之“禁暴除害”即是“正義之戰”，為天下人帶來“暴、害”的戰爭即不義之戰。
2、在“必須以禮義為用兵之統領”上的傳承
《左傳·魯隱公十一年》：“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荀子《議兵》：“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則廢。”
3、在“兵民是勝利之本”上的傳承
《左傳·魯禧公二十八年》在晉、楚城淮之戰後，分析楚國戰敗的原因時指出：“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分析晉國之所以取勝，最根本的就是晉國的軍事行動得到了民眾的堅決支持，使“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最後得出結論：“無眾必敗”。
荀子認為“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
三、荀子對孫臏兵學思想的傳承
孫臏，出生於阿、鄄之間（今山東省菏澤市鄄城縣北），生活年代大約在公元前380年至前320年之間，著名軍事家孫武的後代。相傳孫臏與龐涓在蒙山拜以鬼谷子為號的王栩（沂蒙民間稱其為王禪老祖）為師學習兵家縱橫之術。後因在魏國受龐涓迫害遭受臏刑，所以史稱“孫臏”。後在齊國使者的幫助下投奔齊國，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輔佐齊國大將田忌兩次擊敗龐涓，取得了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勝利，奠定了齊國的霸業。著有《孫臏兵法》一書，亦稱《齊孫子》。此書先是亡佚，到了1972年4月的時候，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有關《孫臏兵法》的竹簡。這部分竹簡經專家們長期研究整理，最後確定為16篇。這16篇雖然遠非《齊孫子》的原貌，但理論價值卻十分珍貴。
1、對“天時地利人和”思想的傳承
《孫臏兵法·八陣》：“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見勝而戰，弗見而諍，此王者之將也。”
《孫臏兵法·月戰》篇：“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央（同‘殃’）。”
荀子《王霸》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
孫臏、荀子都強調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特別是得到民眾的支持，才是制勝之本。顯然荀子“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是受孫臏兵學思想的啟發。
2、對“人最為天下貴”思想的傳承
《孫臏兵法·月戰》篇：“天地之間，莫貴於人。”
荀子《王霸》篇：“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在人“最為天下貴”這一點上，荀子更是受孫臏的影響。
3、對“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思想的傳承
《孫臏兵法·八陣》篇：“險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墼（同‘擊’）死。”
荀子《議兵》篇：“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孫臏與荀子的觀點都是對孫武“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發展與創新。
4、對“和合”思想的繼承
我們先來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對著名的“田忌賽馬”故事的記述：忌（指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指孫臏）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我們再看另外一組數據：
《論語》總計21600餘字，使用“和”字8次，使用頻率為0.37‰；
《孟子》總計44900餘字，使用“和”字3次，使用頻率為0.07‰；
《荀子》三十二篇總計75100餘字，使用“和”字75次，使用頻率為1.00‰。
因此，可以看出荀子對“和”字的使用頻率要高於孔、孟兩家，這也反映出齊文化較之魯文化更具“和”的特色。關注“和”就是看問題做事情要多從整體與全局方面出發，也就是荀子反覆強調的“維齊非齊”。強調“維齊非齊”就是強調優勢互補，即著眼於整體效能的最大化，現在也叫“群體優勢”、“整合優勢”、“和合優勢”。因此，“和”字更適宜於荀子所主張的“明分使群”，也就自然導出“和（整體、全局、長遠）”與“別（不同，個體，局部，眼前）”的辯證統一。
領兵打仗是一項系統工程，兵員調動，兵器準備，糧草運送，敵我雙方態勢，天文氣象、地理交通等都是軍隊指揮員必須通盤考量的因素，怎樣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現擊敗敵人，這就要對影響戰爭的各種要素進行統籌與決斷。顯然要從整體或全局的角度進行思考。
我們知道1972年4月，在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用竹簡書寫的先秦古籍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經》《曹氏陰陽》等。在前面我們討論了姜尚兵學思想對荀子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六韜》之書進行分析。不選擇《孫子兵法》進行分析對比，是因為《孫子兵法》裡有“兵者，詭道也”的論述。荀子認為“仁者之兵”“王者之師”堂堂正正，是不可以被欺詐的。因此，本專題沒有把孫武兵學思想列入專論。
四、諸葛亮對荀子兵學思想的傳承
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號臥龍，琅琊陽都（今山東臨沂市沂南縣）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的治軍實踐的長處在於治軍和戰略謀劃，其兵學思想在《隆中對》《出師表》《將苑》均有體現。
荀子主張“隆禮重法”，他的弟子韓非、李斯又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諸葛亮儒法兼取，顯然是對荀子治國治軍思想的直接傳承。
1、在“兵者，禁暴除害”上的傳承
荀子在《議兵》篇中指出：“彼兵者，所以禁曓除害也，非爭奪也。”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指出：“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荀子與諸葛亮都志在一統天下，因為只有天下統一才能消除戰亂紛爭，進而造福天下蒼生。凡阻礙天下統一、禍害天下蒼生者即是“暴”，即是“害”，即是“姦凶”。
2、在“堅持發揮主觀能動性”上的傳承
荀子在《天論》篇中指出：“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通“右”）物之所以成？故錯（同“措”）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指出：“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諸葛亮在《將苑》中指出：“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軍國大事皆注重“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但是三者之中以發揮人的主觀努力是最主要的。即孟子所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強調的是“制天命而用”，諸葛亮強調的是“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隆中對》通篇皆是“人謀”“人為”：“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3、在“依法治軍”上的傳承
荀子之治國治軍皆主“隆禮重法”，他在：《議兵》篇中指出：“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徵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三國志·張裔傳》對諸葛亮依法治軍的論述是：“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
諸葛亮在《將苑》中指出：“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
以法治軍就是今天所講“加強紀律性，無往而不勝。” 古往今來的無數事實證明，一支軍隊只有紀律嚴明，才能在行動上步調一致，“令行禁止”才能攻必克、守必固、戰必勝。
4、在“賦予領兵統帥以應變之權”上的傳承
荀子在《議兵》篇中認為必須賦予前敵統帥三種應變之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諸葛亮在《將苑》中指出：“夫將者，人命之所縣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因此要賦予前敵統師以應變之權。諸葛亮並引用孫武、周亞夫兩位著名將領的的觀點加以證明：“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
五、何承天對荀子兵學思想的傳承
何承天(370-447年),東海郯(今山東蘭陵縣長城鎮長城村)人。南朝宋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天文學家和音律學家，博通經史。官至御史中丞。
荀子所處的時代是七國競雄，諸葛亮所處的時代是三國爭鋒。何承天所處的時代屬於南北分治時代，不論南方還是北方都欲一統天下，南北競爭在所難免。同政治、經濟競爭相比，軍事競爭猶為突出。何承天的《安邊論》正是基於南北軍事競爭的實際，提出了“安邊制敵”的戰略思想。
《安邊論》不僅對劉宋王朝及整個南朝的軍事政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且在中國古代兵學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宋書》作者沈約贊曰：“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
附：《安邊論》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眾，二州臨境，三王出籓，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眾。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蕩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
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繦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徵，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鬥，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
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鑑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
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搜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捲河冀，電掃嵩恆，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
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盪。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遊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逾濟，既獲其利，乘勝忸忄犬，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御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眾，馳車奔馹，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眾之勞，有捍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縣也。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扼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暗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諮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
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
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幹。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
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
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搜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
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御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方將，漸就隻立。
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
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眾。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竿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沭、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禦敵之要也。
1、在“兵民是勝利之本”上的傳承
荀子在《議兵》篇中說：“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徵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國家政通人和是最高境界的凝聚，上下團結如一人，防守的時候就會堅固無比，出征的時候就會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何承天認為：“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眾。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不要小看邊境地區耕田植桑的百姓群眾，把他們發動起來，比萬里長城還要堅固。把1000家組織起來，比防守邊關的一旅之兵還要多出數倍；把10000家組織起來，就相當於防守邊關的一軍之眾。寓兵於民，潛在的軍事力量就會大增，敵方卻不加戒備；寓兵於民，國家因此富強，百姓民眾卻沒有增加負擔；寓兵於民，勝於單純的駐守軍隊，因為駐守軍隊只靠國家供養，而不能生產自給（“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因此，單純的依靠軍隊防守邊關，遠遠低於在邊境地區的寓兵於民的功效。
荀子是從政治高度來論述百姓群眾的支持是最強大的國防力、軍事力；何承天的“寓兵於民”的戰略設想亦是基於荀子的觀點，進一步提出要積極主動地把百姓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更是對荀子凝聚民心的創新與發展，亦可見到商鞅變法與曹操屯田制對他的啟發。
何承天的“寓兵於民”之所以有商鞅變法的印痕，我們可以直接從荀子的記述中看到。荀子對“秦之銳士”的記述是：“秦人，其生民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鰍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鬥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通“徵”），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其中重要的一條是“五甲首而隸五家”，此即備受後世攻擊的“連坐之法。”但客觀地講，“五甲首而隸五家”之法就是最早的“寓兵於民”。
2、“自覺按富國強兵的規律行事”上的傳承
在秦國國相范雎問及荀子進入秦國考察後有什麼感想時，荀子是這樣回答范雎的：“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同“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何承天在《安邊論》中指出：“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
荀子與何承天在論及秦國的富國強兵都用了一個“數”字，這個“數”就是富國強兵的規律。
3、在“治軍的最大短板是隻顧眼前、離心離德”上的傳承
荀子在《議兵》篇中說：“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荀子認為齊兵以技擊見長卻是“亡國之兵”，因為他們是用金錢買來的僱傭軍；魏兵經過高強度訓練單兵作戰能力極強卻是“危國之兵”，因為征戰頻繁對他們的賞賜過多，導致國家財力下降，無以為繼。
何承天在《安邊論》中說：“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這裡的“齊用技擊”就是“齊之技擊”；“梁用走卒”就是“魏氏之武卒”。此幾句的詞組結構，亦證明了荀子《議兵》篇對何承天《安邊論》的影響。
六、（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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