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各国采取的抗疫措施也不断升级，其中部分国家还对出入境旅行实施了禁令，从而使这场危机形成了对全球化进程的“巨大考验”，与此同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导全球的“自由市场”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等原则，也受到了巨大的考验。
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地区，都处于恐惧与担忧之下，唯恐其人口会被病毒无情吞噬。
美国著名思想家、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谈到，“新自由资本主义本身，正是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遭遇失败的原因所在”。需要指出的是，乔姆斯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曾撰写120余本著作，发表文章数千篇，获得过无数的奖项，目前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和行为科学学院的荣誉教授。
乔姆斯基表示，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很久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世界大流行的出现，但是处理这类危机的必要预防措施，却因经济体系的残酷性所阻止——这种经济体系根本不在乎防止未来的灾难，因为这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
野蛮的自由主义
这位美国思想家以其对“野蛮的自由主义”及对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尖锐批评而闻名。
乔姆斯基解释称，美国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有着糟糕的记录。他还指出，多年以来，科学家们已经对大流行疫情的出现发出了警告，特别是自2003年非典爆发之后。乔姆斯基认为，自那时起，建立快速响应制度以应对疫情扩散的时机就已经成熟，并需要储备必须物资，采取措施研发相关病毒的预防和治疗模式。
乔姆斯基补充称，但是科学的理解还不够，“必须有人付之实践”，但是由于当代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弊端，这一选项被取消。
乔姆斯基指出，“市场信号非常明确，预防未来的灾难无利可图。政府原本能够进行干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奉行的理念——政府正是麻烦，这种干预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将决策权完全移交商界，而该领域却只重视行业与个人利益，缺乏关心公共利益的个体。”
乔姆斯基补充称，“随后的几年给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剂苦药，野蛮的新自由主义由此产生了扭曲的市场形式。”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呼吸机出现匮乏，从而使资本主义的顽固弊端暴露无遗。乔姆斯基指出，美国卫生部在疫情发生之前已经预测到了出现世界大流行的可能性，并与一家小型公司签约，以生产廉价且易于使用的呼吸机。
乔姆斯基补充称，但是后来，资本主义的逻辑却对此进行了干预。一家大公司收购了这家小公司，并将该项目边缘化。“在2014年，这家大公司没有向政府交付这批呼吸机，而且根据3名美国联邦医疗研究机构前任官员们的说法，该公司的高管们还向该机构的官员们表示，他们想要取消合同，因为这项合同为公司创造的利润不足。”
新自由主义的危险
乔姆斯基认为，这场危机凸显了雇用私营公司对公共医疗领域所构成的风险，这些公司重视的只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这通常与政府为未来危机作准备的目标不相一致。
这位美国思想家表示，按照新自由主义学说，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公司高管的任务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对这项“道德义务”的任何背离，都将摧毁“文明生活”的基础。
乔姆斯基指出，新冠危机产生的花销将非常巨大，甚至令人震惊，特别是对于贫穷和弱势群体而言，他认为，美国现政府虽然提前得到了有关可能发生重大疫情的警告，却仍然选择以商业的方式来处理危机，如果我们对这种后果加以考虑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大的罪行。
乔姆斯基表示，我们很容易将应对这场危机的灾难性反应归咎于特朗普，“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未来再次发生灾难，我们就必须看到以后，特朗普上台的背景，是一个在持续40年的新自由主义中已经病态化了的社会”，“自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上台以来，资本主义就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乔姆斯基认为，里根对富人的慷慨，与今天发生的一切有着直接关系，这导致了政治变革并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该政策旨在为少数人谋取利益，而其他人则因此陷入困境。
乔姆斯基在评论中指出，那些重视在当前的危机之下重建一个适于生存的社会的人们，他们对历史学家维杰·普拉萨德的呼吁进行回应将是一件好事，后者认为，“事情不会恢复如常，因为这种如常的状态正是问题所在。”
开创性的学者
乔姆斯基被誉为现代语言学创始人，他提出了开创性的“句法结构”等理论，对20世纪的语言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加入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和行为科学学院以来，他还多次对其提出的语言学理论进行了修改，但是保持了最基本的假设。他还提出了“语言与思想”，“句法理论”和“最简方案”等理论。
在政治领域，除美国外交政策外，乔姆斯基对无政府主义哲学早有兴趣，并在媒体上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称为“无政府主义反对者、自由社会主义者”。
1968年，乔姆斯基因支持学生抗议运动，而被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列入“国家公敌”的名单，并数次被捕。1967年，乔姆斯基在其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中，提出对美国军事入侵越南的反对，而被列入“新左派”的名单。
乔姆斯基认为，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袭击之所以著名，只是因为它是针对西方的外部行动。他还指出，没有人记得发生在1973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情，当时，美国支持了智利的一场流血政变。
乔姆斯基还反对2003年美英对伊拉克的入侵，他后来还强调，正是这场入侵，摧毁了伊拉克社会，并使宗派主义趁机崛起，才为ISIS的出现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担心阿拉伯地区会出现任何真正的民主。
乔姆斯基在2012年10月访问了加沙地区，并与加沙人民团结在一起。乔姆斯基总是强调，以色列采取的是使风险最大化的政策，“这些政策选择牺牲安全而实现扩张，导致了道德败坏与国际孤立，并剥夺其合法性，并可能最终导致其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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