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數據顯示，截至週五晚間，德國經實驗室確認的感染病例已超過9萬例，僅次於美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是德國目前有1275人死亡，死亡率約為1.3%，而歐洲其他國家的死亡率均不低：意大利為12%，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約為10%。
為何德國的新冠死亡率如此低，是因為他們有什麼獨特的藥物麼？答案並不是這樣。其實德國的優勢並不是治療，而是在於在患者出現重症之前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1、檢測
事實上早在1月中旬，大多數德國人還沒有對這種病毒多加考慮之前，柏林的夏裡特醫院就已經開發出一種測試方法，並將配方發佈到了網上。
到今年2月，德國出現首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時，全國各地的實驗室已經積累了一批檢測工具。
到目前為止，德國每週進行約35萬次冠狀病毒檢測，遠遠超過任何其他歐洲國家。早期和廣泛的檢測，使當局能夠在疾病大流行後具有傳染性時隔離已知病例，從而減緩大流行的蔓延，它還使挽救生命的治療得以更及時地實施。
德國海德堡大學醫院病毒學專家漢斯-格奧爾格·克勞斯利奇教授說：“如果我們能及早診斷並及早治療病人，比如在病情惡化前給他們戴上呼吸機，那麼他們的存活率就會大大提高。”
除了對大眾的檢測以外，醫務人員，特別是有感染和傳播病毒風險的人員，要定期接受檢測。
4月底，德國衛生部門還計劃開展一項大規模的抗體研究，每週對德國各地的10萬人進行隨機抽樣測試，以確定免疫系統處於 何種水平。
波恩大學醫院病毒學研究所所長亨德里克·施特雷克教授說，確保廣泛檢測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患者不需要為此付費。他說，這是疫情爆發最初幾周與美國的一個顯著區別。上個月德國國會通過的冠狀病毒救助法案中，確定提供免費檢測。
他說：“沒有醫療保險、喉嚨發癢的年輕人不太可能去看醫生，因此有感染更多人的風險。”
2、追蹤
除了大規模檢測，追蹤也是德國新冠死亡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施特雷克教授舉了一個例子，一個22歲的年輕人沒有任何症狀，但是他的單位——一所學校要求他進行檢測，因為這個年輕人之前參加過狂歡節活動，而參與活動的其他人中有人確診感染。於是他們很快給這個年輕人做了檢測，發現他也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儘管沒有症狀。
與之相對比的是，在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檢測在很大程度上僅限於出現症狀的病人，所以這個人在別的國家可能會被拒絕接受檢測，而在德國不一樣。
這個年輕人確診之後，他所在的學校就關閉了，所有的孩子和工作人員都被要求和家人在家隔離兩個星期，並有大約235個人 因為這個確診病例而接受了檢測。
“測試和跟蹤是在亞洲取得成功的戰略，我們試圖從中吸取經驗。”施特雷克教授說，“之前德國也犯過錯誤，從奧地利滑雪 回來的德國人沒有及時檢測和追蹤，導致病毒出現了擴散。”
在冠狀病毒席捲德國之前，德國吉斯大學醫院有173張重症監護病床，配備了呼吸機。最近幾周，醫院匆忙增建了40張病床，並將在重症監護病房待命的工作人員增加了50%。
醫院肺部感染專家蘇珊娜·赫羅德自信地說：“我們現在有充分的能力，並且我們正在接收來自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的病人。我們在重症監護領域非常強大。”
在德國各地，醫院都擴大了重症監護的能力。今年1月，德國約有2.8萬張配備呼吸機的重症監護病床，即每10萬人有34張病床，而相比之下，意大利是12人，荷蘭是7人。
目前，德國有4萬個重症監護床位。
一些專家謹慎樂觀地認為，社會疏遠措施可能會使新冠感染增長曲線出現平穩，使德國的衛生保健系統能夠在不生產像呼吸機這樣稀缺救生設備的情況下，經受住大流行的考驗。
施特雷克教授還指出：“我們還準備為醫生制定指導方針，指導他們如何在必要時對病人進行分流。但我希望我們永遠不會用到分流的方案。”
4、信任
除了大規模檢測和醫療體系的準備工作，許多人還認為，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領導能力，是德國新冠死亡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原因之一。
默克爾在整個危機期間一直保持著清晰、冷靜和有規律的溝通，她對德國實施了越來越嚴格的社會疏離措施。這些限制措施對減緩病毒大流行的蔓延至關重要，並且幾乎沒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對，得到了廣泛的遵循。
與此同時，通過應對危機，默克爾的支持率出現飆升。
“也許我們在德國最大的優勢，”克勞斯利奇教授說，“是政府最高層的理性決策，以及政府在民眾中享有的信任。”
最後，除了以上這4個原因以外，德國專家還表示，德國新冠感染者的平均年齡是49歲，而法國和意大利均在62歲，或許年輕也是一種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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