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我不是说俱乐部或中国篮协是坏人。但从历史角度，姚明显然是英雄角色，没有中国取得的进步，他不可能担任这种角色。我觉得他走到了通向NBA遥远征程的最后一步，他已经赢得了所有重要的战役，得到了所有可能的支持，做了所有正确的选择，所以如果有人最后一分钟说，“打住”，那么我会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非常失望。另外，中国方面如果这会儿阻止他，会显得与官方自我展示的形象背道而驰，官方说中国正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融入地球村、更加尊重个人。如果不允许最好的运动员释放他的潜 力，那会说明什么呢? 我一直试图安慰姚明，对他说，“你没有超越你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在争论你是否该进NBA———我们是在处理进NBA的一些细节问题”。中国历史上曾有几个那样的阶段，如19世纪的改良运动，朝廷内部的革新派试图改革，让中国走进现代纪元，但他们的主张超越了他们所处的年代。如果他们运气好，只是被流放，更可能的结局是被砍头。“姚明，你跟着时代在走。”我说，我相信时代对他有利，他生逢其时———不至于掉脑袋。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跟中国篮协的谈判，一切又像从零开始。他们不想跟我和章明基谈，只跟陆浩谈。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说无法跟我们谈，因为在处理王治郅的事情。不用说，这令人沮丧、精神紧张，因为只有在中国篮协向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篮球的管理机构）签署放行令后，姚明才能自由地与NBA签约。火箭队当然也会理所当然地小心行事，不会用首选权去挑一位不能签约球员。所以他们告诉章明基和我，如果选秀前三天，中国篮协还未向FIBA提交放行令，他们就会将首选权与别人交换了。我们明白，这样做等于表明事情出了岔子，又会使其它球队也不愿选姚明。在这种情况下，天知道姚明会在选秀中落到哪个队。中国篮协终于将注意力转向我们，但我很紧张，因为他们只是说“后天争取跟你们见面”之类的话。最后中国篮协有人告诉陆浩和姚明妈妈，准备好通知国际篮球联合会，告知姚明被放行了。那是选秀前4天，也是火箭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太好了，事成了。但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听说中国篮协未准备好签放行令。我们从云端一下跌落，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的解释是，在看了FIBA的放行表格时，他们发现了措辞上的问题。表格里的意思是，姚明没有义务在中国打职业球赛。但中国篮协非要说表格里表明，姚明没有义务打中国的任何球赛，但事实上他有义务———为国家队、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打球。他们说不能签，因为签了就意味着姚明再也不需要回中国打球了。
第二天，我们担心得不得了。没有时间了，他们不肯签字，而且不肯签的原因很荒谬。
那时，我经历的挫败和失望已经很多了，再多一点我也不会被打垮。我想，谈判在最后时刻进进退退，是因为虽然中国篮协很多人想帮我，但不是人人都支持。少数人没有考虑怎样对我有利、对中国篮球有利，他们只想显示手中掌握着权力，作出对自己有好处的决定。
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会损害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中国篮协说，“好吧，算了，我们不走了。”但那些滥用权力的人也不会让事情到这一步。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无论他们作出怎样的解释，公众都不会接受。
最后，篮协只拿到了我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他们不配得到什么。这事让我更加觉得，最后的拖延是为了显示他们手中的权力。在利益方面，中国篮协相对于东方队得到的少些，在形象方面，由于临时出台的两个规定，中国篮协得到的全是负面报道，记者们责怪他们拖时间。
许多球员上体校，而后进青年队，再到省市一级的队，然后进入国家队。也许很多运动员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而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的路和其他人一样，但我总觉得，有些事不一样，总有事情进入我的生活，改变着我，让我更快地踏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一路上，刘炜一直陪伴我左右，而王治郅在我前面，让我有追赶的目标。较早的时候，我就得到去巴黎的机会，看到篮球在国外的情形。尔后我去了美国，让自己明白我还行，需要继续进步。
当我几乎和王治郅一样好的时候，我打了第一次奥运会，见到许多比他还好的球员。当他去了美国之后，我赢得了一个锦标赛冠军。
人有一个目标，就会尽全力跑向那个目标。如果没有，他会慢一些。看别的球员，可以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我所有的，王治郅就没有。总是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推动我攀登更高的水准。我不知道把它称作什么———巧合、运气，它总是在那儿等我。我想是命运，与其它因素一道，造就了我今天的成绩。中国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也有出国的，也有艰难地为自己做决定的，但没有人经历我走的路。在我和王治郅之前，中国那些闻名世界的运动员从事的都是中国体育的强项———跳水、体操、羽毛球、乒乓球。但篮球不是这样，篮球是西方的运动，我们从不擅长。所以对中国来说，有一个篮球明星意义重大，因为这说明，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跟西方竞争。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信念了。在我之前，有些杰出的中国运动员出国，在国外获得成功，但国内的人对此并不高兴。何智丽是乒乓球世界冠军，由于对国家队对待自己的方式感到不满，移居日本，入了日本籍。她成为巨星，打败了一个中国选手，获得了亚运会冠军。但许多人还是恨她，说她是叛徒。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几天，我重复火箭选姚明的条件，中国篮协保证放行的条件。选秀前两天，戈德堡还在说，“照目前情况，我们不能选姚明。”那可是选秀的前两天! 白天我跟中国篮协解释火箭队的立场，晚上帮火箭理解中国篮协的言论。我帮戈德堡起草他发给中国篮协的信。我也给中国篮协提建议，怎样告诉火箭队姚明能去NBA，让对方安心。他们无法承担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姚明当不了状元秀的责任，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不能对一个外国机构说“好”。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起草一份声明，让火 箭放心地选姚明，同时，又保护他们在进一步谈判中的利益。休斯顿也有两个需要———保证如果他们选姚明的话，他能打这个赛季;同时不能让步太多，以免赛季中姚明被召回国。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去见前国务卿、我的法律合伙人詹姆斯·贝克，这一切就开始了。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国总统、首相的照片，给人深刻的印象。“你已经看过报纸了，”我说，“我现在要和中国人谈判了，给我些建议吧。”
“他们很强硬，”他说，他给了我些一般性的建议。然后说，“读读我这本书。”那是一本《外交政治学》。詹姆斯对此事的参与也仅止于此。老布什更只是写了封推荐信而已。
我把与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总是放在幕后，虽然我某些时候会考虑利用一下，但我从不需要把这些全抖出来。
离选秀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明白，与东方队和中国篮协的谈判都无法如期结束。不知道姚明能不能被放行，我们能不能首选他。因此，选秀的前一天，我们送了一份声明请中国篮协签署，以取得国际篮联的批准。其中一句是这么说的:“在此确认:姚明没有受到任何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球员合同的制约，无须在上海东方队及中国篮协其它球队打球。”
我得到这样的回复:“收到你们要求签署FIBA放行令的信件后，我们立刻把你们的信转给了上海东方队并请他们尽快回复。我们得老实地告诉你们，东方队仍然与姚明有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同。NBA选秀将近，我们仍然希望姚明能被火箭队选中。我们此前关于姚明的讨论是有效的、建设性的并富有诚意的。”
我又发了一封信给主席说，“得不到放行令，别指望姚明成为选秀状元。”我很快得到白李的回信:如果休斯顿火箭队首选姚明的话，我会跟陈主席商量，就不需要谈判新的条款了。选秀当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了陈主席的传真。马上我就给章明基打了电话。“上面说什么?”章明基问。“不知道，上面是中文。”
我让章明基翻译，同时又让香港的一个朋友帮忙。他们分别看了后，都说这基本上是重复了白李的信，我们知道事情再不会出现其它枝节了。上面有我需要的那一句话吗?没有。足足三页纸里，找不到那一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双方差距终于弥合了，但一方得先做出信任姿态，我觉得归功于火箭，归功于戈德堡。他用中国方式考虑问题，而没有坚持用美国方式理解事情。当然，事情的发展证明他的冒险是正确的。
最后，一半要归功于宏观大环境，中国政府的改革使之成为可能。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所有这些使姚明能成为NBA明星。由于中国足球的失败、对体育宗教般的追崇、体育对民族自尊心的意义，在民众中产生了一些情绪。姚明就像悬崖边的一块石头，只要稍微推一下就行了，无需费多少力气。轻轻弹一下，它就轰轰隆隆滚下山去了。
大家都从上海飞去北京，他们把姚明和父母置于TNT电视台的镜头前，在选秀的过程中对他进行实况转播。我决定不去，回家睡觉了。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去了北京。选秀过程中我们在CNN的一间非常小的演播室，没有屏幕，我们听到的只是查尔斯·巴克利大谈火箭队选姚明是多么愚蠢。姚明听到这一切，戴着一顶小了6号的火箭队帽子。我们回到国家队训练中心的巴士上，我问姚明感觉怎样。他没回答。他转过来问我，“查尔斯·巴克利是哪里人?凤凰城?”
“他在那儿打球，但实际上来自阿拉巴马。”“嗯。”他所说的就只有这些。
许多人问我，“休斯顿火箭让你做状元秀，你感觉怎样呢?兴奋吗?”有时我说是，只是因为这么说显得得体。其实我并不兴奋。首先，我已经知道自己会做状元秀，或者，至少知道可能性很大。其次，这事我已经等得太久，真正到来时已经不是惊喜了，我只是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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